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白手起家，在还不能想象万元户的生活时，已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历经坎坷，三次离婚，三次入狱，又因三次被邓小平点名而化险为夷。他就是有着“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
他和他的瓜子演绎了一部新中国个体经济发展的浓缩史，他用他的经历让中国人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含义。
为了维持生计，年广久从小跟随父亲学着肩搭秤盘，叫卖街头。但他没有小买卖人的斤斤计较，做生意更愿意薄利多销，顾客可以先尝后买。遇到一些难缠的顾客，买走了水果又跑来算“回头”账，说少给了秤，少找了零钱，他一般也不计较，爽快补足。久而久之“傻子”的名号也慢慢传开。
而顶着“傻子”名号的年广久却有着与时代不符的小算盘，1962年是他成家的第二年，在那苹果飘香的季节，他看见市场苹果紧缺，马上拍电报给产地附近的同行，代购一批4000斤的梨子、苹果。这批水果一到手，他卖起了独市。白天，他叫着卖；晚上，他发了傻劲，拉起彩灯，放着音乐，接着卖。对面国营门市部和其他摊贩，却冷冷清清。这台好戏一唱，钱是赚了，也被扣上“挖社会主义墙脚”等罪名。他被判以“投机倒把”，入狱一年。
“我从小就是学经济学的，这个经济学是在实践中学的，高价卖出，低价买进，这就是经济学。”年广久这样解释着他的生意经。
1980年、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对年广久三次点名保护。而这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一代个体私营经营者的命运。
1972年，年广久看上了炒瓜子这一行当，拜师学艺，真刀实枪地干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越做越大。1979年，年广久开始雇工，逐步将小作坊发展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工厂。
当时安徽的农村改革，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1980年，邓小平热情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在这种农村改革的新形势下，邓小平看到了有关“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就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后来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让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大乱，公司血本无归。后来又是邓小平保护了他。同时通过年广久这个“个例”，还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顺利解决。他的名字也成为了个体经营者的符号。
至今年广久仍对邓小平心存感激，他的名片正面是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背面则是《邓小平文选》中的一句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年广久说：“如果我没有做出贡献，邓小平也不会提到我，替我说话。但他不是针对我，他是对全国许许多多的‘傻子’说话。”
芜湖的一条步行街上，有四家“傻子”瓜子专卖店，只有一幢白色年久失修，与周围现代化的商厦和街市有些格格不入的三层小楼属于“老傻子”。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办公桌，没有书柜，只有两张麻将桌和十几把破旧的凳子。
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年广久，仍停留在个体经营模式，他排斥已超过自己的恰恰瓜子销售模式，固执地坚守着用专卖店包围超市，更多的却是力不从心。芜湖市市委书记金庭柏对年广久的评价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曾经超前时代勇于创新的“傻子”，现在却不愿接受新的理念，站在又一个时代的变迁点，年广久的背影有些沧桑，有些落寞……
《投资者报》记者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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