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的洋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用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的话来说，就是科技国家队。

　　它自1994年开始，邀请非华裔外籍科研人员来到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2011年，启动了以千人为目标的非华裔外籍专家引进计划。

　　根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科院累计引进623名外国特聘研究员和240名外籍青年科学家。其中，仅2011年度就通过“外国特聘研究员计划”引进外国科学家228名，通过“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引进外国青年科学家85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1949年以来一直有华裔科学家从海外回到中国，但是通过上述计划，越来越多金发碧眼的外国科学家正来到中科院。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是谁？他们为何来到这里？

　　中国文化情结

　　用了18年时间，3次来过中国之后，乌丽（Ulrike Tagscherer）终于决定到中科院工作。那是2008年8月底，整个中国还沉浸在奥运会的气氛之中。40岁的德国博士乌丽偕夫带子，来到北京。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乌丽说，她在高中时就对中国的古代发明着迷。

　　1992年，为了完成硕士论文《中国教育的空间差异》，乌丽申请到一笔奖学金，在中国工作6个月。其中，两个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汉语，4个月在清华大学查阅中文资料。

　　5年后，乌丽自费来到中国，行走十个城市，采访了47家公司的150名经理人，最终完成一篇题为《在中国的迁移率和事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理人》的博士论文。

　　2008年4月，中国科技部和德国科技部签订了高层次的合作协议，乌丽顺利进入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工作。她后来获得了副教授的职称。

　　乌丽承认，下决心来中国工作，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朋友的影响。具体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异域文化的吸引力。而中国朋友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

　　已经在中国工作超过10年的柯莎（Sarah Perrett），对中国的兴趣同样来自她的中国朋友。

　　今年42岁的柯莎来自苏格兰，在剑桥大学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讲师。1997年她到中国度假期间，由这位朋友介绍，参观了时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周筠梅的实验室。

　　1998年，柯莎获得英国皇家学会资助，又到生物所进行两周访问，还拜访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她回英国后获得了为期3年的资助，先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自2000年9月开始在周筠梅的实验室工作。

　　这一年12月，法国女博士蒲林特在中科院正式上岗，成为中科院首位在编的外籍研究人员。

　　来中国时，柯莎的儿子才两个月。两年之后，她申请半年产假，回英国又生了一个女儿。

　　如何让孩子们在中国读书，可能比“酵母类Prion蛋白Ure2折叠”这种听起来就无比困难的科学研究更令柯莎操心。柯莎说，“这里的国际学校特别贵，很难让两个孩子同时都上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是大多数外国科学家的选择。乌丽也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慕尼黑读大学。虽然有些昂贵，但她觉得，14岁的小儿子现在读的国际学校，要比德国的学校好很多。她希望，儿子能够在中国读到高中毕业。

　　在乌丽眼中，除了空气和交通，北京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她丈夫也一度在中国工作，2010年返回德国。接受采访的第二天，乌丽就要乘坐下午的飞机回德国参加学术会议。这次在德国只能停留23个小时：当天晚上到慕尼黑，可以与丈夫和女儿共度一个晚上，周三早晨六点乘火车去法兰克福开会，然后直接返回北京。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到海德堡看望自己的父母。

　　柯莎一家人也不是每年都回英国。她丈夫在一所国际医院上班，有一份比较理想的收入。

　　语言是最大障碍

　　出生在巴西东北部的石克（Francisco Carlos），也是在历史课上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

　　2010年12月，作为中科院“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引进人才，38岁的石克从巴西空间研究院进入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工作。

　　作为目前中科院引进外籍科学家的两个主要项目之一，纳入“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的外籍科学家，每年可以获得税前15万至25万元人民币的资助。此外，还有1万至2万元经济舱位往返国际机票。

　　而纳入另一个主要项目“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的外国科学家，每年可获得税前40万至50万元资助，也有1万至2万元机票费用。

　　石克目前在跟随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寄遥研究员，从事“国际空间天气子午圈计划”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在巴西的导师是空间科学领域的知名科学家，非常高兴石克能够来到中科院工作学习。”徐寄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与载人航天项目等不同，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要作为中国空间研究和卫星项目的牵头单位。而后者，一直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科学项目。目前这里有10位外籍客座教授和外籍研究员，其中超过一半是非华裔科学家。

　　不过，石克只有单身的快乐，“工作太忙了，就像忘记吃饭一样，把结婚给忘了。”石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石克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现代少儿世界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陈昊苏诗集《希望之路》。

　　他现在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世界语。石克认为，中科院应该给外籍科学家开设课程，专门学习中文。

　　比如乌丽，因为语言问题，觉得很难理解一些东西。她甚至认为，因此影响了自己参与“973”、“863”这样的大型科学项目。在语言之外，她认为重要的是，自己合同上的工作时间限制了科研项目的选择。乌丽的第一次工作合同为期两年，后来续签了两次，目前的合同到2013年8月结束。

　　她说，自己认识的外国科学家大都以参加中外合作的国际项目为主，许多人在做外资企业和中国高校研究所的合作项目。少有人参与中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

　　相对而言，英语国家的科学家感到更“舒服”一些。比如柯莎，她的中国同事大都在国外学习工作过，可以用英语交流。

　　刚到中国的时候，柯莎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到银行开账户、购买家具、装修房屋，都是朋友、同事、学生帮助解决，包括由中国同事把她的英文材料翻译成中文，用以申请项目。

　　生物物理研究所是中科院最引人关注的研究机构之一。目前它有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包括柯莎所在的生物大分子实验室。2003年，柯莎成为一个独立的课题组组长，她的研究主要解决蛋白质结构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2005年，她申请的项目进行答辩。生物物理研究所甚至进行了一次预演，来帮助她解决语言问题。虽然答辩时会议主席允许她选择英文，但柯莎仍然用中文完成了这次至关重要的报告。答辩前夜，由中国学生一直陪她进行最后的准备。

　　柯莎此后一直以中方人员身份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还获得了“研究员”这样一个在中国科学界代表一定身份的称号。

　　作为首席科学家，她刚刚承接了一个“973”项目。这已是她第三次参与“973计划”。同时，她也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0年，来自英国的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全职研究员米格尔，成为中国第一位非华裔重大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

　　当然，柯莎现在还是几乎无法听懂自己领域以外的中文学术报告，即使用中文作一个蛋白质方面的学术报告仍不轻松。

　　中国的科研越来越国际化

　　柯莎能够在中国工作这么多年的原因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是，“现在想在欧美国家拿到科研基金很不容易。”她说，“这几年，中国提供了更好的科研条件，很多学生都愿意在中国工作，不再去美国了。而且出国深造的中国科研人员不断回国。”

　　不过，在柯莎看来，中国研究机构和国外一流研究所还是有所差别。比如，这里的外国人仍然比较少。

　　在石克看来，中科院的工作效率要比巴西高得多，“在巴西，提出问题要等很久才能得到答复。”

　　不过，在研究生培养上，巴西的资助会更多一些，博士生也可以参加更多的国际会议。

　　科学研究的差别的确无处不在。

　　“在德国可以同时做几个项目，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记录，安排很详细。每个项目每个人用多长时间，每个人付出多少，都很明确，按工作时间能够拿到多少科研经费。”乌丽说。

　　她记得刚来中科院工作时发现，大多数中国科研项目在具体操作中没有详细时间安排，只知道项目的结束时间。

　　再比如最近这些年，中国人经常抨击的经费问题。“在德国申请科研经费时，要写明研究项目要用多少时间，到哪里要坐几次飞机和火车，都要写清楚。最后还要拿出票据证明去过那里，还要写明每天的工作时间。”她举例说，“如果发现飞机票比预计的便宜，吃住花费少于预计，就会按实际的花费发放经费，一点儿都不会多给。”

　　最基本的还是经费制度。比如在德国，科研人员的收入和所做科研项目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按照国家的规定会有较高水平的固定薪水。

　　她还提到，德国的科研项目很少有学生参与。一旦有学生参与，也都有相应的工作合同和薪水。而且，申请科研项目的资金不能用于学生。

　　不过，中国的科学研究也确实在越来越国际化。比如生物所每周二会有一个很“西方”交叉午餐会。各个课题负责人在一起吃免费的宫保鸡丁、鱼香茄子，有人曾用了5分钟办成了3件事。只要时间允许，柯莎都会参加，她喜欢吃馄饨。

　　洋科学家的纠结

　　总之，中国和德国科研人员最大的差别是工资收入。中国研究人员基本工资不高。乌丽认为，“必须通过申请更多的科研项目，才能有更多的收入。过多的科研项目，导致科研人员没有充足时间做具体研究”。

　　她发现，在中国，无论科研项目的方向和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远近，科研人员都会去努力争取拿到项目。

　　柯莎则表示，中科院为她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住房：一套80多平米的三室一厅，基本满足一家四口的需要。这所房子，原来是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一位权威王志珍院士居住。

　　另外一些问题，则是中科院也无法解决的。比如由于不能解决退休金问题，柯莎每年还要向英国交纳一定的养老保险费用。从2012年开始，虽然外国人也可以进入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有年龄的限制。

　　至今未婚的石克，也认为应该增加对已婚外籍科学家的经济支持。

　　在2009年，中科院开始实施被外界称为“重金”的“外国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新的“千人计划”，对外籍科研人员在住房、孩子入学方面也都有照顾。

　　目前，外籍科学家来到中科院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方面，中科院依托单位根据本单位工作需求和掌握的信息，提出推荐人选；另一方面，由中科院的国外合作伙伴机构限额推荐。

　　柯莎的实验室就有一个剑桥毕业的英国博士后获得了“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资助。另有一位她大学期间的老师获得“外籍特聘研究员计划”资助，每年来她的实验室工作几个月。

　　对于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乌丽目前还没有打算。很重要的是，乌丽确实非常想念德国的家人。

　　石克2012年12月就要回巴西了。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回巴西住过几天。

　　他经常在吃过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巴西人曾向徐寄遥表示，如果中科院能够提供办公室，即使继续提供资金资助，也愿意自费留下来。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铭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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