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记忆与现实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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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05 09:20
距夏迪·努斯热提家百米之遥，就是八路军驻疆办事处旧址。与四周那些和内地风格一样的普通建筑相比，这座位于胜利路上中俄合璧式二层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在1937？1942年间，它是中共在新疆的办公场所，那时统治新疆的还是军阀盛世才。
57岁的乌鲁木齐市民夏迪，这样描述上个世纪60年代的这座城市：“大部分房子都是欧式的，有点像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有瓦房也有土房，房顶是尖的，门前有个台阶，看上去是两层，其实是一层。”
2005年，夏迪一家从平房搬出来，住进了在原地改建成的新楼房里。
如果不提及家世，夏迪就像街上走过的任何一个维吾尔汉子一样平凡––––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包尔汉。新疆解放前夕，包尔汉曾任国民政府新疆省主席，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9年在北京去世。
夏迪关于爷爷的记忆并不多，“他一直在中央工作，我们到北京才能见到他。”1985年，在新疆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包尔汉曾回过一次乌鲁木齐，住在城南的延安宾馆，“我们也就过去跟他聊聊天。”
夏迪的记忆
夏迪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他从读小学起就开始学汉语。那时学校里同一栋楼上，南边是汉语学校，北边是维语学校，夏迪选择了读汉校。
在乌鲁木齐，夏迪的家位于“南梁”，它包括了南起新疆大学、北至胜利路与延安路交叉口新华书店之间的这块区域，属于天山区，在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的南面。
夏迪回忆说，直到上小学前，他都是由鞑靼族的奶奶看管，跟汉族同胞几乎没有接触，“那时的乌鲁木齐，特别是在南梁地区，经商的俄罗斯人很多，听说是在‘十月革命’期间过来的。”
现在的夏迪有很多汉族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夏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的父母一直在教育我们，民族团结一定要搞好，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要说，事不要干。”“7·5”事件的发生，让夏迪大感意外，“这个事情太不像话了，我分析是被人煽动起来的，一些人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容易上当受骗。”
夏迪介绍说，在南梁一带，虽然是维吾尔同胞聚居区，也有汉族居住。他家旁边一个小区，就是新疆三建的家属院；在南梁范围内，还有乌鲁木齐酿酒厂家属院，住户也多是汉族职工。但这里并没有像北面不远处的二道桥及其他一些地方那样发生恶性事件。夏迪分析说，也许是因为“这边知识分子多”。
夏迪的人生经历不能称得上十分平顺，他刚读初一，“文革”开始了，爷爷和父母都被打倒，书念不下去，工作也找不到，“就像打黑工一样”，他四处帮人盖房子，又到新疆大学农场开拖拉机。“文革”结束，他才得到了进西安交大进修的机会。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新疆大学从事电教工作。夏迪称“文革”中的遭遇对自己打击太大了，其间打砸抢的事情发生过无数次，即使是这样，“只是观点不同，派别不同，也没有什么民族之间的区别与冲突。”
7月15日上午，夏迪走出家门，特地到火车南站一带走了走，那里位于乌鲁木齐城西，属于沙依巴克区，有一家规模庞大的商贸城，经营者多是汉族。
这次出行让夏迪很开心，“年轻人没有对我怎么样，就跟往常一样，很亲切，不然我真的会很伤心。”夏迪买了根煤气管子，又在一家报摊买了本航空杂志，心情舒畅地走回家。
新兴之城
位于二道桥一带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向来是引人瞩目之地。“7·5”事件发生后，甚至有媒体联系采访它的设计者王小东，提问说：大巴扎与“7·5”事件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小东这样介绍大巴扎的修建背景：“由于经济发展特别快，像国内其他一些城市一样，城市特色也在丧失，所以政府研究，能不能在市内选一条街，保留明显的地域特色。”
二道桥“民族风情一条街”由此修建起来，这条街北起南门的人民剧场，南到新疆大学。
作为“民族风情一条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巴扎于2003年建成，“先是香港一家投资方请我做方案，做完后，他们资金不够，2002年，改由新疆的宏景集团投资。”王小东说，在大巴扎修建之前，这里到二道桥一带，都是低矮的平房与小商铺，很杂乱，“建起来后，政府又投资几个亿，把解放南路拓宽，这一带的商场也就随着起来了。”
王小东生于1939年，现在的身份是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大学毕业后从内地来的乌鲁木齐，在这座城市生活已有40年。由他参与设计的还有乌鲁木齐烈士陵园、人民会堂、新疆博物馆、红山体育场等建筑。
王小东说，乌鲁木齐城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新疆刚解放，建设兵团在新疆大力发展，苏联也援助了一些项目，如南门的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俱乐部、二道桥百货商店、新疆医学院、新疆工学院等，都是在这个期间修建起来的。”此后，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更是迅速。
昆仑宾馆的中楼高8层，建于1959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曾是乌鲁木齐城区内最高的建筑物，并以“八楼”的别名，成为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标之一。歌手刀郎的一句歌词“停靠在八楼的2路汽车”，对很多人来说难以理解，其实就源于此。
84岁的老报人孟驰北是在1957年来的乌鲁木齐，“那时候城墙与城门没有了，但城市结构和刚解放时期还差不多。”
孟驰北的深刻印象是“满城都在唱歌”，“不论白天黑夜，一上汽车就唱歌，走到马路上，旁若无人地，头一仰就开始唱起来。”他当时在新疆日报社工作，他记得报社院子里也洋溢着歌声。“除此之外，这个城市是显得有些空旷的，公共汽车少，马路也少，但民族关系好得很。”
孟驰北回忆说，当时的乌鲁木齐老城区，北起北门，也就是现光明路与解放北路交叉口，南到南门，也就是现人民路与解放南路交叉口。
孟驰北说，维吾尔人很喜欢养花，很多人家都会有大花池，院子里架有葡萄架，葡萄架下摆张大床。乌鲁木齐没有蚊子，维吾尔人喜欢在葡萄架下的大床上吃饭，唱歌，睡觉。维吾尔人也是草原民族出身，非常喜欢热闹，闲暇时，几家人就聚到一个院子里聊天唱歌。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也住进楼房，在孟驰北看来，“从平房到楼房，是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乌鲁木齐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内地城市，这个过程还包括了各个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种趋同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孟驰北说。
恐怖活动新动向
在1989年5月19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骚乱事件的时候，特来提·吐尔逊还是一位刚进入统战领域的民族干部。生于1957年的特来提是库尔勒人，1979年考入新疆大学汉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先在政策研究室研究民族宗教政策，1988年调到统战部，之间除了在疏勒县担任两年县委副书记职务外，一直在统战部门工作。2003年，他又被任命为新疆伊斯兰协会常务副会长。
1989年的“5·19”事件是特来提亲眼目睹的此类事件的第一例。他对本刊记者说：那一年，来自甘肃的马忠评、马生福等人，拿着一些内地出版社出版的“伤害穆斯林群众感情”的书籍，煽动新疆穆斯林群众，乌鲁木齐天山区与沙依巴克区的千余人上街游行，后来增至三四千人，那天下午，人群汇集到人民广场，接着又先后冲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门与自治区党委西大门。
1997年2月，新疆伊犁发生“民族分裂主义煽起的民族分裂活动”，当时特来提曾到现场参与相关处理工作。在他看来，“分裂势力目标很明确，提出的口号就是闹‘独立’”。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分裂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有了新动向，即国际化倾向”，“新疆境内进行恐怖活动的分裂主义分子和境外不同国籍的恐怖主义分子勾结，进行人员培训、武器供应、参加相关的战争或者进行恐怖活动。”这份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0年6月，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25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这当中包括1997年2月2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交车爆炸事件。那一天，在不到5分钟内，市中心三条主要街道上接连发生3起公交车爆炸，3人死亡，70多人受伤。“之后几年，乌鲁木齐虽然也发生过一些大小的情况，但都没这么严重。”特来提说，直至“7·5”事件发生。
“都是中国人”
7月18日是周六，距离“7·5”事件发生整整两周。这天，乌鲁木齐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一家都市类报纸的头条新闻是《“7·5”嫌犯甄别初审工作结束》。
上午11时30分，本刊记者沿龙泉街东行。
“新疆民街”坐落在龙泉街上，是一座有典型西部民族风格的大型建筑。它的对门，一家叫做“五月花”的维族餐厅正在营业。24岁的餐厅经理外力来自乌鲁木齐县。餐厅有30多个职工，全是维吾尔族，来自喀什、阿克苏、吐鲁番等地。
外力说，7月5日，暴力事件发生后，餐厅就关了门，次日开门营业，但不见有人光顾，7日上午才开始有人过来用餐，“那天营业收入1000多元，5日之前每天都有1万多元。”直到7月17日，营业收入才恢复到3000多元。
“山西巷”即龙泉街，是“7·5”事件受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外力说，那天山西巷出事时，他们正在店里，“街上跑来跑去都是人，手里拿着棍子，见车就砸，包括公交车。”外力还看到一些伤者被拉进餐厅对面的自治区人民医院里。
来自喀什英吉沙县城关乡艾提尕尔村的阿力木江·艾斯图拉，在大巴扎一号楼外铺经营着一间买卖干果、刀具和工艺品的铺位。这个瘦削的小伙子只有20岁，来乌鲁木齐已有10年，一直在二道桥一带做生意，先是摆地摊，大巴扎建成后，又开了这家店铺。
因为生意被耽搁，阿力木江稍显焦躁，他的这个铺位，“如果不开张，每天都有两三百元的损失。”
阿力木江·拜克力与前述的阿力木江来自同一个村子，只有17岁，在隔壁经营着一间同样的店铺。对于“7·5”事件，两个年轻人的理解很质朴，“无论哪个民族，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我们生意好做礼拜好做就行了。”■
……
57岁的乌鲁木齐市民夏迪，这样描述上个世纪60年代的这座城市：“大部分房子都是欧式的，有点像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有瓦房也有土房，房顶是尖的，门前有个台阶，看上去是两层，其实是一层。”
2005年，夏迪一家从平房搬出来，住进了在原地改建成的新楼房里。
如果不提及家世，夏迪就像街上走过的任何一个维吾尔汉子一样平凡––––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包尔汉。新疆解放前夕，包尔汉曾任国民政府新疆省主席，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9年在北京去世。
夏迪关于爷爷的记忆并不多，“他一直在中央工作，我们到北京才能见到他。”1985年，在新疆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包尔汉曾回过一次乌鲁木齐，住在城南的延安宾馆，“我们也就过去跟他聊聊天。”
夏迪的记忆
夏迪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他从读小学起就开始学汉语。那时学校里同一栋楼上，南边是汉语学校，北边是维语学校，夏迪选择了读汉校。
在乌鲁木齐，夏迪的家位于“南梁”，它包括了南起新疆大学、北至胜利路与延安路交叉口新华书店之间的这块区域，属于天山区，在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的南面。
夏迪回忆说，直到上小学前，他都是由鞑靼族的奶奶看管，跟汉族同胞几乎没有接触，“那时的乌鲁木齐，特别是在南梁地区，经商的俄罗斯人很多，听说是在‘十月革命’期间过来的。”
现在的夏迪有很多汉族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夏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的父母一直在教育我们，民族团结一定要搞好，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要说，事不要干。”“7·5”事件的发生，让夏迪大感意外，“这个事情太不像话了，我分析是被人煽动起来的，一些人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容易上当受骗。”
夏迪介绍说，在南梁一带，虽然是维吾尔同胞聚居区，也有汉族居住。他家旁边一个小区，就是新疆三建的家属院；在南梁范围内，还有乌鲁木齐酿酒厂家属院，住户也多是汉族职工。但这里并没有像北面不远处的二道桥及其他一些地方那样发生恶性事件。夏迪分析说，也许是因为“这边知识分子多”。
夏迪的人生经历不能称得上十分平顺，他刚读初一，“文革”开始了，爷爷和父母都被打倒，书念不下去，工作也找不到，“就像打黑工一样”，他四处帮人盖房子，又到新疆大学农场开拖拉机。“文革”结束，他才得到了进西安交大进修的机会。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新疆大学从事电教工作。夏迪称“文革”中的遭遇对自己打击太大了，其间打砸抢的事情发生过无数次，即使是这样，“只是观点不同，派别不同，也没有什么民族之间的区别与冲突。”
7月15日上午，夏迪走出家门，特地到火车南站一带走了走，那里位于乌鲁木齐城西，属于沙依巴克区，有一家规模庞大的商贸城，经营者多是汉族。
这次出行让夏迪很开心，“年轻人没有对我怎么样，就跟往常一样，很亲切，不然我真的会很伤心。”夏迪买了根煤气管子，又在一家报摊买了本航空杂志，心情舒畅地走回家。
新兴之城
位于二道桥一带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向来是引人瞩目之地。“7·5”事件发生后，甚至有媒体联系采访它的设计者王小东，提问说：大巴扎与“7·5”事件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小东这样介绍大巴扎的修建背景：“由于经济发展特别快，像国内其他一些城市一样，城市特色也在丧失，所以政府研究，能不能在市内选一条街，保留明显的地域特色。”
二道桥“民族风情一条街”由此修建起来，这条街北起南门的人民剧场，南到新疆大学。
作为“民族风情一条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巴扎于2003年建成，“先是香港一家投资方请我做方案，做完后，他们资金不够，2002年，改由新疆的宏景集团投资。”王小东说，在大巴扎修建之前，这里到二道桥一带，都是低矮的平房与小商铺，很杂乱，“建起来后，政府又投资几个亿，把解放南路拓宽，这一带的商场也就随着起来了。”
王小东生于1939年，现在的身份是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大学毕业后从内地来的乌鲁木齐，在这座城市生活已有40年。由他参与设计的还有乌鲁木齐烈士陵园、人民会堂、新疆博物馆、红山体育场等建筑。
王小东说，乌鲁木齐城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新疆刚解放，建设兵团在新疆大力发展，苏联也援助了一些项目，如南门的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俱乐部、二道桥百货商店、新疆医学院、新疆工学院等，都是在这个期间修建起来的。”此后，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更是迅速。
昆仑宾馆的中楼高8层，建于1959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曾是乌鲁木齐城区内最高的建筑物，并以“八楼”的别名，成为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标之一。歌手刀郎的一句歌词“停靠在八楼的2路汽车”，对很多人来说难以理解，其实就源于此。
84岁的老报人孟驰北是在1957年来的乌鲁木齐，“那时候城墙与城门没有了，但城市结构和刚解放时期还差不多。”
孟驰北的深刻印象是“满城都在唱歌”，“不论白天黑夜，一上汽车就唱歌，走到马路上，旁若无人地，头一仰就开始唱起来。”他当时在新疆日报社工作，他记得报社院子里也洋溢着歌声。“除此之外，这个城市是显得有些空旷的，公共汽车少，马路也少，但民族关系好得很。”
孟驰北回忆说，当时的乌鲁木齐老城区，北起北门，也就是现光明路与解放北路交叉口，南到南门，也就是现人民路与解放南路交叉口。
孟驰北说，维吾尔人很喜欢养花，很多人家都会有大花池，院子里架有葡萄架，葡萄架下摆张大床。乌鲁木齐没有蚊子，维吾尔人喜欢在葡萄架下的大床上吃饭，唱歌，睡觉。维吾尔人也是草原民族出身，非常喜欢热闹，闲暇时，几家人就聚到一个院子里聊天唱歌。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也住进楼房，在孟驰北看来，“从平房到楼房，是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乌鲁木齐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内地城市，这个过程还包括了各个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种趋同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孟驰北说。
恐怖活动新动向
在1989年5月19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骚乱事件的时候，特来提·吐尔逊还是一位刚进入统战领域的民族干部。生于1957年的特来提是库尔勒人，1979年考入新疆大学汉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先在政策研究室研究民族宗教政策，1988年调到统战部，之间除了在疏勒县担任两年县委副书记职务外，一直在统战部门工作。2003年，他又被任命为新疆伊斯兰协会常务副会长。
1989年的“5·19”事件是特来提亲眼目睹的此类事件的第一例。他对本刊记者说：那一年，来自甘肃的马忠评、马生福等人，拿着一些内地出版社出版的“伤害穆斯林群众感情”的书籍，煽动新疆穆斯林群众，乌鲁木齐天山区与沙依巴克区的千余人上街游行，后来增至三四千人，那天下午，人群汇集到人民广场，接着又先后冲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门与自治区党委西大门。
1997年2月，新疆伊犁发生“民族分裂主义煽起的民族分裂活动”，当时特来提曾到现场参与相关处理工作。在他看来，“分裂势力目标很明确，提出的口号就是闹‘独立’”。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分裂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有了新动向，即国际化倾向”，“新疆境内进行恐怖活动的分裂主义分子和境外不同国籍的恐怖主义分子勾结，进行人员培训、武器供应、参加相关的战争或者进行恐怖活动。”这份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0年6月，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25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这当中包括1997年2月2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交车爆炸事件。那一天，在不到5分钟内，市中心三条主要街道上接连发生3起公交车爆炸，3人死亡，70多人受伤。“之后几年，乌鲁木齐虽然也发生过一些大小的情况，但都没这么严重。”特来提说，直至“7·5”事件发生。
“都是中国人”
7月18日是周六，距离“7·5”事件发生整整两周。这天，乌鲁木齐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一家都市类报纸的头条新闻是《“7·5”嫌犯甄别初审工作结束》。
上午11时30分，本刊记者沿龙泉街东行。
“新疆民街”坐落在龙泉街上，是一座有典型西部民族风格的大型建筑。它的对门，一家叫做“五月花”的维族餐厅正在营业。24岁的餐厅经理外力来自乌鲁木齐县。餐厅有30多个职工，全是维吾尔族，来自喀什、阿克苏、吐鲁番等地。
外力说，7月5日，暴力事件发生后，餐厅就关了门，次日开门营业，但不见有人光顾，7日上午才开始有人过来用餐，“那天营业收入1000多元，5日之前每天都有1万多元。”直到7月17日，营业收入才恢复到3000多元。
“山西巷”即龙泉街，是“7·5”事件受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外力说，那天山西巷出事时，他们正在店里，“街上跑来跑去都是人，手里拿着棍子，见车就砸，包括公交车。”外力还看到一些伤者被拉进餐厅对面的自治区人民医院里。
来自喀什英吉沙县城关乡艾提尕尔村的阿力木江·艾斯图拉，在大巴扎一号楼外铺经营着一间买卖干果、刀具和工艺品的铺位。这个瘦削的小伙子只有20岁，来乌鲁木齐已有10年，一直在二道桥一带做生意，先是摆地摊，大巴扎建成后，又开了这家店铺。
因为生意被耽搁，阿力木江稍显焦躁，他的这个铺位，“如果不开张，每天都有两三百元的损失。”
阿力木江·拜克力与前述的阿力木江来自同一个村子，只有17岁，在隔壁经营着一间同样的店铺。对于“7·5”事件，两个年轻人的理解很质朴，“无论哪个民族，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我们生意好做礼拜好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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