黄佟佟
困境里的人大概真的能静下来。
闲来无事,就和这些年只记得从前不记得现在的爸爸聊人生。
我爸出生于1941年,生日与我相近,也是金牛座。老家的房子筑在一个古渡口的高处,是一个豆腐作坊,兼卖一点米酒。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性格很刚烈,爱交朋友,爱喝酒,还去屠猪场打点散工,帮肉店老板杀猪,所得大概是一捧碎猪肉,熬成猪油,就是一家人的伙食底子。那时候,崇尚多子多孙,我爸爸是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还有一对弟妹。但他五岁多的时候,我爷爷就得一种急病去世了。爷爷的去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舆论上的凌迟,村里人悄悄流传着一则秘闻,说他的死亡是因为误杀了一头灵猪,迷信的乡人们警惕地盯着这倒霉的一家人,害怕与这家人接触,这让孤儿寡母的处境更加困难,这也是我父亲一生都敏感自卑的原因。
我妈妈虽然常常和我父亲吵架,对于他的身世却颇感同情,“可怜他五岁就死了爷”。也就是凭着这一点朴素的善良,让他们俩撑过了漫长的五十年的婚姻。父亲于我,是远的,因为他沉默寡言,几乎不显露自己的感情。因为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我记忆中几乎没有父亲的形象。
不过,我后来理解了,心理学上,没有见过父亲的人很难当父亲,因为他也不知道父亲应该怎么当。
我问爸爸:你对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爷爷有印象吗?
迷失在记忆碎片中的他迷惑地摇了摇头。
你连他高矮胖瘦都不记得了吗?
还是摇头。
“我一生只有两个父爱的印象。”他兴致勃勃地说起两件事,“很小的时候发生的,那时的我大概是婴儿,但是我就记得我爷(湖南话父亲的意思)在家里磨豆腐,磨完了豆腐揉了浆,然后他坐在凳子上,就把我抱在怀里,然后两只手罩住我的头,口里喊着,外面人来捉炳松伢子了,快点躲起来。”我爸爸惟妙惟肖地模仿着父亲罩住他的样子,恢复了婴儿时的那张脸,向上仰望与父亲对视时默契的眼光,脸上透露出不可思议的轻松与温暖。那一瞬间我震撼了,我明白了,那一瞬间才是他艰难人生得以不垮的最原始的爱的起点。
那另一次父爱呢?
“那一次就惨啰,我小时候在河边长大,所以喜欢去河里游泳。我的水性很好,在水里干什么都觉得自在,游累了就浮在水面上,游游荡荡,看着天上的云。但是隔壁邻居看到了,他以为我出了危险,就赶紧回去告诉我爷。结果我一回到家,我爷就疯狂地打我,我就在地上爬,一直从进门那里打到中间那个房,再打到猪栏门口,打得好惨啊,怕得要死。”我爸爸折了一张纸,讪笑着说,“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怕我淹死,所以打得特别厉害,让我记事。怎么说呢?这也是父亲的一种爱吧。”
我瞠目结舌地听着,想起了父亲完全凭意志改变的人生,五岁丧父,二十岁考到北京,成为四乡八里的传奇,上大学的钱是一分也无,公社给买了车票,破衣烂衫地去坐火车,列车员以为他是乞丐,直到他拿出录取通知书。大学四年从来没有回过家,因为没有钱,暑假孤零零地留在校园里帮学校刷煤气罐子赚一点零花钱。有了工作,经人介绍,然后才娶到了我妈,有了我和弟弟。他在我小时候几乎是一个不太有存在感的父亲,我们几乎不太对话,我一直不理解他,甚至不太了解他,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他一辈子的沉默与疏离因何而来。我爸爸的童年太苦了,他一生得到的爱,太少太少,少到他只能把父亲罩住他的头、父子俩默契的一对眼的瞬间,当成生命中永远的甜。
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的时候,有一句特别感动的台词:“我们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可以带着满满的爱回去,就是很圆满的人生。”童年是无可改变的,我们能为亲人做的,就是给他一个充满爱的晚年,带着满满的爱归去,就是最圆满的人生。
镜头能够看见的事物与能够表现出的事物之间的轨迹,穿过丰盛的浮辞和喧闹的表象,尽可能去发现和感受城市生活的丰饶巨大。
上海开埠伊始,就以独特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充满世俗气息的日常生活被释放出来,某种意义上说,是引领全国风气的。上海的历史、当下和未来不该被理解为抽象的,没有人物而只有事件和数据的记录。摄影师应当毫无假借地带领我们去亲历最具体的人性和最具体的生存,拍摄城市是要表述自己对城市的发现,展示自己对城市意义的理解,进而确定自我在其中的真正所在。这也要求摄影师对城市有个性化的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地域性”始终是重要的基础和策略。在通常思维中,“地域性”注定狭窄,但只有缺乏自觉的“地域性”才是狭窄和乏味的,一个摄影师的“地域性”就是他的出发点,面前必然是广袤的天地。
城市摄影有着无穷无尽的题材。事实上,正是由于摄影作品的提示,我们才终于能够为一个不断演变的时代和社会赋予视觉的支点。如果没有摄影作品所揭示的诸多细节和纹路,我们就不可能有效理解生活在其中的家园。优秀的摄影师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谦恭,人成为影像里安放一切的中心,生活的质地在细节之中闪耀,城市的历史性肌理和图谱由于人的存在而得到了更加饱满的呈现,这是城市摄影的核心内涵。
(图片来源:《上海摄影》第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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