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秘密

　　在消费品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天然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对于身处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由国家权威部门制定的“产品安全、质量标准”，便成为“评判产品质量”最为重要的参照体系。

　　不过，在这些“标准”之中，常常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因为，这些标准可能已经被制造商绑架；因为，在中国市场，制造商可能执行远低于全球的标准；因为，在某些消费品市场，标准可能非常模糊，甚至根本不存在，而制造商可能因此肆意妄为。

　　而这，并非“受迫害妄想症”。

　　强生的“双重标准”

　　2月21日，美国强生公司发表声明称，其首席执行官韦尔登将于今年4月卸任，由副董事长格洛斯基接任。外界评论，强生此次高层变动，或与此前3年的多起产品召回事件相关。

　　已在强生任职超过30年的韦尔登，过去10年一直担任CEO和董事长。在其任期内，成立于1886年的强生，已发展成拥有250家子公司的超大型企业，产品涵盖处方药、医疗器械、个人护理产品等领域。但2009年9月以来，这家全球最大医药保健公司的“产品召回”次数已高达25次，从隐形眼镜到儿童用泰诺，从人工髋关节到婴儿日化用品，以致让人惊呼，强生怎么了？

　　不过，强生的全球召回却几乎从不涉及中国大陆市场。每次事发，强生中国公司总是言之凿凿地称：问题产品与中国无关。

　　强生最近一次召回，发生在一个月前。2月17日，强生宣布，因药品瓶体设计原因，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57.4万瓶“葡萄味退烧药泰诺口服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药品2011年11月刚刚上市，由强生的意大利工厂生产。当时，强生中国照例发表书面声明称：“中国消费者目前使用的我公司的非处方药品，均是由上海强生制药在上海工厂生产，完全符合中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质量安全可靠，不存在国外召回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

　　同样的情形已多次出现。当舆论质疑强生在中国实施“双重标准”时，强生方面均会称，其在中国生产的所有产品“完全符合GMP标准”。

　　但符合GMP标准，并不意味着就不是“问题产品”。“这就是监管体系的差异。”一家国内药企人士对本刊记者称，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被公认为是全球最严格的食品与药物管理机构，而许多被FDA查出有问题的产品，在中国却“没有问题”。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波也坦言，中国现行的GMP标准肯定不如欧美严格，在欧美质量不达标的产品，不一定就通不过中国的GMP标准。而在“产品符合中国GMP规范”的前提下，产品召回与否，“决定权更多的在企业自身”。

　　一个典型案例是，2009年，强生生产的人工髋关节，被美国FDA禁止销售后，仍继续出口到欧洲和其它海外市场。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强生违法，因为包括欧洲在内，其它国家的医疗器械销售标准，均低于美国。

　　“各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并不相同，有严格和宽松之分。”在前述人士看来，这给强生留下了实施“双重标准”的空间。“众所周知，美国FDA的要求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强生中国工厂的标准，不可能比美国标准还高。”在他看来，如果强生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存在风险，那么，在华生产的同类产品，很可能也存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公司自查和药监局调查来保障产品安全。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外界尚未看到“强生自查”和“外部监管”的效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产品问题频出，2011年3月，美国FDA已直接出面监控强生旗下3个工厂。根据协议，监管部门将至少对出现过问题的工厂进行5年监控，并聘任独立的技术专家监查生产设备，而若强生违反该协议，FDA有权对其最高罚款1000万美元。

　　当然，过去3年，强生也曾有过一次“惠及”中国市场的召回。2011年12月8日，国家药监局下文，要求强生旗下西安杨森公司，对其代理的“楷莱”、“万珂”两款产品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召回所有批号“楷莱”，停止销售“万珂”。

　　不过，早在一年之前的2010年11月，美国、英国、日本市场的“万珂”已被召回。而强生在中国宣布召回之前一个月，上述两款产品已经停产。

　　苏泊尔“测不准”

　　在“锰超标”事件爆发半年之后，苏泊尔始终没有松口。

　　2月24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召开“炊具锰迁移对健康影响有关问题”风险交流会，会议指出，此前媒体对“不锈钢炊具含锰问题”所做报道并不全面，苏泊尔炊具不存在“锰超标中毒”问题。

　　不过，这并未平息公众对苏泊尔质量问题的质疑。业内评论人士刘步尘指出，锅是用来做食品的，并不是食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有无资质下“使用不锈钢锅不会影响健康”的结论？如果不锈钢行业协会的检测不权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检测就一定权威吗？

　　苏泊尔“锰超标”事件，发端于2011年。当年10月初，哈尔滨市工商局宣布，将全市的苏泊尔“锰超标”问题不锈钢全部强制下架。哈市工商局称，其从2008年初开始就追踪检测，发现苏泊尔累计81个型号、46个批次的产品检测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且，不合格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价格较低的锅具产品。

　　2011年10月14日，苏泊尔发布声明称，所有涉及产品均已送交“国家相关机构”检验，“检测结果合格”。

　　本刊记者获得的两份检测报告显示，双方的检测标准大不相同。哈市方面依据的“GB/T3280”，是不锈钢冷轧钢板的国家推荐标准，而苏泊尔依据的“QB/T1622”，则是原轻工业部1992年颁布的不锈钢器皿标准。

　　以不锈钢水壶为例，哈市工商局的检测报告表明，苏泊尔所用材料中的锰含量为7.59，远高于GB/T3280所要求的2.50；而镍含量为3.92，远低于国家规定的下限7.0。而苏泊尔方面的检测报告，并未涉及这些材质的含量，只是针对“划伤”、“凹坑”、“点焊”等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还称，上述产品符合“卫生标准”。苏泊尔方面据此宣布，“经国家相关机构检验，检测结果合格”。

　　显然，双方争议的最大焦点是，采用的检测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同。2011年10月底，双方达成了共同送检的约定，但苏泊尔方面并未积极配合。

　　2011年12月21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锈钢制品（GB9684-2011）》颁布实施。这一新国标，适用于主体材料为不锈钢的食具容器，明确了“食品接触用不锈钢的主要安全问题为重金属的迁移”，并参考了德国LFGB法规，对铅、铬、镍、镉等重金属迁移限量指标作出规定。

　　2012年2月，苏泊尔一位负责人称，根据（原轻工业部）1988年的标准，苏泊尔部分型号的产品确实不合格，但如果以1992年的标准，苏泊尔的产品就合格。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去年新出台的标准，苏泊尔部分老型号产品的确存在“锰超标”问题。“但新标准出台后，总要给企业一个消化过渡期，就像节能标准一样，不然企业的库存岂不是全部都要作废？”

　　时至今日，有关苏泊尔质量问题的争议仍在继续。一位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指出了此次事件当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其一，适用于炊具的安全、质量标准，至今没有定论；其二，由于标准混乱，行业里像苏泊尔一样存在问题的企业，可能不是少数；其三，苏泊尔发生问题的产品，都集中在低端产品上。

　　而最后一点，或许点明了此次“锰超标”事件背后的商业逻辑。由于低端产品售价较低，要保证利润，当然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成本控制”。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苏泊尔餐具之所以“锰多镍少”，主要还是因为成本：镍价较高，而锰价较低，“以锰代镍”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被绑架的奶牛

　　2011年6月，素有“乳业大炮”之称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一句“中国乳业行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绑架，是全球最差标准”，让“乳品新国标”制定过程中的激烈而复杂的博弈浮出水面。

　　按照王丁棉的说法，1986年的国标规定，生鲜乳中的蛋白质最低值为2.95克/100克，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不超过50万个；而2010年6月实施的新国标，却将标准降低为2.8克和200万个。事实上，即便是1986年的“乳业国标”，与国际标准已有明显差距：美国、欧盟对生鲜乳中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

　　王丁棉称，菌落指标降低后，一些以经营“常温奶”为主的大企业，可以收购更多的原料奶，从而有足够资源占有市场；而“巴氏奶”企业，对奶源质量要求很高，一旦标准降低，意味着优质奶源减少，将影响巴氏奶的市场拓展。王丁棉口中的“大企业”，被外界解读为伊利、蒙牛两大乳业巨头。

　　西部乳业协作会执行会长、新国标参与制定者魏荣禄也曾透露，作为乳业行业知名专家，他和王丁棉、骆承庠、顾佳升，最初都未被邀请参与“新国标”制定。最终能够参与其中，还是因为“卫生部长陈竺的指示”，标准要由真正的乳业专家制定。“会议讨论时，只讨论乳品安全，不讨论营养，这很不正常。”魏荣禄说。在会上，他提出新国标要“营养和安全并重”，大力倡导巴氏奶，反对“复原乳”，但很快遭到各方驳斥，不让发言。

　　原卫生部全国乳与乳制品定标组副组长曾寿瀛也回忆称，早在2009年6月召开的“全国乳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会议”前，关于蛋白质含量标准的讨论已有十余次，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沿用原来的2.95％标准，不过，蒙牛和伊利则属于“降低派”。

　　作为生乳“新国标”后期的参与审稿者，曾寿瀛对媒体透露，直至2009年8月底，在送交农业部与卫生部的审稿中，蛋白质含量的标准都是2.95％。但当年10月20日，在卫生部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这一标准已经修改为：每年5月至9月为2.8％，其余时间为2.95％。而2010年4月“新国标”正式公布时，标准已变为2.8％。

　　“短短几个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问了其他参与审稿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作为制订参与者，我们没有裁决权，甚至连一点知情权都没有。”曾寿瀛说。

　　有传闻称，在标准讨论过程中，一家大型乳企的代表曾表示，按照2.95％的蛋白质含量标准，内蒙古、黑龙江分别有10％、6％原奶无法达标，河北亦有相当比例原奶无法合格，全国数量更为惊人，因此，希望降低标准。另一家大型乳企则希望，菌落总数标准放宽至1000万（这一数值是欧盟标准的100倍），理由是散户奶源需要一定时间规范和提升。不过，这样的揣测已遭到相关企业的否认，它们均强调自己从未要求过“放宽生乳标准”。

　　有意思的是，在王丁棉的“绑架论”出台后，内蒙古奶协率先反驳称，乳品新国标是“维护奶农利益，由中国国情决定的”。而伊利、蒙牛均为内蒙古当地企业。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巡视员、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俊勋曾表示，在标准起草之初，卫生部曾希望提高原奶收购标准，但农业部认为，目前提高原奶收购标准并不合适。“没有哪个企业敢说它没有收过2.95％以下的牛奶，与其偷偷摸摸做，不如把事情拿到桌面上解决。2.8％（的标准），就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

　　不过，2011年底，魏荣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农业部已经有意推动新国标的修改”，“今后，也许会将现行的国标设定成最低标准”。

　　文/陈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