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辫让我捡了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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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05 09:26
我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兄弟5个,我实际是老三,但是老二夭折了,我就变成了老二。
小时候命大,几次都侥幸捡了性命。听父母说我一岁的时候他们要下地干活,就楔个钉子在炕边墙上,用绳子拴住我,绳子的长度正好够我在炕上走,又掉不下去。秋收的时候墙边堆着几摞高高的南瓜、西葫芦,有一次我一走,绳子把南瓜掀翻了,都砸在我身上。等爸妈回来时我已经晕了过去,他们掐人中才把我弄醒。
8岁的时候学游泳,不小心掉到漩涡里。好在因为我家没闺女,兄弟几个头上都扎了朝天辫,哥哥冲进水里把我拽出来,又把我两条腿放在他肩膀上,背我在地里快跑,我才又醒过来。后来我游泳的功夫练得很好,能从黄河这边游到那边,还入选过在地方水库打捞尸体的队伍。
困难时期,正在长身体,每天饿得厉害。我好像所有东西都吃过,榆钱、苦菜根本吃不上,就上树撸榆树叶子,或者找玉茭皮皮、高粱外面的壳、油菜籽榨油剩下的渣子,都是牲口也不吃的东西。
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偷着吃。我在大队种的地里偷吃过生西葫芦、生红薯、生山药,有一次偷吃生豆角,吃得从地里出来就一直吐,后来才知道豆角不成熟是有毒的。还有一次偷黄瓜,吃饱了以后还想拿,又怕人发现,就塞在裤腰里,被黄瓜刺扎得啊,没偷过的人不知道这个难受。
1964年我初中毕业,考上山西原平农校学农作物栽培专业。本来打算再考大学的,没想到赶上“文革”。那时候全国大串联,我跟同学也去。
我去北京三次,都赶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其中一次是跟同学组织的长征队,必须每天步行。从原平走到北京,走了18天,平均每天90多里地。我们打着长征队的红旗,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接见的那一天,广场上的红卫兵一人发一个面包、一个苹果、两个鸡蛋,排队等着。大家两个两个套住手,盘住腿,喊一二三一起坐下,最前面一排都是部队的人。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方法真是好,那会儿见了毛主席,都激动得喊万岁,但你想站根本站不起来,手跟别人套着,腿盘了两三个小时早就麻了。
第三次接见的时候人挤得太厉害,很多人鞋子都挤掉了。那会儿大家都穿黄胶鞋,接见结束之后光鞋子部队就拉了两汽车,让丢鞋的人去历史博物馆门口认领。我有个女同学去了,鞋子太多找不到自己的,最后拿了双一样号码、但新旧略有不同的。结果回来不到两个小时就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找自己的鞋,占人家便宜。
我本来应该1967年毕业,由于“文革”延迟了一年。那会儿大学生都是臭老九,中专生更得回农村,我就回老家了。正赶上兴县旧晋剧团解散,成立毛主席思想宣传队,我去考试,一考就考上了。
我会二胡,这兴趣是从小看戏班子演戏就有的。小时候为了攒钱买一把两块钱的二胡,我就从家里偷蚕出去卖。那时候是光头,就把蚕放在头上,再戴上帽子遮着,夏天放着蚕还很凉快。十只快吐丝的蚕能卖五分钱,你想要攒两块钱我卖了多少次吧。
11岁买到了二胡,还不敢让家人知道,就藏在后沟以前日本兵来村里时村民逃难用的土窑里,放了学自己去拉一会儿。没人教,我也不识谱,就自己在二胡上摸调调。我奶奶是村里跳神的,我会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她跳狐仙时哼哼的调子。
后来我又拜老师学过,嗓子又好,所以在宣传队当上独唱演员和二胡演奏员。1971年吕梁文工团招人,兴县有20几个知青参加考试,我被叫去给他们二胡伴奏。考官让他们唱,谁也不肯先唱,人家说李三处是独唱演员,带个头儿吧,我就唱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和《毛主席语录歌》。结果他们都没被挑上,就挑上我一个。
在团里我待了十几年,一直是二胡和圆号演奏员,后来当过艺术室主任。所以我对舞台上的音乐、舞蹈,甚至灯光、布景都很熟悉,这可能是我后来从事创作的一大优势。
最早我尝试作曲,但是没人给我写歌词,那时候除了歌颂毛主席的歌,公开发表的歌词也很少。我决定自己写,我也是读过书上过学的人啊。
一接触作词才知道,这里面讲究韵脚、平仄,我不懂,临时求着人家借了一本《诗韵十三辙》,一晚上抄出来,全部背过,以后这方面就过关了。就这么尝试写着,慢慢也发表了不少,后来又尝试写诗歌。1985年,我调入吕梁文联任《吕梁文学》诗歌编辑,直到退休。那段时间是我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我的创作大部分是围绕黄河和吕梁山的,别处的大城市我也去过,可我觉得我天生是个山里人,喜欢写黄河的婆姨、吕梁山的男子汉。我经常去山里采风,也不多聊天,实际上站在那儿就能感觉到。
直到现在,我还在不停地写,诗、词、曲、剧本、评论、散文发表过1000多篇,还有很多给企业、公司写的歌曲、晚会串词、朗诵词等等。有些事是逼出来的,为了过日子,挣点抽烟钱。发表诗歌的稿费实在太少,一首诗三五十块,没办法养家。
我有3个孩子,两儿一女。大儿子29岁出车祸没了,当时小孙女才一岁。现在过去10年了。活到我这个岁数就是这样,好赖都没办法。不过有时候回农村老家,看看我们年轻时候的朋友也都60多岁了,比比他们的状况,我们还好一些。人啊,不能总和情况好的比,得摆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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