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骆以军：爱时间与死亡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红字团,爱时间,骆以军,作家
- 发布时间:2011-10-13 13:41
作为台湾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骆以军身边有太多长辈和晚辈。前辈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已然在华语世界享有声望。对于自己和同辈人，以及下个世代的写作者，将面临怎样的未来？骆以军说：繁花盛开
文|《小康》记者苏枫上海报道
大胡子、浓眉--张飞一样的一张脸，壮壮的身体里却装着好似林妹妹的敏感之心。他是骆以军，是小说家，是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重度抑郁症患者，是素食者，是为我们讲故事的人。
骆以军，祖籍安徽，1967年生于台北。作品主要以小说为主，有《遣悲怀》《红字团》《月球姓氏》《远方》《西夏旅馆》。
“以军的眼睛就像核爆，所有东西被他目光一扫就全部变成废墟。”著名台湾女作家朱天文这样评价他。骆以军被认为是台湾中生代作家中最有实力的一位，1960年代华语作家的“一哥”。作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之一，骆以军代表着一个新的写作世代。
2011年上海书展升级为国家书展，吸引众多名家前往。骆以军于8月17日书展开幕当天推出自己的新书《遣悲怀》，出版方世纪文景邀请香港作家董启章、内地作家毕飞宇一起，与骆以军对谈“华语文学写作的未来”，成为书展重头戏。
作为台湾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骆以军身边有太多长辈和晚辈。前辈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已然在华语世界享有声望。对于自己和同辈人，以及下个世代的写作者，将面临怎样的未来，骆以军说：繁花盛开。他认为，不同时代的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们会充分发掘时代素材，创作出丰富而优秀的文学作品。
初秋的上海，骆以军在南京西路张爱玲旧居附近接受《小康》杂志专访，为我们讲述自己的家族史、写作历程以及新作内涵。
骆以军外表乐观，实则悲观到底。深深看穿人世的虚无之后，他选择强悍面对，一旦进入文学正题，多日奔波引致的拘谨和焦虑都不见了，他目光炯炯、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偶尔迸发的大笑，是他的招牌表情。
“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变态之人”
“我父亲20多岁来到台湾，在台湾活了50多年，可是我父亲到晚年，他觉得他真实的人生就是之前的那20多年，来台湾之后的这么多年就像是一场梦。我觉得我就是父亲在一场奇怪的梦里生出来的孩子。”父亲那一辈迁徙者的宿命为骆以军的生活与写作埋下了哀伤的伏笔。骆以军直言，在台湾被称为“外省第二代”的他们简直像“不鸟不兽”的蝙蝠。
在台湾屡屡遭遇身份认同的尴尬，替代父亲客旅大陆的骆以军同样在大陆遭遇此类问题。1995年，30岁的骆以军与新婚妻子进行蜜月旅行，第一站就是故乡南京。
30岁的骆以军，人生中在南京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哥哥。在农村种葡萄、跑船的大哥已经50多岁，灰白头发，苍老疲乏。
“那时候的南京看起来古老、遥远，不是现在的流光幻影。我和妻子住在夫子庙的状元楼，楼门口有个旋转门，门童守着，不让大哥进门。我们说了半天才让大哥一家人进来。大哥一进酒店房间，我就跪了下去。”
骆以军说，那一刹那的感受直到今天也无法表达，跪下去，是一种本能。
“我们之间有一种陌生、幽微的情感，既亲近、又陌生。大哥给我们带了很多自己种的葡萄，很甜。大哥慢慢讲，他的乡音与父亲一模一样。父亲去了台湾以后，留在南京的奶奶天天哭，直到去世。”
蜜月之旅，酸苦难言。从台北到南京，再到安徽、江西，“我像一个遭诅咒无法将血滤净的变色龙后裔，艰难地选择两边皆唾弃的身份。”在九江暂留的日子里，骆以军目睹三峡移民途经的景象时，便不由得觉得：“从决定迁村的旅途一展开，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即永远地成为孤寂又疲惫的吉卜赛。”
上世纪九十年代夜晚的火车站，像一个蜡像馆，人人表情木然。“大哥大嫂前来送行，大哥揣到我怀里一个报纸包，说，‘礼包，给你结婚用的。’我坚决不要，大哥几乎翻脸。大嫂给我们俩买了两件新的红色衣服，说，‘你们穿的不喜庆、太灰了。’”
在南京火车站，骆以军才想起年幼时，似乎隐约地察觉“包括我站在他（父亲）身边的任何一幅场景，任何一个似曾相识的火车站、码头、饭馆、街道……皆不过是这个逃亡者脑海中轮廓模糊的复制品罢了。”
父亲那荒谬生命里的精神支柱原来在遥远的对岸吗？那么，在台湾的一切，甚至于自身都只是一个替代品吗？
骆以军蜜月之后两年，白发苍苍的父亲终于回乡探亲。他带着退休金和半辈子的积蓄，换成大量的金戒指、金项链、外汇券，在久别的故乡，父亲跪母陵、修祖坟。
“父亲终于向异乡的妻子印证了自己大半生萦绕不去的童梦真实地存在着。他屡屡以家长的姿态教训‘那边’的子侄们，而在台湾，几个子女谁也不听他‘吊戏文’，父亲几十年的迁徙漂泊的伤痛，在故乡换取了些许安慰。”骆以军叹气道。
“父亲总是沉默的、严峻的，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光，不理解他为何那么吝于表达爱，你不知道其实他自己正承受着被这世界压扁挤碎的恐惧。他或许也不知如何告诉那个身旁的小人儿，世界是怎么回事。对我这辈人来说，父亲与‘公路’的意向是类似的。公路，作为天空的反面，被压躺在大地，跟着丘陵、沙漠、草原、海岸起伏，同时又蜿蜒伸展向这个世界的各种可能的方向。它只展现，从不解释。一如父亲，你必须在很多年后，才想起，并领悟他当时带着你站在那些风景前的画外音--记得你所看到的一切。”
每一本书都是神秘的河流
作为台湾外省人，骆以军从小生长于一个平凡匮乏的环境：“不像本省的家庭，有各房的亲戚。不像张爱玲，在她13岁，脑袋里已经可以建构出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骆以军从小就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妈得去打工，成长的环境就是身边的朋友，大家对世界的想象和期待都是一样的。“
骆以军的父亲是中文老师，家中的书大部分是父亲收藏的经史子集。还是男孩时，骆以军常常被关在家里，翻看父亲书房中的《西游记》、《东周列国故事》、《朱洪武演义》。直到高四复读那年，每天只想翘课的骆以军，对文学有了真正的饥渴。他无意中读到余光中翻译的《凡·高传》--”白痴似的激动“！
“我要当艺术家！”他用典型的“骆式语言”表达当时的亢奋心情。
《半生缘》也让他激动。骆以军说，张爱玲描写世均对曼祯告白时的街影，让他起鸡皮疙瘩，“当时想，如果我可以把这整本书背下来，我也可以写东西了。”
1987年，台湾正式解禁，左翼文学书籍进入台湾读者的视野。骆以军终于在鲁迅、茅盾、萧红等人的笔下，更真切地感受到父亲想念的那个大陆。
大学第一学期的冬天，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宿舍，窗外漫天大雨、雾气迷蒙，骆以军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用力地抄写着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看不懂那些艰涩文字。抄读如河床，其他种形式之阅读，只是哗哗流过的语义、故事。”
骆以军也抄写王安忆、莫言、阿城等大陆作家的书，不由感叹，“那些中文对我来说是练字。在当时的台湾，古文课也很难补上足够的中文底子。”他在大陆小说中感受到了更具有生命力和表情的语言。
长年的抄书造就了手部运动的习惯动作，至今骆以军还是手写书稿。小说《西夏旅馆》45万字，写在A4影印纸上的手写稿，厚厚一叠超过1500页，排开来有两个篮球场的面积。
“我觉得我是那种传统老头的个性，特别不爱换口味，我已经习惯了书写的过程。打个比方，可能有一天我太太已经不爱我了，我还是很爱她；有一天我两个小孩不要我了，我还是抱着他们，说‘不要离开爸爸’。”
何以《遣悲怀》
骆以军说，因为有着外省人第二代、迁移者的身份，自己实际上是“经验匮乏者”，于是从别人那儿“窃取”故事，跟朋友喝咖啡交换故事，再用小说家的奇技幻术，造出一个个华丽的小说世界。这种能力，让他在台湾同辈作家中享有颇高赞誉，他的语言和架构能力更是得到许多文学评论家的肯定。
“昆德拉讲，一个大冒险的时代，在旷野上说故事的时刻已经不在了，那个17世纪最幸福的时光不在了。我们经历过福克纳，我们经历过这种大的小说家，他们可以把时间调得那么细，他们可以去谈一个寻常世界的人。现在城市的地平线被各式各样的大厦遮断了，人无边的想象力已经被各式各样的专家话语、医院、报社大楼、媒体、高级大饭店等等阻隔了。”
骆以军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极擅长讲故事的人，他的脑海里似乎总是存储着大量各种各样的事件，随时可供他信口道来。
“写小说的过程就像搏击，是把平庸、钝化的日常语言撕裂、强暴，然后重新构造。”骆以军发现，30岁之后，写小说不再才情喷薄，而是一种极限运动。必须把最大的能量聚集在一个点上：“很像潜到黑暗深海的潜艇，涡轮引擎，高压防水舱要非常强大。”
《西夏旅馆》以11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托喻，以一座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是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骆以军设身处地，用晦涩文体刻画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2010年7月，由香港浸会大学创办的华文长篇小说奖项“红楼梦奖”桂冠授予骆以军。此前两届的获奖作家分别是贾平凹和莫言。授奖辞写道：“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文学都面临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压力，以及市场化、娱乐化、粗鄙化的文化生态环境。本届”红楼梦奖“授予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表达了一种文学道义上的相濡以沫的支持。”
骆以军新作《遣悲怀》，今年8月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邱妙津是1995年在法国自杀的台湾女作家，因为感情挫折，她用剪刀刺入心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稍后，她的遗作《蒙马特遗书》得以整理出版，被认为是对爱欲生命及死亡的终极阐释。《遣悲怀》全书由写给邱妙津的九封信（第一书至第九书）贯穿全文，另外穿插三个梦和五个关于时间差的故事（运尸人、产房里的父亲、发光的房间、折纸人、大麻）。
这是属于邱妙津的，也是属于骆以军本人的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它们所处的都是现实的语境，是真相被割裂的当代。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认为，这本书是“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骆以军以自己十分欣赏的卡尔维诺作品《月光映照的银杏叶地毯》作比，表示写这本书，自己是试图在无尽的时光中“喊停一片银杏叶”，在凝固的时间里，与神对话。
书名《遣悲怀》，典出纪德怀念亡妻的同名文集，邱妙津生前五年的时间，都把此书当作床头书，因为“唯有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力量，爱与怨的真诚力量，才能鼓励我写完全书”。
骆以军直接以此书名进入书写，以槛内之身遣无尽悲怀，接力诉说那既是邱妙津没有说完的、也是骆以军自己的，关于爱与时间、死亡与伤害的故事。
……
文|《小康》记者苏枫上海报道
大胡子、浓眉--张飞一样的一张脸，壮壮的身体里却装着好似林妹妹的敏感之心。他是骆以军，是小说家，是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重度抑郁症患者，是素食者，是为我们讲故事的人。
骆以军，祖籍安徽，1967年生于台北。作品主要以小说为主，有《遣悲怀》《红字团》《月球姓氏》《远方》《西夏旅馆》。
“以军的眼睛就像核爆，所有东西被他目光一扫就全部变成废墟。”著名台湾女作家朱天文这样评价他。骆以军被认为是台湾中生代作家中最有实力的一位，1960年代华语作家的“一哥”。作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之一，骆以军代表着一个新的写作世代。
2011年上海书展升级为国家书展，吸引众多名家前往。骆以军于8月17日书展开幕当天推出自己的新书《遣悲怀》，出版方世纪文景邀请香港作家董启章、内地作家毕飞宇一起，与骆以军对谈“华语文学写作的未来”，成为书展重头戏。
作为台湾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骆以军身边有太多长辈和晚辈。前辈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已然在华语世界享有声望。对于自己和同辈人，以及下个世代的写作者，将面临怎样的未来，骆以军说：繁花盛开。他认为，不同时代的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们会充分发掘时代素材，创作出丰富而优秀的文学作品。
初秋的上海，骆以军在南京西路张爱玲旧居附近接受《小康》杂志专访，为我们讲述自己的家族史、写作历程以及新作内涵。
骆以军外表乐观，实则悲观到底。深深看穿人世的虚无之后，他选择强悍面对，一旦进入文学正题，多日奔波引致的拘谨和焦虑都不见了，他目光炯炯、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偶尔迸发的大笑，是他的招牌表情。
“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变态之人”
“我父亲20多岁来到台湾，在台湾活了50多年，可是我父亲到晚年，他觉得他真实的人生就是之前的那20多年，来台湾之后的这么多年就像是一场梦。我觉得我就是父亲在一场奇怪的梦里生出来的孩子。”父亲那一辈迁徙者的宿命为骆以军的生活与写作埋下了哀伤的伏笔。骆以军直言，在台湾被称为“外省第二代”的他们简直像“不鸟不兽”的蝙蝠。
在台湾屡屡遭遇身份认同的尴尬，替代父亲客旅大陆的骆以军同样在大陆遭遇此类问题。1995年，30岁的骆以军与新婚妻子进行蜜月旅行，第一站就是故乡南京。
30岁的骆以军，人生中在南京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哥哥。在农村种葡萄、跑船的大哥已经50多岁，灰白头发，苍老疲乏。
“那时候的南京看起来古老、遥远，不是现在的流光幻影。我和妻子住在夫子庙的状元楼，楼门口有个旋转门，门童守着，不让大哥进门。我们说了半天才让大哥一家人进来。大哥一进酒店房间，我就跪了下去。”
骆以军说，那一刹那的感受直到今天也无法表达，跪下去，是一种本能。
“我们之间有一种陌生、幽微的情感，既亲近、又陌生。大哥给我们带了很多自己种的葡萄，很甜。大哥慢慢讲，他的乡音与父亲一模一样。父亲去了台湾以后，留在南京的奶奶天天哭，直到去世。”
蜜月之旅，酸苦难言。从台北到南京，再到安徽、江西，“我像一个遭诅咒无法将血滤净的变色龙后裔，艰难地选择两边皆唾弃的身份。”在九江暂留的日子里，骆以军目睹三峡移民途经的景象时，便不由得觉得：“从决定迁村的旅途一展开，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即永远地成为孤寂又疲惫的吉卜赛。”
上世纪九十年代夜晚的火车站，像一个蜡像馆，人人表情木然。“大哥大嫂前来送行，大哥揣到我怀里一个报纸包，说，‘礼包，给你结婚用的。’我坚决不要，大哥几乎翻脸。大嫂给我们俩买了两件新的红色衣服，说，‘你们穿的不喜庆、太灰了。’”
在南京火车站，骆以军才想起年幼时，似乎隐约地察觉“包括我站在他（父亲）身边的任何一幅场景，任何一个似曾相识的火车站、码头、饭馆、街道……皆不过是这个逃亡者脑海中轮廓模糊的复制品罢了。”
父亲那荒谬生命里的精神支柱原来在遥远的对岸吗？那么，在台湾的一切，甚至于自身都只是一个替代品吗？
骆以军蜜月之后两年，白发苍苍的父亲终于回乡探亲。他带着退休金和半辈子的积蓄，换成大量的金戒指、金项链、外汇券，在久别的故乡，父亲跪母陵、修祖坟。
“父亲终于向异乡的妻子印证了自己大半生萦绕不去的童梦真实地存在着。他屡屡以家长的姿态教训‘那边’的子侄们，而在台湾，几个子女谁也不听他‘吊戏文’，父亲几十年的迁徙漂泊的伤痛，在故乡换取了些许安慰。”骆以军叹气道。
“父亲总是沉默的、严峻的，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光，不理解他为何那么吝于表达爱，你不知道其实他自己正承受着被这世界压扁挤碎的恐惧。他或许也不知如何告诉那个身旁的小人儿，世界是怎么回事。对我这辈人来说，父亲与‘公路’的意向是类似的。公路，作为天空的反面，被压躺在大地，跟着丘陵、沙漠、草原、海岸起伏，同时又蜿蜒伸展向这个世界的各种可能的方向。它只展现，从不解释。一如父亲，你必须在很多年后，才想起，并领悟他当时带着你站在那些风景前的画外音--记得你所看到的一切。”
每一本书都是神秘的河流
作为台湾外省人，骆以军从小生长于一个平凡匮乏的环境：“不像本省的家庭，有各房的亲戚。不像张爱玲，在她13岁，脑袋里已经可以建构出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骆以军从小就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妈得去打工，成长的环境就是身边的朋友，大家对世界的想象和期待都是一样的。“
骆以军的父亲是中文老师，家中的书大部分是父亲收藏的经史子集。还是男孩时，骆以军常常被关在家里，翻看父亲书房中的《西游记》、《东周列国故事》、《朱洪武演义》。直到高四复读那年，每天只想翘课的骆以军，对文学有了真正的饥渴。他无意中读到余光中翻译的《凡·高传》--”白痴似的激动“！
“我要当艺术家！”他用典型的“骆式语言”表达当时的亢奋心情。
《半生缘》也让他激动。骆以军说，张爱玲描写世均对曼祯告白时的街影，让他起鸡皮疙瘩，“当时想，如果我可以把这整本书背下来，我也可以写东西了。”
1987年，台湾正式解禁，左翼文学书籍进入台湾读者的视野。骆以军终于在鲁迅、茅盾、萧红等人的笔下，更真切地感受到父亲想念的那个大陆。
大学第一学期的冬天，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宿舍，窗外漫天大雨、雾气迷蒙，骆以军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用力地抄写着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看不懂那些艰涩文字。抄读如河床，其他种形式之阅读，只是哗哗流过的语义、故事。”
骆以军也抄写王安忆、莫言、阿城等大陆作家的书，不由感叹，“那些中文对我来说是练字。在当时的台湾，古文课也很难补上足够的中文底子。”他在大陆小说中感受到了更具有生命力和表情的语言。
长年的抄书造就了手部运动的习惯动作，至今骆以军还是手写书稿。小说《西夏旅馆》45万字，写在A4影印纸上的手写稿，厚厚一叠超过1500页，排开来有两个篮球场的面积。
“我觉得我是那种传统老头的个性，特别不爱换口味，我已经习惯了书写的过程。打个比方，可能有一天我太太已经不爱我了，我还是很爱她；有一天我两个小孩不要我了，我还是抱着他们，说‘不要离开爸爸’。”
何以《遣悲怀》
骆以军说，因为有着外省人第二代、迁移者的身份，自己实际上是“经验匮乏者”，于是从别人那儿“窃取”故事，跟朋友喝咖啡交换故事，再用小说家的奇技幻术，造出一个个华丽的小说世界。这种能力，让他在台湾同辈作家中享有颇高赞誉，他的语言和架构能力更是得到许多文学评论家的肯定。
“昆德拉讲，一个大冒险的时代，在旷野上说故事的时刻已经不在了，那个17世纪最幸福的时光不在了。我们经历过福克纳，我们经历过这种大的小说家，他们可以把时间调得那么细，他们可以去谈一个寻常世界的人。现在城市的地平线被各式各样的大厦遮断了，人无边的想象力已经被各式各样的专家话语、医院、报社大楼、媒体、高级大饭店等等阻隔了。”
骆以军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极擅长讲故事的人，他的脑海里似乎总是存储着大量各种各样的事件，随时可供他信口道来。
“写小说的过程就像搏击，是把平庸、钝化的日常语言撕裂、强暴，然后重新构造。”骆以军发现，30岁之后，写小说不再才情喷薄，而是一种极限运动。必须把最大的能量聚集在一个点上：“很像潜到黑暗深海的潜艇，涡轮引擎，高压防水舱要非常强大。”
《西夏旅馆》以11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托喻，以一座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是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骆以军设身处地，用晦涩文体刻画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2010年7月，由香港浸会大学创办的华文长篇小说奖项“红楼梦奖”桂冠授予骆以军。此前两届的获奖作家分别是贾平凹和莫言。授奖辞写道：“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文学都面临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压力，以及市场化、娱乐化、粗鄙化的文化生态环境。本届”红楼梦奖“授予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表达了一种文学道义上的相濡以沫的支持。”
骆以军新作《遣悲怀》，今年8月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邱妙津是1995年在法国自杀的台湾女作家，因为感情挫折，她用剪刀刺入心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稍后，她的遗作《蒙马特遗书》得以整理出版，被认为是对爱欲生命及死亡的终极阐释。《遣悲怀》全书由写给邱妙津的九封信（第一书至第九书）贯穿全文，另外穿插三个梦和五个关于时间差的故事（运尸人、产房里的父亲、发光的房间、折纸人、大麻）。
这是属于邱妙津的，也是属于骆以军本人的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它们所处的都是现实的语境，是真相被割裂的当代。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认为，这本书是“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骆以军以自己十分欣赏的卡尔维诺作品《月光映照的银杏叶地毯》作比，表示写这本书，自己是试图在无尽的时光中“喊停一片银杏叶”，在凝固的时间里，与神对话。
书名《遣悲怀》，典出纪德怀念亡妻的同名文集，邱妙津生前五年的时间，都把此书当作床头书，因为“唯有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力量，爱与怨的真诚力量，才能鼓励我写完全书”。
骆以军直接以此书名进入书写，以槛内之身遣无尽悲怀，接力诉说那既是邱妙津没有说完的、也是骆以军自己的，关于爱与时间、死亡与伤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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