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辛亥赋予的城市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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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10-13 12:38
文|《小康》记者刘建华广州报道
100年前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100多位同盟会会员为推翻腐朽清廷,在广州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说,“尽管枪声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打开了大清王朝的历史闸门,民主革命的进程排山倒海而来”。
此后的百年岁月里,广州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变。
在每一次城变中,都不难看到辛亥革命所赋予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已经成为广州百年城史的解码。
辛亥年的广州
辛亥年的广州,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商业城市。
据广东省咨议局在1909年的调查,广州城内的商业店铺,有2.7524万家,其时的广州人口约为60万,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占据了此城接近三分之一。远离帝都,开埠近半个世纪后,西式的商品、生活方式包括西洋文明正在逐步影响广州的民众。
在变局未启之前,广州还被朝廷视为蛮荒之地。但有着世界眼光的人们则已经有了不同的视角,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说道:“在中国地图上,广东是边缘。但在世界地图上,广东是中西交通之重要孔道。”
日渐开放的观念造就了后来的第一批革命党人,当时从广州到香港、澳门,不需要办任何出入境手续,在广州花几角钱买张船票,次日清早就到香港上岸。香港和广州就此成为孙中山经常驻足的城市,他在香港接受来自国外的各种先进思想,在广州结交各界仁人志士,为日后谋划起义打下人脉基础。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孙中山表示要倾覆清政府,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但这是一次还没有发动就失败的起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邱捷说,领导广州起义时,孙中山年仅29岁。
也是自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此后的孙中山可谓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李穗梅说。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曾回顾兴中会建立到黄花岗起义之间的10次起义,其中8次是在广东境内举行的。
在邱捷看来,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一再把广东选择为武装起义的突破口以及革命力量的集结基地,很大程度是考虑到“广东人”这个因素。在进行反清活动时,孙中山对在什么地方发动起义最适宜,一直有过各种考虑,革命党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从革命党本身的力量和广东所具备的地利、人和条件来看,孙中山在广东以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举义之地。但孙中山的目标并非局限于广东,他希望在广东率先起义,然后把革命推向全国。
这些在广州或以广州为攻占目标或策应之地的起义,最终点燃了辛亥的革命之火。“广州作为辛亥革命策源地的地位不容置疑。”邱捷说。
百年之变
辛亥年的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规划要点“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在他的计划中,要“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以此为中心发展水路、铁路和公路,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花园城市”。
广州的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在革命后开启,其时大量的城墙被拆掉,改作骑楼街,形成了几个商圈。广州今天的上九路、下九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还留存不多的骑楼建筑,成为了广州城市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两排骑楼之间是马路,专供马车行驶的车道,楼上面住人,楼下的走道则是专用人行道。
这算是引进当时最先进的交通理念,1918年,广州有马路6公里,到1928年则完成马路建设35公里。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冯江说:“很多人都认为骑楼是‘广府文化’的名片。但骑楼存在的历史并不长,是国民政府期间的产物。”
1921年,孙中山之子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是年2月15日广州成立市政厅,这是广州第一个主持政府事务的机构,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市政厅下设有几大局,其中工务局具体操办城市建设。当时广州市工务局的局长程天固,一上任就确定建设城市要有个交通网的概念。广州市大小街巷不下千条,横直错纵,宽狭不齐。他觉得规划非常重要,什么路线要改,定什么宽度,都要有事前的打算。
胡栋朝在广州市工务局任建筑科长时,负责对广州市马路进行全面规划,中山五路、中山六路的骑楼街建设便是由他负责操办。“自辛亥革命之后,广州城市建设可谓是十年一变,先后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爱群大厦、白天鹅宾馆等等标志性建筑物。”冯江说。
让广州真正起变化的,是在粤主政8年的陈济棠,他1929年执掌军政大权,1936年被迫下台。“尽管历史上对这样一个人物有诸多说法,但是他对广州发展的贡献,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邱捷说,1933年广州的工厂数在全国各城市已排列第四,资本和产值则排到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辛亥革命带来了大量民族、华侨工业,当时的水泥厂、糖厂、纺织厂、电厂都是因为这样而起。
1949年,五星红旗插到了广州最高层建筑爱群大厦的顶楼上,从此广州进入了共和国时代。最初,人民政府力求把广州改变成一个工业城市,建立了化工、钢铁等许多重污染的工厂,如今不断被外迁的工厂企业大多是那些年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历史证明,“工业广州”的城市定位并不合适广州,“商业广州”、“文化广州”才能让广州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此后数十年间,广州城市发展理念几经变化,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解放了这座城市的活力。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不仅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并对这一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形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促成了广州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当时追赶亚洲“四小龙”的背景下,广州正式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建设目标。
长洲之痛
长洲岛,黄埔军校所在地,巩固辛亥革命的摇篮。
然而,历史赋予的光环并没能把这里的居民带入现代化的富裕生活。
“长洲岛经济还是那么萧条,没有工业,旅游业也没发展起来,岛上的居民人均收入只有4000多元,不及黄埔区人均收入的一半!”来自江西南昌的吴生说,从老家来到长洲岛十年,这里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前几年黄埔军校旧址翻新改造了,金蝶路和金洲大道拓宽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广州其它任何一个地方相比,有着和珠江渡口一样无法逾越的距离。
2011年7月26日,广州市规划局对黄埔区给出了最新规划,依托港口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变身为临港商务中心和近代革命历史旅游中心。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长洲调研时说,“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广州在辛亥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长洲岛最具代表性,拥有不可多得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黄埔军校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赫赫有名,无论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还是文化角度,广州都应该把这张重要历史名片‘擦亮’”。并反复强调“辛亥革命纪念馆要在10月1日前对外开馆,这是我们向社会做出的公开承诺,广州人做事不能做衰仔”。
9月18日,《小康》记者在长洲岛看到,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长洲的开发,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03年,时任广州市人大代表、黄埔区代区长陈小钢便认为广州大学城的建设是长洲岛开发的绝好机会,长洲岛要建设成一个在大学城旁边的综合配套服务齐全的大学城“后花园”,十几所大学几千名高校教职员工和数万名学生在大学城执教就读。为这几万人解决生活、休闲、娱乐、旅游、购物,甚至包括教职员工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的需求,正是长洲岛开发要瞄准的“市场目标”。
彼时,黄埔区政府提出“六个一”建设工程:即一个商业中心,一条滨江饮食娱乐风情街,一座上星级公寓式酒店,一所上档次的学校,一座上规模的医院,一个大型绿化广场。
两年之后,黄埔区发现大学城的配套设施都在自己内部解决了,根本不需要到长洲。“六个一”工程都没了下文。七八年过去了,大学城办得风风火火,长洲岛却依然破旧不堪。
打出旅游经济招牌之后,慕名而来长洲岛参观黄埔军校的游客比之前要多一些。但游客的增加并未拉动当地的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吴生说,岛上的配套设施跟不上,过去16年间,唯一大规模进入实际建设的,是2004年借黄埔军校80周年校庆之际,市、区两级政府投入资金改造了长洲码头和几条马路。
“那一年的市政基础设施完成之后,岛上所有的居民都认为长洲可以发展起来了,可是很快又发现,岛上和岛外还是两个世界!”现在,游客大部分都是从鱼珠码头坐船过来,每十五分钟一班,除此之外只能绕道大学城,但要多跑十几公里的路。而岛内公共交通只有67路和383路两条公交线,金蝶路、长洲路、黄船生活区等均无公交车到达。接驳大学城的383路则一般要等上40分钟才有一趟。
交通的不便令游客望而却步。“除了交通不便之外,岛上连一家像样的饭店和宾馆都没有,来黄埔军校参观的游客都是来去匆匆。”吴生认为,不能让游客停留下来,就不会有消费,更不能拉动本地经济,“仅仅赚了人气”。
“当时听说要打通长洲与鱼珠的过江隧道,可惜,工程一直没实施。”在黄埔区打造临港CBD的计划中,长洲-鱼珠过江隧道再次被提上议程。
这一次,广州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加快推进长洲岛驻岛部队单位搬迁工作。明确由黄埔区负责推进长洲岛及长洲对岸临港商务区的开发建设,给予总体开发建设的政策扶持。
在黄埔区委书记陈小钢看来,这是长洲岛大发展丢掉“贫穷”帽子的最好时机,“临港商务中心和近代革命历史旅游中心”的规划定位给黄埔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下一个10年
长洲岛的变化,有望牵动整个黄埔区的发展。
对于长洲岛的开发,张广宁表示,一定不要大拆大建,要突出保持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格,保留原有建筑风貌和文化元素,充分利用政府和社会两个资源,把长洲岛打造成为文化旅游胜地。
现在,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已接近尾声,即将开放。
这一纪念馆将成为广州市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内容之一。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唐孝祥认为,随着广州城市逐渐外扩,以黄埔为代表的城市郊区产业中心逐步变成了中心城区。
据最新公布的黄埔区规划方案,整个黄埔范围将划成30.9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为37.5万人,建设用地20平方公里,北起广园东路、东至石化路,南、西至黄埔区界。该区域定位为“辐射华南地区的航运服务中心和专业性临港商务中心”、“广州城东的公共服务中心”“高端滨江商业中心”和“国家级近代革命历史文化旅游中心”。
与黄埔同具经济战略地位的是南沙,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认为,南沙500多平方公里内还有很多农田和生态保护区,地方不大,应该将南沙“十二五”的规划定位为建设“广州新城”,作为广州发展的另一个核心。
过去十年,广州城市经济建设发展迅猛,但老城区人口饱和、白云山和珠江水受到侵蚀和污染、大学城的兴建却未能带动城市自主创新、珠江新城被住宅大量占据、城市舒适度有所下降。
站在下一个10年规划的入口,重新梳理整个广州战略规划体系,会发现南沙发展的意义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公布的《广州市南沙新区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多个大胆设想,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省政府搬迁南沙”的建议,但8月下旬,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肖志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建议目前还只是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尚未提到省政府的决策层面。”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主任周剑云表示不解,“广州市政府委托中国社科院作出研究报告并发布,是否就意味着广州市政府已认可并接受?但结果却遭遇省府的反对!”周剑云说,城市规划是为了一个城市合理、正确的发展,不应该为了房地产价格的炒作而犹豫不决,而应该坚定不移地实施。
“广州交易会会址从流花路迁到琶洲就是一个明智的规划!”周剑云举例说,会展经济至今依然在广州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年两届会展之时,处于市中心、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会展展馆常常因交通堵塞而令中外商家寸步难行,场馆面积也适应不了现代商贸的要求。迁址后,偏离市中心,占地面积大几倍的琶洲展馆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实施,首次将广州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将实现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祖国南大门”。未来十年,以旧城区为主中心,番禺、南沙、花都等为六个副中心,众多卫星城镇形成的立体组团将成为整个大广州的发展态势相当明朗,规划已就,关键是下一步的实施与创新。
这座有着百年历史文化传承的城市,正在向“国际商贸会展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制造业基地”等多个内容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迈进。
广州蓝图辛亥革命赋予了广州历史与现实的基因,图为广州东风路中山纪念堂四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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