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真凶终于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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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5-06-21 10:28
20年前的真凶终于查到了
文|唐晓宇
殷安红一愣,抬头看见男子凶相毕露,那眼神令她终生难忘。她未及回答,男子已从身后亮出一把铁榔头,重重砸向她的头部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负责人蒋长兰的案头有一本案卷,仅267页,却有20年沉甸甸的分量。蒋长兰是这起20年前小卖店积案的办案检察官。
翻开旧案卷,纸张已泛黄,手写的询问笔录字迹却仍清晰;凶案现场勘验照片鲜明完好,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两年多以来,蒋长兰无数次拿起这本案卷,反复阅读、反复研究。每当全神贯注地对着这些泛黄的案卷,蒋长兰就有一种“穿越”当年的感觉……
2025年2月6日,蒋长兰的办公电话铃响起,电话正是这起20年小卖店积案被害人殷安红打来的。她想告诉蒋长兰,首批司法救助金已经打到她的账户上了。
“谢谢检察官,我们打算把房子装修下,正找人给孩子说媒……”由于长期的病痛,殷安红的声音依然低沉,但语调中已经透出了些许轻快和向往。听着殷安红絮絮叨叨地说着未来,蒋长兰明白,这起漫长的案件终于画上了相对完美的句号。
冬夜小店里,母子遭遇突袭
2004年1月13日临近春节,傍晚的惠山区某乡镇某村颇为冷清。这里虽地处偏僻,却靠近铁路,客源流动带动了周边的生意。但春节前的返乡潮带走了大量客源,沿街一排的店铺早早关上了门。
唯一透露着灯火的就是殷安红家的小烟酒店。殷安红是个33岁的精干女子,勤快且为人爽利,很受邻居们欢迎。她12岁的儿子小陶乖巧懂事,成绩优良。丈夫陶有到此时正在上海学习机械维修技术。对殷安红一家来说,生活充满了奔头。为了多挣一些钱,在这寒冬晚上,殷安红还是坚持带着儿子小陶看店,等候生意。
当晚7点15分左右,母子两人正在吃晚饭,一名穿深色衣服的矮瘦男子闪进店铺。殷安红离开饭桌去招呼顾客,男子说想买一包烟、一个牙刷,他问了价格。双方为了香烟的几角钱讨价还价一番,男子嫌贵离开了。没多久,男子又回到小店,殷安红再次起身接待。这一次,男子不再还价,直接要了那包烟。但是当殷安红问男子要钱时,却听男子突然问:“钱放哪儿了?”
殷安红一愣,抬头看见男子凶相毕露,那眼神令她终生难忘。她未及回答,男子已从身后亮出一把铁榔头,重重砸向她的头部,殷安红倒地失去了知觉。12岁的小陶正埋头吃饭,听到异响回头看时,男子已经站在他背后,他也被男子一榔头砸倒在地。小陶当时并未晕过去,但机灵的孩子知道事情不妙,忍着疼痛假装晕过去,这才躲过一劫。
男子见母子二人都没了动静,随即返回外面的柜台,劫走柜台内仅有的60余元现金,消失在夜色中。听到脚步声远,未完全失去知觉的小陶强忍着疼痛,跑出小店,到邻居家中求救。邻居立即报警,当时离袭击发生仅仅过去不到10分钟。
警方赶到时,现场仍保持完好。殷安红倒在血泊中,地上丢着一把沾血的铁榔头,此时才陆续有群众闻讯赶来,看到现场的情况无不震惊。
此案发生时将近春节,小店靠近公路、铁路等交通枢纽,犯罪手段凶狠。消息一经传播,立即在周边地区产生了恶劣影响。
追凶20年不放弃
“很惨。”惠山区人大代表、被害人所在村党支部书记陆晓骏回忆当年场景时说,他是最早赶到案发现场的村干部之一。从事基层工作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严重的犯罪现场,“当年殷安红伤势较严重,疼痛持续不断”。
由于案件影响很大,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工作。为最大限度保留证据,警方派人24小时看护现场,负责勘验检查的刑侦技术人员对现场反复梳理了好几遍,提取检材、拍摄照片,不放过一丁点的蛛丝马迹,尽最大可能寻找证据材料。然而,除了在犯罪嫌疑人购买的香烟的盒上提取到半枚指纹,警方并未发现更多突破口,甚至在作案凶器铁榔头上,也没找到有用线索。
如此狡猾,是否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是惯犯?困于当年技术水平,在比对了指纹库样本后,警方并未锁定可疑目标。考虑到小店临近铁路,犯罪嫌疑人异地流窜作案也是一种可能。根据被害人描述,警方绘制了犯罪嫌疑人画像,以小店为中心展开拉网式排查。车站、市场、工地……可疑人员全部覆盖,却未有斩获。
随着时间流逝,找寻真凶的希望渐渐变得渺茫。案件悬而未破的岁月,对被害人殷安红一家来说格外漫长难熬。法医鉴定认定,殷安红因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构成重伤,系肢体一级残疾,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小陶双侧顶骨凹陷性骨折,虽为轻伤,却也留下了后遗症。
从此,殷安红终日卧床不起,小陶的成绩一落千丈,陶有到只能辞职回家照料母子,小店被迫关门,全家仅靠政府低保、亲友接济度日,医疗费累计超30万元。最让一家人不安的,则是凶手始终没有落网。他们多次写信申诉,要求查明真凶。
半枚指纹留下关键证据
时间转眼到了2022年12月,蒋长兰接到上级检察院转发的被害人家属陶有到的一条申诉线索。
蒋长兰调来案卷,翻看着发黄的纸页,案件内容唤醒了她尘封的记忆。原来,当年她作为新进检察干警,曾跟随办案检察官提前介入此案。虽然案件一直未移送至检察机关,但她对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并不陌生。再看申诉内容,饱含辛酸,不难体会殷安红一家这些年来的痛苦。
为查明情况,蒋长兰联系了陆晓骏,在他的带领下登门走访殷安红一家。当年12岁的小陶已经长大成人,正在上班,没能赶回来和检察官见面。
蒋长兰只见到了年近六旬的陶有到和殷安红。殷安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一直躺在床上,身形消瘦,说话含糊,行动都靠丈夫背负。陶有到为照顾妻子,长期操劳,两鬓斑白。微薄的收入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令检察官动容的是,夫妻俩这么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互相支持着对方。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询问,检察官复盘了当年的一些案件细节,厘清了被害人诉求。回程途中,蒋长兰久久凝视着案卷里的现场照片。得益于案发时警方扎实的工作,照片仍然清晰。斑驳的血迹、掉落的凶器、恐怖的伤口……现场仿佛仍在面前。
蒋长兰隐隐感到,案件又到了自己手上,这不是偶然的轮回,而是公检两家合力追寻真相的又一个机会。她迅速将基本情况汇报给惠山区检察院及无锡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无锡两级检察机关成立以刑检、控申检察骨干为主的专案组。两级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检察长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包案办理直至信访实质性化解。
专案组引导公安机关重启侦查,提出两个建议:一是选任当年的案件承办民警继续侦查此案。二是运用最新算法重新比对现场那半枚指纹。公安机关完全采纳了检察机关建议。幸运的是,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让原来的“不可能”有了新的“可能”。
所有的等待都没有被辜负。警方从尘封的证据材料中重新提取了现场残留的半枚指纹样本。经过检验比对,犯罪嫌疑人高平江被筛出!
时空特征还原拼图
有了目标人物,检察机关迅速引导警方展开侦查工作。高平江,男,50多岁,多年前曾来江苏打工,在与案发地仅一河之隔的邻市某机械厂工作,在那里已经待了20多年,一直孤身一人,甚至没有结婚成家。周围群众反映,高平江脾气暴烈,有动手打人的记录。
经过比对,高平江无论是样貌特征,还是其案发前后的行踪轨迹,都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情况相吻合,其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2023年6月14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平江抓获。在初次讯问中,面对缜密的政策攻势和指纹鉴定等有力的证据,短短一个半小时,高平江就低下了头:“我有事情要交代……”
或许知道罪责难逃,高平江在此后面对民警、检察官的讯问时,供述产生了反复。其虽未全盘否认当年罪行,却在诸多细节上提出辩解。他的辩解主要有两点:一是质疑伤情鉴定结果。他避重就轻,一口咬定自己只是谋财,没想杀人,两名被害人“不可能有那么重的伤”。二是多次否定作案工具的真实性。他认为警方在现场提取并保管了20多年的铁榔头不是他的作案工具,理由是原来那把被他“扔河里了”。
犯罪嫌疑人已经抓获,但由于时间隔得太久,案件的诸多细节难以落实,这使得整个证据链条并不稳固,甚至有可能影响案件定性,有发生翻车的风险。这是积案办理最大的阻碍之一,也是评判办案质效的关键因素。在全面审视案件现有证据材料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两家达成共识:这起案子一定要查透彻、查见底!
面对高平江的辩解,专案组反复审阅案卷,挖掘并敲实每一处可能被忽略的细节。在伤情鉴定方面,惠山区检察院邀请无锡市检察院指派法医鉴定人,对当年警方出具的法医鉴定报告进行复核。法医综合两名被害人病历、出院记录等材料,给出明确结论——两名被害人一重伤、一轻伤的鉴定意见无误。
为厘清铁榔头的来龙去脉,专案组将分散、片段的证据材料重组,沿着案发当晚时间轴重构了作案经过。首先根据铁榔头上的指纹、工具特征、掉落场所等判断,从高平江实施犯罪到被害人小陶向他人求救,其间仅仅过了10分钟,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其他人进入现场的可能性较低,现场勘验检查也证明并无其他人进入犯罪现场,遗落在现场的铁榔头理应是高平江携带的作案工具。再从铁榔头上残留的血迹,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提取血迹样本进行鉴定,DNA鉴定意见排除了所有影响证明力的可能性——血迹与被害人殷安红基因样本完全相同。这些工作让铁榔头是作案工具的关键事实得到了补强。
高平江到案后的态度令专案组心生警觉,为保障后续赔偿款执行,专案组建议公安机关查封其名下存款和房产。
2023年12月12日,惠山区检察院以被告人高平江涉嫌抢劫罪向惠山区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高平江仍心存侥幸,对伤情鉴定、作案工具进行辩解,但面对缜密的证据,最终认罪。
2024年3月6日,惠山区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一审以抢劫罪判处高平江有期徒刑十四年,赔偿被害人殷安红母子107万元。高平江未上诉。
公开听证解决被害人质疑
在高平江到案后,警方就第一时间通知了被害人殷安红一家。在电话里,殷安红声音颤抖,反复确认:“是真的吗?真的找到他了?”
最初的欣喜很快过去。多年前血淋淋的伤疤被再度揭开,带给殷安红一家的除了伤痛,还有诸多不甘愤懑。隔着20年的时光,他们反复回忆当时的情况,纠结于案件细节,对判决结果将信将疑。
比如被害人殷安红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有个人陪他(高平江)一起来的,为什么没抓到同伙?”
而丈夫陶有到和儿子小陶的疑问跟被告人高平江一样,都聚焦于伤情鉴定报告。只不过他们的观点与高平江截然相反,认为“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鉴定意见不正确,应该是两名被害人均构成重伤。
对于高平江无法支付判决书认定的107万赔偿款的实际情况,被害人一家也提出了疑问。
为解开被害人一家的“心结”,2024年11月5日,无锡市两级检察机关共同召开了听证会。当天,社区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听证席上,应邀莅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严肃地翻看材料。旁听的村民代表不时窃窃私语。陶有到用轮椅推着妻子殷安红早早坐在申诉人席位上。当投影仪亮起,20年前的现场照片、指纹比对图谱、高平江供述视频依次呈现,现场鸦雀无声。
“被害人陈述凶手高平江还有个同伙,凭什么只认定高平江一人?”有听证员发问。检察官出示了当年的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证实仅殷安红一人提到高平江有同伙,且无指纹、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印证;高平江供述是独自作案,没有同伙。
对听证员和被害人都极为关心的伤情鉴定问题,无锡市检察院法医作为专家辅助人到场,从专业角度释法说理,通过侦查实验模拟了高平江犯罪时的击打情况。面对被害人殷安红,高平江为使其失去反抗能力,下手极重;根据殷安红病历,其头部可见5处头皮挫裂伤,意味着至少被打击5次,有粉碎性骨折,伤及颅骨下硬膜,鉴定意见为重伤并无不妥。
而高平江对被害人小陶下手时,是从背后悄悄接近,行动较轻,铁榔头的击打力度相应变弱。综合病历情况来看,小陶双侧顶骨凹陷性骨折,系钝性暴力作用,未伤及颅骨下硬膜,鉴定为轻伤符合实际情况。警方出具的鉴定报告没有问题。
当天,检察机关邀请的听证员中有无锡市人民医院外科专家,对检察机关的说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这些工作进一步赢得了被害人的信任。
赔偿方面,检察机关也作出详细说明。判决结果一生效,检察机关就推动法院紧锣密鼓地开展赔偿款执行工作。高平江名下仅有3万元存款,拍卖掉他的住房后,最终赔偿款执行到位19.8万余元,其余部分待高平江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将随时恢复执行。
3个小时的听证会,殷安红和家属从最初的激动质问,到渐渐沉默,最后在息诉停访承诺书上签字确认。殷安红几度哽咽:“这个结果我等了20年。我相信你们(检察官)都是为我好……”
听证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司法温度仍在持续释放。在专案组的努力下,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启动联合司法救助机制,为殷安红一家成功发放了救助金。专案组协调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为殷安红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和帮扶,帮助这个家庭走出创伤阴影。
陆晓骏作为村干部代表,全程旁听了听证会。“这个结果经得起时间检验,”陆晓骏说,“他们一家也可以踏实过日子了。”(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