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禅

  唐僧玄奘取经的事迹非常有名,对他的学识和品格,自古以来人们表示了很高的敬意。虽说在小说《西游记》中,这位高僧被调侃得不成样子,终究还是保留了其性格坚毅的一面。但尊敬归尊敬,玄奘所创立的佛教宗派法相宗(又称唯识宗),却一直不怎么流行,信奉的人很少。佛教在中国的各种宗派中,流行最广的是禅宗。

  为什么呢?因为法相宗的学说特点,用褒义词来说是精微,用贬义词来说则是烦琐,总而言之,令人费心血、伤脑筋。禅宗则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它以老庄哲学为内核。这种学说的特点是推崇简明,强调“悟性”,抗拒精细的分析。总而言之,学禅的心理过程富于诗意,适合于聪明的懒人。而中国历来多聪明的懒人。

  六祖慧能是对禅宗做了重大改造、使之彻底中国化的人物,他和玄奘生活年代相仿。将两人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玄奘学问广博,他一个人主持翻译的佛经超过了在他以前译出佛经的总和。慧能相传根本不识字,他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首偈子获得五祖弘忍的赏识,成为衣钵传人。而他传习禅宗佛学的要旨,乃是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像玄奘那样历经千辛万苦去取经、译经,以慧能的立场来看,简直就是多余——这个观点估计猪八戒很赞成。

  因为禅宗是吸收了老庄学说、适应着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修养和心理需要而形成的,它的基本宗旨自然与老庄相通。和老庄所说的“道”一样,禅家所说的“法性”、“ 佛性”也是自然性的宇宙本体,而不是超自然的意志力量,更不是人格神。

  有人问庄子,你说的那个“道”在哪儿?庄子为了表明道只是自然存在,和人们意念中的高贵、低贱之分毫无关系,就回答他“道在瓦砾”甚至“道在屎溺”。这让一般人听上去很觉怪异。而禅宗人物为了表示反对一切外在权威和偶像崇拜,也会像庄子那样说话,如唐代禅师德山宣鉴便公然宣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如此看来,禅宗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宗教色彩。

  老庄对语言的功能持怀疑和警戒的态度,这一点被禅宗所继承,并推到更极端的程度,变成对逻辑语言的绝对排斥。

  对语言的不信赖,在老庄与禅宗,有共同的理由。首先就是:对于“道”或“佛性”这类精微的存在,无法用语言去指称和言说。禅宗大师临济(禅宗五家之一临济宗的开创者)有云:“只拟求佛,佛是名句。”这话的意思,是说言语所称的“佛”已不是佛,只是一个名号而已,这完全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翻版。

  其次是:一种学说的真实意义,在于它的实践过程,不在于它的文字记载。求诸文字,往往愈沉溺愈隔远。在庄子,说六经乃“古人之糟粕”;在禅宗,则云:“莫只管册子上念言念语,讨禅讨道,禅不在册子上。”在这里很能看出中国人对经典的态度,毛泽东讽刺王明一派人物,言语间也有点禅家风味。

  关于禅的意义,日本近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这一解说也完全适用于庄子学说。庄子所要求的理想人生,是经由“悟道”,从人世的羁绊和精神的焦虑中获得彻底解脱,臻于适意自快、悠游逍遥的境界。禅也是企图通过内省的精神实践,在本心本性中把握住作为宇宙本体的佛心佛性,由此达成人生的完美。而由于庄子和禅宗所追求的自由,主要都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所以“悟道”或“悟佛”的人,其实际生活好像是说不出有什么了不得的改变,改变的仅仅是内心世界。

  那么,铃木所称“从奴役到自由”,说到底也就是一种诗意的境界吧。事实上老庄之道与禅宗思想,对中国诗歌艺术都有显著的贡献。不喜欢玄奘似的千辛万苦去追根究底,懒散、聪明而沉迷于诗意,是不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性格特点呢?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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