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父亲梁漱溟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硬骨头,新儒家,梁漱溟,父亲
- 发布时间:2011-09-09 17:35
1986年，梁培恕第一次萌发了写父亲的念头。梁培恕写父亲，是他发现外界对父亲及其思想的种种解读很多都是简单化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真实的梁漱溟是什么样？1999年时，梁培恕完成第一稿。这本写父亲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已是2011年
文｜《小康》记者苏枫
“人从诞生到世间那一刻起，就身在问题中了。而我们又是生在危亡状态的中国。对这两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必得有一个答案。”1934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学之初向学生们这样讲述自己的思想成长过程。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新儒家？硬骨头？
真实的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梁漱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梁培宽，小儿子梁培恕。
1986年，梁培恕第一次萌发了写父亲的念头。他发现外界对父亲及其思想的种种解读很多都是简单化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与孔子在中国的遭遇类似，他被涂改成了别的样子。
写这本书，一方面是想告诉外界“一个真正的梁漱溟是什么样子，他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社会变迁迅猛无比，梁培恕说，自己在过去半个世纪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中载沉载浮，之后，才有了较为恳切的意念想理解父亲的思想，“去读多年前留下的答案”。
梁培恕从1991年退休后开始着手写作，1999年完成第一稿。又过了十年。这本写父亲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已经是2011年。
原定的书名是《我生有涯愿无尽--记先君梁漱溟》，出版社认为这个名字太拗口，也不吸引人，而且，“现在的人哪知道先君就是‘死去的父亲’？”
为了在大陆顺利出版，梁培恕只能妥协，改成了这个他非常不认同的书名--《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什么叫做‘最后一个’？我并不认为我父亲是所谓‘新儒家’的代表。如果他是，那么‘旧儒家’是谁？而且，我父亲不会是儒家最后一个代表。”
梁培恕说，现在人们对梁漱溟的关注，是一种“精神贫乏状态下的需要”。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并不真正关心他到底是谁。关心他，是因为他挨过骂。”
那么，一个真实的梁漱溟是什么样子的？梁培恕认为，父亲勇敢、果断、自信、认真，同时，又过于理想化。“他对‘老中国’的理解是相当深的。可惜，现在用不着了。”梁培恕说到此处，有一丝怅然。
穿着一身浅灰色中式连襟褂子，听着舒伯特的交响曲，今年83岁的梁培恕先生满头白发、瘦而不弱、精神矍铄。在往事与音乐的环绕中，他追忆起了自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回忆是从祖父梁巨川开始的。
梁培恕说，父亲一生都难忘怀与祖父的最后一次对话：“有一天，祖父看到报纸上一条国际新闻，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在问：‘世界还会好吗？’父亲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祖父接着说，‘能好就好呵。’多年后，父亲说，父子间的最后一幕对话给他印象太深，所以他‘非为社会问题拼命不可’。”
“我父亲愿意相信人。我记得他说过，对未来一味悲观，就是不相信人类。依我所见，人性善是他看人类的基础性观点。若在这里动摇了，那就整个的动摇了。”
那么，梁漱溟在几度遭遇挫败之后，是否有了动摇？
张中行教授曾经撰文写梁漱溟先生“好像戴了一副Good牌的眼镜，看谁都是好人。”
梁培恕则记起了早年与父亲的一次对话。
时间是在“文革”结束次年。
“我骑车去看他，一路上心里有所感慨。进门便没头没脑地说：‘我对人类感到失望，我已经差不多要相信还是人性恶了。”
“他笑，摇头。”
“我问：难道能说人性善吗？”
“他说，人性不够善，但人性是向善的。”
一时恶人当道，不足以言人性恶。人性善，是梁漱溟一生坚持的信念。
有坚持，就必有放弃。
17岁之前的青年梁漱溟，热心事功，着迷于西方政治。20岁左右的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时时有所感伤--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胡子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还在催他快走，他一忙乱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面摔出了红的血。
“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在现在经济制度下，这是当然的！没谁顾着谁的！”梁漱溟当年这样记述。
梁漱溟一生之志，都不在温饱。他认为谋求衣食利禄、只关心自己的人是“自了汉”。
他期望一切人都做“有心人”。“有心”、“有心肝”、“不忍之心”，是他常常说的话。他认为，有心肝的反面是麻木，是对别人的疾苦没有感受--因为与己无关。
从20岁出头开始，梁漱溟决心出家，万牛莫挽。
人生有意义吗？人生的苦闷在他心中升起。人活着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纠缠，社会上充斥仇怨、计较、偏私，以及生离死别。他思索的结论是，人生是苦的，和佛家的思想相合。于是，他开始专心看佛书，在家一读就是四年。
转折发生在1916年。著名报人黄远生因拒绝袁世凯收买，被迫流亡美国。离开上海前夕，黄远生表示今后要努力探求人生真义。谁料，抵达旧金山仅仅数日，遇刺身亡。
黄远生死于无辜，深深刺痛了梁漱溟的心。他写出思想转型之作《究元决疑论》，“愿为世间拨诸疑惑苦恼”。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看了《究元决疑论》之后，邀请梁漱溟先生去北大执教哲学。
29岁，梁漱溟放弃出家之念，决定“暂时留在世间几年。”
在北京大学，梁漱溟的整个生活意向做了转换。梁培恕说：“他的个性不会变，佛家的人生观也没有动，他是把佛家人生观装在心里，只有他自己知道，它仍然在那里。一个穿着袈裟的人，大家拿他当和尚。可是他呢，穿了便装，结了婚，谁还拿他当和尚呢？不用说别人，连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虽终生未尝做佛事，每当进入庙宇，他的心境最为宁帖。那是他真正想待的地方。佛家思想在他的感情上，仿佛是底色。即或不显，其实在深处。”
即使去庙宇，梁培恕也从未见过父亲有任何仪式性的举动。
1940年1月底，中年梁漱溟从游击区回到四川，暂时抛开世事，史无前例地与儿子们一起在重庆一座寺庙里过了春节。
梁培恕回忆道：“那一年，我11岁，哥哥13岁。有位和尚办了一个佛学机构，邀请我父亲去讲学讨论。大年三十那天，作为辞岁，大家围坐一起，开始讨论。父亲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说’我不同意只看佛书。佛经要看，有用的书，还是要看。‘”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还黑着，和尚们都开始做佛事、念经。他也没有念。”梁培恕至今仍然记得初一早晨的那一碗粥：“豆腐渣加大米，豆腐渣为主，不太好喝。”
“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由出世到住世，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强烈的责任感督迫下，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占据着梁漱溟的全部心思。
“在精力分配上，有时重在前者，有时重在后者。而深入去看，两个问题原来就不可分割。父亲一生最大特点是极其认真，有了一个思想认识，行动立即跟上，从不允许自己混着过。所以，写作、讲学、社会运动同是暂且放下过佛家生活的心愿，改过儒家生活后，必然会有的行动。”梁培恕说。
梁漱溟先生一生的行动有两方面：到社会中去和坐到书桌前，做（写）出个所以然。
这个时期的梁漱溟非常忙碌，上海、北京、四川、山东……四处走来走去，居无定所。晚上常常睡在办公室里。
梁漱溟说，人一生中有一个英雄期：“我不是书生，我是一个实行家。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他的英雄期，是和朋友们一起做他们决意要做的事情，并实现了“人生向上”。在人生精力最充沛的年代，他两度奔赴理想。
梁培恕这样解读父亲当年的行为：“首度奔赴理想是改革学校教育，试着纠正生吞活剥移植西方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弊病，进而把儒家刚正活泼的人生在中国恢复起来。试验失败了，但他丝毫没有动摇，于是再度奔赴，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像其名字那样是单纯改造农村的运动。乡建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找政治出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习惯。两次奔赴理想，一次侧重在人，一次侧重在社会，着手处都是在中国，其终极目标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
“我父亲生前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最适合的职业也许是当参谋。他可能觉得，虽然想法很多，但很多事情最终没有做成，有些遗憾。”梁培恕说。
“英雄期”的几次努力，虽未成功，但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个性”，这为他的下一步努力--看清“人心”，做好了实践上的准备。
“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1956年初夏的一天，北海公园白塔后身，览翠轩茶室，父子相向而坐。梁漱溟先生对儿子做着手势：“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梁培恕回忆道，这样的用语加上强烈的动作，使他为之心惊。
这本书，指的是《人心与人生》。
如何理解梁漱溟先生视同生命的这部著作？
梁培恕说：“以前，我从父子相处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父亲因心情平静而见事极真。这个结论被现在的认识推翻了。事实是，他的心热得非同寻常，只不过，他是热心别人不热心的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倡导一种生活态度，以救中国、救人类。他看见了一种最好、最根本的、源于人心的路。他看见了这条路，所以决心写一本书，使之成为人们易于辨认与遵循的路。”
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人必须要不受本能支配，时刻自觉，时刻有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梁漱溟先生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生命的十年里，他比正常年头工作更多，超计划完成了自己的写作计划。
由于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凡其他斗争对象遭遇的，他都不曾幸免。
面对数次抄家，梁漱溟先生不改常度，没有虚度时光。他在日记中写道：“时间不可空过。胸次只小小不愉快而已。”
“早起改旧稿。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本日为旧除夕，游人绝少。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去北海散步，阳光可爱。购蛋糕，回家晚饭。洗钢笔，改用新墨水。”
上述语句，来自遭遇抄家后第一个春节，梁漱溟先生写下的日记。
在《人心与人生》的绪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人性不是素丝白纸。白纸太消极，太被动，人性不是。倘比配虎性猛、鼠性怯、猪性愚而言之，我必曰：人性善。或曰：人之性清明。”
文革结束同年，《人心与人生》完稿。梁漱溟先生大愿已了。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我一任自然，无意求速，亦不做推延之想。”信末落款写作“老僧”。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移海力移山”
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自己曾撰写联语：“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移海力移山”。梁漱溟一生的心思，都用在了寻找答案上头。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几度奔赴理想，但所做的几次重大努力都没有成功，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相反，在老来回忆此生的时候，他肯定了自己的思想与作为。
“请允许我大胆说出我对父亲的感想：是他的感情与责任感推着他过了一生。这种感情是如此激烈，以至近于革命；这种感情是如此悲悯，使他力求不伤害任何人而达到目的。”梁培恕说。
跟很多老人一样，梁漱溟的晚年，有点孤独。他的孤独在于，老朋友们都走得早，特别是80年代以后，慕名而来拜访的人多了，能真正产生精神交流的旧交少了。
梁培恕回忆着梁漱溟先生70多岁的“典型一天”：早晨四点多起来，坐第一班公共汽车去香山，爬到’鬼见愁‘顶上就下山。接着去西直门开政协会议。下午去北海公园打拳、散步，接着再到复兴门外大街绕着八一湖走一圈，之后再去市场买菜回家--熟悉北京地理的人也许能知道，这一天，他走的是多少路。“
“情贵淡，气贵和”，是梁漱溟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之一，由中年到晚年，这一气质愈发明显：喝茶要淡到几乎没有颜色；三餐吃素；到晚年时，不对任何事情做任何过于极端、激烈的评价，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不简单肯定或者否定一个人或者事情。没有绝对化的语言，对人对事更加宽容。
梁培恕回忆道，1988年3月下旬，有一位倾心佛学的女教师领来一个上了两年大学之后弃学出家的小和尚。
“按照佛家的说法，小和尚与我父亲有缘。他显得很特别，一般年轻人的眼睛喜欢到处看，但是他全不看。他的心情是领取佛法，也或许只是为了听到一种可以引领自己的声音。父亲也全然忘记周围一切，专一于对这很像自己当年的年轻人说话。只有一个话，反复反复说--’发悲愿，发悲愿。‘父亲每说一句，小和尚都逐字重复一遍。他们起初是分宾主，对坐在两把藤椅上。不知什么时候，两把椅子并到了一起。小和尚与父亲并排而坐。如果心灵可以合并，那就是当时的情形。”
1988年，梁漱溟先生留下遗言，要求大儿子梁培宽逐字记录：“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
……
文｜《小康》记者苏枫
“人从诞生到世间那一刻起，就身在问题中了。而我们又是生在危亡状态的中国。对这两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必得有一个答案。”1934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学之初向学生们这样讲述自己的思想成长过程。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新儒家？硬骨头？
真实的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梁漱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梁培宽，小儿子梁培恕。
1986年，梁培恕第一次萌发了写父亲的念头。他发现外界对父亲及其思想的种种解读很多都是简单化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与孔子在中国的遭遇类似，他被涂改成了别的样子。
写这本书，一方面是想告诉外界“一个真正的梁漱溟是什么样子，他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社会变迁迅猛无比，梁培恕说，自己在过去半个世纪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中载沉载浮，之后，才有了较为恳切的意念想理解父亲的思想，“去读多年前留下的答案”。
梁培恕从1991年退休后开始着手写作，1999年完成第一稿。又过了十年。这本写父亲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已经是2011年。
原定的书名是《我生有涯愿无尽--记先君梁漱溟》，出版社认为这个名字太拗口，也不吸引人，而且，“现在的人哪知道先君就是‘死去的父亲’？”
为了在大陆顺利出版，梁培恕只能妥协，改成了这个他非常不认同的书名--《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什么叫做‘最后一个’？我并不认为我父亲是所谓‘新儒家’的代表。如果他是，那么‘旧儒家’是谁？而且，我父亲不会是儒家最后一个代表。”
梁培恕说，现在人们对梁漱溟的关注，是一种“精神贫乏状态下的需要”。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并不真正关心他到底是谁。关心他，是因为他挨过骂。”
那么，一个真实的梁漱溟是什么样子的？梁培恕认为，父亲勇敢、果断、自信、认真，同时，又过于理想化。“他对‘老中国’的理解是相当深的。可惜，现在用不着了。”梁培恕说到此处，有一丝怅然。
穿着一身浅灰色中式连襟褂子，听着舒伯特的交响曲，今年83岁的梁培恕先生满头白发、瘦而不弱、精神矍铄。在往事与音乐的环绕中，他追忆起了自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回忆是从祖父梁巨川开始的。
梁培恕说，父亲一生都难忘怀与祖父的最后一次对话：“有一天，祖父看到报纸上一条国际新闻，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在问：‘世界还会好吗？’父亲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祖父接着说，‘能好就好呵。’多年后，父亲说，父子间的最后一幕对话给他印象太深，所以他‘非为社会问题拼命不可’。”
“我父亲愿意相信人。我记得他说过，对未来一味悲观，就是不相信人类。依我所见，人性善是他看人类的基础性观点。若在这里动摇了，那就整个的动摇了。”
那么，梁漱溟在几度遭遇挫败之后，是否有了动摇？
张中行教授曾经撰文写梁漱溟先生“好像戴了一副Good牌的眼镜，看谁都是好人。”
梁培恕则记起了早年与父亲的一次对话。
时间是在“文革”结束次年。
“我骑车去看他，一路上心里有所感慨。进门便没头没脑地说：‘我对人类感到失望，我已经差不多要相信还是人性恶了。”
“他笑，摇头。”
“我问：难道能说人性善吗？”
“他说，人性不够善，但人性是向善的。”
一时恶人当道，不足以言人性恶。人性善，是梁漱溟一生坚持的信念。
有坚持，就必有放弃。
17岁之前的青年梁漱溟，热心事功，着迷于西方政治。20岁左右的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时时有所感伤--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胡子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还在催他快走，他一忙乱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面摔出了红的血。
“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在现在经济制度下，这是当然的！没谁顾着谁的！”梁漱溟当年这样记述。
梁漱溟一生之志，都不在温饱。他认为谋求衣食利禄、只关心自己的人是“自了汉”。
他期望一切人都做“有心人”。“有心”、“有心肝”、“不忍之心”，是他常常说的话。他认为，有心肝的反面是麻木，是对别人的疾苦没有感受--因为与己无关。
从20岁出头开始，梁漱溟决心出家，万牛莫挽。
人生有意义吗？人生的苦闷在他心中升起。人活着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纠缠，社会上充斥仇怨、计较、偏私，以及生离死别。他思索的结论是，人生是苦的，和佛家的思想相合。于是，他开始专心看佛书，在家一读就是四年。
转折发生在1916年。著名报人黄远生因拒绝袁世凯收买，被迫流亡美国。离开上海前夕，黄远生表示今后要努力探求人生真义。谁料，抵达旧金山仅仅数日，遇刺身亡。
黄远生死于无辜，深深刺痛了梁漱溟的心。他写出思想转型之作《究元决疑论》，“愿为世间拨诸疑惑苦恼”。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看了《究元决疑论》之后，邀请梁漱溟先生去北大执教哲学。
29岁，梁漱溟放弃出家之念，决定“暂时留在世间几年。”
在北京大学，梁漱溟的整个生活意向做了转换。梁培恕说：“他的个性不会变，佛家的人生观也没有动，他是把佛家人生观装在心里，只有他自己知道，它仍然在那里。一个穿着袈裟的人，大家拿他当和尚。可是他呢，穿了便装，结了婚，谁还拿他当和尚呢？不用说别人，连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虽终生未尝做佛事，每当进入庙宇，他的心境最为宁帖。那是他真正想待的地方。佛家思想在他的感情上，仿佛是底色。即或不显，其实在深处。”
即使去庙宇，梁培恕也从未见过父亲有任何仪式性的举动。
1940年1月底，中年梁漱溟从游击区回到四川，暂时抛开世事，史无前例地与儿子们一起在重庆一座寺庙里过了春节。
梁培恕回忆道：“那一年，我11岁，哥哥13岁。有位和尚办了一个佛学机构，邀请我父亲去讲学讨论。大年三十那天，作为辞岁，大家围坐一起，开始讨论。父亲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说’我不同意只看佛书。佛经要看，有用的书，还是要看。‘”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还黑着，和尚们都开始做佛事、念经。他也没有念。”梁培恕至今仍然记得初一早晨的那一碗粥：“豆腐渣加大米，豆腐渣为主，不太好喝。”
“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由出世到住世，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强烈的责任感督迫下，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占据着梁漱溟的全部心思。
“在精力分配上，有时重在前者，有时重在后者。而深入去看，两个问题原来就不可分割。父亲一生最大特点是极其认真，有了一个思想认识，行动立即跟上，从不允许自己混着过。所以，写作、讲学、社会运动同是暂且放下过佛家生活的心愿，改过儒家生活后，必然会有的行动。”梁培恕说。
梁漱溟先生一生的行动有两方面：到社会中去和坐到书桌前，做（写）出个所以然。
这个时期的梁漱溟非常忙碌，上海、北京、四川、山东……四处走来走去，居无定所。晚上常常睡在办公室里。
梁漱溟说，人一生中有一个英雄期：“我不是书生，我是一个实行家。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他的英雄期，是和朋友们一起做他们决意要做的事情，并实现了“人生向上”。在人生精力最充沛的年代，他两度奔赴理想。
梁培恕这样解读父亲当年的行为：“首度奔赴理想是改革学校教育，试着纠正生吞活剥移植西方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弊病，进而把儒家刚正活泼的人生在中国恢复起来。试验失败了，但他丝毫没有动摇，于是再度奔赴，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像其名字那样是单纯改造农村的运动。乡建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找政治出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习惯。两次奔赴理想，一次侧重在人，一次侧重在社会，着手处都是在中国，其终极目标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
“我父亲生前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最适合的职业也许是当参谋。他可能觉得，虽然想法很多，但很多事情最终没有做成，有些遗憾。”梁培恕说。
“英雄期”的几次努力，虽未成功，但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个性”，这为他的下一步努力--看清“人心”，做好了实践上的准备。
“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1956年初夏的一天，北海公园白塔后身，览翠轩茶室，父子相向而坐。梁漱溟先生对儿子做着手势：“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梁培恕回忆道，这样的用语加上强烈的动作，使他为之心惊。
这本书，指的是《人心与人生》。
如何理解梁漱溟先生视同生命的这部著作？
梁培恕说：“以前，我从父子相处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父亲因心情平静而见事极真。这个结论被现在的认识推翻了。事实是，他的心热得非同寻常，只不过，他是热心别人不热心的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倡导一种生活态度，以救中国、救人类。他看见了一种最好、最根本的、源于人心的路。他看见了这条路，所以决心写一本书，使之成为人们易于辨认与遵循的路。”
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人必须要不受本能支配，时刻自觉，时刻有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梁漱溟先生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生命的十年里，他比正常年头工作更多，超计划完成了自己的写作计划。
由于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凡其他斗争对象遭遇的，他都不曾幸免。
面对数次抄家，梁漱溟先生不改常度，没有虚度时光。他在日记中写道：“时间不可空过。胸次只小小不愉快而已。”
“早起改旧稿。进食于外。去紫竹院散步。本日为旧除夕，游人绝少。回家午饭。饭后小睡。去北海散步，阳光可爱。购蛋糕，回家晚饭。洗钢笔，改用新墨水。”
上述语句，来自遭遇抄家后第一个春节，梁漱溟先生写下的日记。
在《人心与人生》的绪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人性不是素丝白纸。白纸太消极，太被动，人性不是。倘比配虎性猛、鼠性怯、猪性愚而言之，我必曰：人性善。或曰：人之性清明。”
文革结束同年，《人心与人生》完稿。梁漱溟先生大愿已了。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我一任自然，无意求速，亦不做推延之想。”信末落款写作“老僧”。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移海力移山”
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自己曾撰写联语：“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移海力移山”。梁漱溟一生的心思，都用在了寻找答案上头。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几度奔赴理想，但所做的几次重大努力都没有成功，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相反，在老来回忆此生的时候，他肯定了自己的思想与作为。
“请允许我大胆说出我对父亲的感想：是他的感情与责任感推着他过了一生。这种感情是如此激烈，以至近于革命；这种感情是如此悲悯，使他力求不伤害任何人而达到目的。”梁培恕说。
跟很多老人一样，梁漱溟的晚年，有点孤独。他的孤独在于，老朋友们都走得早，特别是80年代以后，慕名而来拜访的人多了，能真正产生精神交流的旧交少了。
梁培恕回忆着梁漱溟先生70多岁的“典型一天”：早晨四点多起来，坐第一班公共汽车去香山，爬到’鬼见愁‘顶上就下山。接着去西直门开政协会议。下午去北海公园打拳、散步，接着再到复兴门外大街绕着八一湖走一圈，之后再去市场买菜回家--熟悉北京地理的人也许能知道，这一天，他走的是多少路。“
“情贵淡，气贵和”，是梁漱溟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之一，由中年到晚年，这一气质愈发明显：喝茶要淡到几乎没有颜色；三餐吃素；到晚年时，不对任何事情做任何过于极端、激烈的评价，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不简单肯定或者否定一个人或者事情。没有绝对化的语言，对人对事更加宽容。
梁培恕回忆道，1988年3月下旬，有一位倾心佛学的女教师领来一个上了两年大学之后弃学出家的小和尚。
“按照佛家的说法，小和尚与我父亲有缘。他显得很特别，一般年轻人的眼睛喜欢到处看，但是他全不看。他的心情是领取佛法，也或许只是为了听到一种可以引领自己的声音。父亲也全然忘记周围一切，专一于对这很像自己当年的年轻人说话。只有一个话，反复反复说--’发悲愿，发悲愿。‘父亲每说一句，小和尚都逐字重复一遍。他们起初是分宾主，对坐在两把藤椅上。不知什么时候，两把椅子并到了一起。小和尚与父亲并排而坐。如果心灵可以合并，那就是当时的情形。”
1988年，梁漱溟先生留下遗言，要求大儿子梁培宽逐字记录：“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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