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来说,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高考的变化是不大的。考试的内容、方式、招生的规模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等等,都比较稳定。真正大的变化,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高考加分,其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种类明显比以前增多,幅度也逐步增大,对高考制度本身的冲击也更大了。
教育、考试历来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而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在精英的遴选和再生产过程中,承担了最主要的职责。
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加分,并没有什么不对,可以促进素质教育,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但是这些加分政策实施后,变得很难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考的简便性、明确性和公平性,也破坏了高考的政治—社会功能。
比方说,这些高考加分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少听取农村学生的意见,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很多地方在进行高考改革前,也都举行了座谈会、听证会。但是,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发现:高考改革这样一个牵扯农村学子命运的大动作,鲜有听说教育部门在农村学校举行座谈会,听证会上也很少出现农村学生代表。
温家宝总理就曾说,他发现大学里面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
事实确是如此。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国内一所排名前20位的大学,曾作过一个统计:
这所大学所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而且绝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来自城市,70%来自大中城市,20%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来自农村的只有6%。这些体育特长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都很高,说明他们的家庭条件大致都是不错的。
艺术特长生在高考中同样可以得到加分。而这所大学近年来招的艺术特长生,同样大多数来自东部省区,比例超过70%,西部省区占到15%,中部省区最少,不到10%。生源地也很集中,北京、广东、辽宁最多,占了70%。
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只有11%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
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普遍拥有比较高的学历,85%的父亲和80%的母亲拥有大本或大本以上学历。
这就反映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大城市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成本很高,农村孩子承受不了。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芭蕾舞。
但是从这些艺术特长生进校后的情况来看,他们中仅有4%学习成绩排名进入全部学生的前10%,仅有26%学习成绩进入排名前50%;更有19%的特长生,成绩排在最后几名。
我并不是反对大学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但是这种资格的认定,涉及很多部门,这个过程即使完全公开,也不容易监督。因为专家、评委说了算,他们才有发言权,一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
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类型的高考加分,作为高考改革的一部分,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不易于监督。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在这个领域里,公平比效率更重要。增进高考的公平性,才应该是改革的目标,要是不利于公平,就应该废止。
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很多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坚决不能放权,否则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大学应该是公平的、开放的,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都可以通过大学成为精英。大学尤其应该注意,照顾那些聪明勤奋的农村孩子,照顾穷苦人家的子弟。如果大学都成了金钱、权力与教育资源交换的地方,那大学就真正堕落了。
假如让我来提政策建议,那我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全国一张卷子,加强高考的“全国统一”,取消那些不容易判断、倾向性太强的加分,恢复“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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