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工厂里的特殊大学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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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05 09:21
1968年7月22日，上海机床厂声名鹊起。
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长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同时配发了一篇不同寻常的编者按，“其中有一部分是毛泽东亲笔加的”。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储朝晖告诉《望东方周刊》，1968年7月21日晚，报纸清样呈送到毛泽东面前。阅后，他批示道：“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段批语被称作“七·二一指示”。是年9月，上海机床厂办起了以最高指示命名的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各地旋即效仿。
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记载，截至1976年，全国七·二一大学总数为33374所，有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近3倍。
“文革”后，曾盛极一时的七·二一大学瞬间消散，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也多少有些讳莫如深。
让工人登上讲台
1968年春节后，根据上海市的意图，记者组到上海机床厂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情况，文汇报与新华社记者共同写就了前述那篇获得毛泽东批示的调查报告。
当时，上海机床厂的青年技术员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350人，其中10%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250人，其中少数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
调查报告中写道：“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
报告的核心结论是：“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这份报告还提供了例证：“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4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1962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实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20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对比一位14岁开始当学徒的工人，“18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4年，1957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4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
报告继而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向”：“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等。
事实上，自1950年开始，工人就已进入了该厂技术队伍。1997年出版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1863~1990）》中记载，截至1965年，该厂636名技术人员中，从工人中培养提拔的有272名。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该厂业余大学被迫停办。
这实际是一篇有“水分”的报告，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全华认为，报告中那位“失败”的副博士，经考证是留苏归国的曹婉倩，而那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平面磨床，恰恰采用了曹婉倩研发的轴承。
不发毕业证书、不加工资
“七·二一指示”，体现的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1958年，毛泽东即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60年起，他对教育的批评增多。他信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文革”开始后，大学停办裁撤，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几乎停滞，导致各行各业人才短缺严重。此外学生大串联和造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尽管提出“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但大学已人去楼空。
上海机床厂的事例，由此脱颖而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认为，“七·二一指示”的内涵是“教育革命”，改造知识分子。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开课，设磨床设计制造专业，学制两年左右，教材由具备实践经验的工人编写，教师主要也是经验丰富的工人。
各车间选拔出首批学员共52名，平均工龄在12年以上。
1969年，七·二一大学办了一所业余政治大学，次年又附设了业余技术学校，并不定期举办技术短训班。
虽然是脱产学习，学员们“身上不减油泥味，两耳不断机器声”，生产大忙时，仍回班组参加劳动。
1971年7月21日，首批学员毕业，“一不发毕业证书，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要工程师、技术员的称号”。34人回到原生产岗位，8人支援内陆地区建设，10人从事科研设计工作。
1972年，新华社播发题为“新型的工人技术人员在成长”的通讯，认为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首批学员“遵照了毛主席关于‘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
据《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1863~1990）》记载，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前后共招收了三届脱产学员，课程包括毛泽东思想、劳动课、学军课、制图、数学、外语、磨床设计等。第一、二届学生均按教学计划完成授课。第三届学生入校后，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教学不再提专业要求，两年多时间里，学员们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的时间超过了1000小时。
很快，这种新型的“大学”在全国遍地开花。上海江南造船厂也将厂办学校重新洗牌，办起了七·二一大学。
“江南厂很早就设立了教育科，办了技工学校，能上江南技校就意味着工作不愁，所以非常难进，想上学的人都要半夜去排队等着报名。”江南造船厂原政治部副主任、厂史专家袁正昌告诉《望东方周刊》。
“当时全厂职工都可报名上七·二一大学，但要通过简单的考试。”袁正昌就在那时顺利入学，“白天工作，下班后简单吃口干粮，晚上上课，每天连轴转，却不觉得疲乏。”
授课教师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更多的是江南厂的老工人。“他们一身好手艺，老师唐应斌曾参加过我国首台万吨水压机设计建造，他的课就讲他的老本行---焊接，他本人的学历是小学肄业，”袁正昌说，“课堂偶尔还会搬到车间里。”
上七·二一大学无需掏学费，相应地，授课老师也没报酬，袁正昌回忆，有时会给老师一小包点心作为回报。
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双重损害
“文革”结束，七·二一大学风卷残云般的关停并转，倏忽而逝。
1978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储朝晖称，意见明确七·二一大学的任务是为本单位、本系统培养相当于大专水平的技术人才，招收具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员，有实践经验的优秀职工，进行脱产或半脱产学习。学完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过考试达到与普通大专院校同类专业水平的，使用上同等对待。
经调整后，部分七·二一大学改为业余大学、业余中专。各地七·二一工人大学均先后改称职工大学。
悬而未决的是七·二一大学的学历问题。
袁正昌是幸运的，毕业时他得到了一纸证明，日后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而很多地方并不认可这种学历。
“这是对的，”储朝晖认为，“没有经过特定的学习过程，就不应该给学历。七·二一大学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有可取之处，但其理论大前提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将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将大学仅仅定位为学点技术，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七·二一大学能否算作真正的大学，孙烈抱有疑问。“如果非要拿七·二一大学的某些长处供今人参考，非但没有尊重历史，更缺乏对现代教育的认知。”他认为，培养技工当然很重要，但是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不是技工。
孙烈甚至觉得，七·二一大学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双重损害。以机械工业为例，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总人数的比例从1965年的7.5%下降到了1978年的3.8%；本来身怀巧艺的技工，非要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
1984年4月，上海机床厂党委作出决定，否定了那篇曾让该厂“彪炳史册”的《调查报告》。■
……
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长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同时配发了一篇不同寻常的编者按，“其中有一部分是毛泽东亲笔加的”。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储朝晖告诉《望东方周刊》，1968年7月21日晚，报纸清样呈送到毛泽东面前。阅后，他批示道：“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段批语被称作“七·二一指示”。是年9月，上海机床厂办起了以最高指示命名的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各地旋即效仿。
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记载，截至1976年，全国七·二一大学总数为33374所，有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近3倍。
“文革”后，曾盛极一时的七·二一大学瞬间消散，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也多少有些讳莫如深。
让工人登上讲台
1968年春节后，根据上海市的意图，记者组到上海机床厂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情况，文汇报与新华社记者共同写就了前述那篇获得毛泽东批示的调查报告。
当时，上海机床厂的青年技术员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350人，其中10%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250人，其中少数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
调查报告中写道：“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
报告的核心结论是：“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这份报告还提供了例证：“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4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1962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实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20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对比一位14岁开始当学徒的工人，“18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4年，1957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4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
报告继而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向”：“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等。
事实上，自1950年开始，工人就已进入了该厂技术队伍。1997年出版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1863~1990）》中记载，截至1965年，该厂636名技术人员中，从工人中培养提拔的有272名。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该厂业余大学被迫停办。
这实际是一篇有“水分”的报告，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全华认为，报告中那位“失败”的副博士，经考证是留苏归国的曹婉倩，而那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平面磨床，恰恰采用了曹婉倩研发的轴承。
不发毕业证书、不加工资
“七·二一指示”，体现的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1958年，毛泽东即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60年起，他对教育的批评增多。他信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文革”开始后，大学停办裁撤，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几乎停滞，导致各行各业人才短缺严重。此外学生大串联和造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尽管提出“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但大学已人去楼空。
上海机床厂的事例，由此脱颖而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认为，“七·二一指示”的内涵是“教育革命”，改造知识分子。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开课，设磨床设计制造专业，学制两年左右，教材由具备实践经验的工人编写，教师主要也是经验丰富的工人。
各车间选拔出首批学员共52名，平均工龄在12年以上。
1969年，七·二一大学办了一所业余政治大学，次年又附设了业余技术学校，并不定期举办技术短训班。
虽然是脱产学习，学员们“身上不减油泥味，两耳不断机器声”，生产大忙时，仍回班组参加劳动。
1971年7月21日，首批学员毕业，“一不发毕业证书，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要工程师、技术员的称号”。34人回到原生产岗位，8人支援内陆地区建设，10人从事科研设计工作。
1972年，新华社播发题为“新型的工人技术人员在成长”的通讯，认为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首批学员“遵照了毛主席关于‘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
据《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1863~1990）》记载，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前后共招收了三届脱产学员，课程包括毛泽东思想、劳动课、学军课、制图、数学、外语、磨床设计等。第一、二届学生均按教学计划完成授课。第三届学生入校后，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教学不再提专业要求，两年多时间里，学员们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的时间超过了1000小时。
很快，这种新型的“大学”在全国遍地开花。上海江南造船厂也将厂办学校重新洗牌，办起了七·二一大学。
“江南厂很早就设立了教育科，办了技工学校，能上江南技校就意味着工作不愁，所以非常难进，想上学的人都要半夜去排队等着报名。”江南造船厂原政治部副主任、厂史专家袁正昌告诉《望东方周刊》。
“当时全厂职工都可报名上七·二一大学，但要通过简单的考试。”袁正昌就在那时顺利入学，“白天工作，下班后简单吃口干粮，晚上上课，每天连轴转，却不觉得疲乏。”
授课教师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更多的是江南厂的老工人。“他们一身好手艺，老师唐应斌曾参加过我国首台万吨水压机设计建造，他的课就讲他的老本行---焊接，他本人的学历是小学肄业，”袁正昌说，“课堂偶尔还会搬到车间里。”
上七·二一大学无需掏学费，相应地，授课老师也没报酬，袁正昌回忆，有时会给老师一小包点心作为回报。
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双重损害
“文革”结束，七·二一大学风卷残云般的关停并转，倏忽而逝。
1978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储朝晖称，意见明确七·二一大学的任务是为本单位、本系统培养相当于大专水平的技术人才，招收具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员，有实践经验的优秀职工，进行脱产或半脱产学习。学完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过考试达到与普通大专院校同类专业水平的，使用上同等对待。
经调整后，部分七·二一大学改为业余大学、业余中专。各地七·二一工人大学均先后改称职工大学。
悬而未决的是七·二一大学的学历问题。
袁正昌是幸运的，毕业时他得到了一纸证明，日后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而很多地方并不认可这种学历。
“这是对的，”储朝晖认为，“没有经过特定的学习过程，就不应该给学历。七·二一大学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有可取之处，但其理论大前提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将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将大学仅仅定位为学点技术，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七·二一大学能否算作真正的大学，孙烈抱有疑问。“如果非要拿七·二一大学的某些长处供今人参考，非但没有尊重历史，更缺乏对现代教育的认知。”他认为，培养技工当然很重要，但是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不是技工。
孙烈甚至觉得，七·二一大学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双重损害。以机械工业为例，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总人数的比例从1965年的7.5%下降到了1978年的3.8%；本来身怀巧艺的技工，非要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
1984年4月，上海机床厂党委作出决定，否定了那篇曾让该厂“彪炳史册”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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