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的力量在于透明——对话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

　　日本财团的办公楼建在东京寸土寸金、官厅聚集的赤坂，不远处就是高耸的日本烟草大楼。73岁的日本财团会长、川日中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委员长笹川阳平，指指日本烟草大楼的方向，笑着说：“前几年我推动国会提高香烟价格，在互联网上受到不少攻击，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了我。”

　　他说，事后调查，那些攻击他的人大多是烟草公司雇用的“水军”。

　　笹川阳平的名片有数种版本，其中一种只用大号字体印着博客网址，他很看重网络舆论的力量。博客写了7年，他笑言自己早就主动“网络实名”了。他经常自曝一日行程——每一个小时，到了哪里，和什么人会面、吃饭。就连去年做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也在博客上“有图有真相”。

　　“我愿意这么全透明。”笹川阳平说。身为日本最大的非营利性公益团体的负责人，他觉得公开透明的责任很重，这样做理所当然。

　　过去两个月，笹川阳平忙于力推另一件“断人财路”的大事——敦促政府发令，让银行将没收的沉睡账户余款“吐”出来。

　　“日本1.2亿人口，银行账户有10亿个。其中不少只余零头的账户被人遗忘，十年后余额就被银行没收。”笹川阳平说：这些零星余额加在一起，有1兆日元（1日元约合0.076元人民币）之巨，理应还之于民，用于社会事业。

　　日本财团50年前由笹川阳平的父亲川良一创立，将日本全国地方自治体举办的赛艇收益的2.6%作为财团补助金，加上捐款，用以支持日本国内从事慈善事业的财团法人、社会福利法人、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团体等机构，还有一部分用作开展国际交流和国际援助等活动。

　　笹川阳平继承乃父衣钵，并创设了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公益项目，如：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连续10年对20万受害儿童做体检；连续20年推进非洲粮食增产运动；为2100多名中国医生赴日研修提供机会。

　　他还致力于根除麻风病及驱除歧视，人们常能看到他在印度与麻风病患者握手倾谈的照片。

　　由笹川阳平亲任委员长的川日中友好基金创立于1989年，力促两国官方、民间的深度交流。由于背景独特，这个基金推出的项目不容易被复制，比如中日青年历史学者对话等等。

　　笹川阳平的办公室犹如一个小型展馆，摆满他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不过，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每天必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给每一位捐款者写信致谢，哪怕他只捐100日元。“有时一天要写这么多。”他伸出手指，比出大约一寸的距离。

　　做公益也要讲策略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推动提高香烟价格时，怎么处理与强势企业的利益冲突？怎么协调政府部门？

　　笹川阳平：当年我们推动把烟草税提高了3倍，过去日本的香烟一盒220日元，现在440日元（他曾在报章上致信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建议将香烟价格提高到1000日元——记者注），但说实话还是没有提高到让我满意的程度。

　　禁烟与市场经济的原则并不抵触。日本烟草公司主要的股东是政府，国家控股50.1%。提高烟草税，最终有赖于财务省的支持。日本财务省掌握着预算，虽然日本厚生省提倡戒烟呼声也很高，但如果没有财务省的认可，是做不到的。

　　另外，从客观上看，在日本，用于治疗吸烟引发疾病的医疗支出比烟草税的收益更高，如果国家不提高烟草税，国家财政会蒙受损失，国民健康也会受影响。

　　我本人40岁以前抽烟，后来戒掉了。而现在日本的吸烟者占到18%，这个比例首次降低到20%以内。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又在力推银行“吐出”没收的不活跃账户余款，而银行也会辩解，他们管理这些不活跃账户也是需要成本的。

　　笹川阳平：日本银行没收不活跃账户的余款，我觉得这个规定很不合理。经过估算，这10年被没收的余款约1万亿日元，也就是100亿美元、近800亿人民币。这么一大笔钱银行应该拿出来，以合理公平的方法回馈给社会。

　　银行一开始也说他们有管理成本，但事实上银行常常会劝说老年人开设多个账户，而老年人又容易遗忘。对于这一点我们有数据、有证据。

　　《瞭望东方周刊》：银行的经营情况，比如有多少私人账户余款被没收，这些信息怎么能保证准确地收集呢？

　　笹川阳平：这个是有办法的。日本有一项制度，议员有权利把涉及某个问题的质疑书交给首相，而首相应该在两周内书面回答。这次的质疑书因为涉及范围广，从提出到现在已有两个月时间，目前首相的答复已经来了，调查命令也已经下了。

　　原来银行可以捂着瞒着，现在必须调查清楚。但是银行已经没收的钱是否能吐出来，还要看我们今后的斗争情况。一开始日本报纸还是倾向于银行的，现在风向已经变了。

　　《瞭望东方周刊》：提出关于不活跃账户的问题，财团先期做了很多调研吗？对于未来的解决方案有没有预案？

　　笹川阳平：其实以前就曾经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没人响应。推动这样的事情，还是需要一个在舆论界有影响的人来做，而且还要战略得当，做法巧妙。

　　今年2月下旬，我们把日本所有做慈善的人组织到一起，召开会议探讨这个问题，并邀请了很多媒体。这样政府也就不得不重视和解决。

　　对于这件事情最终的解决方式，我们希望由国民建立一个机构，比如一个基金会，然后把这笔钱用在救助贫困人群身上。

　　中日大学生走进麻风村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父亲到你自己，都为根除麻风病投入巨大，包括在中国的麻风病救治项目。你是世界卫生组织根除麻风病特别大使，力推新药MDT的普及，并且将麻风病人及治愈者的歧视问题提高到人权层面，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笹川阳平：从很早开始，就有人说麻风病是上帝的惩罚，或者说是遗传的。麻风病人受到歧视，甚至被社会和家人抛弃。即使病愈后，很多人也会在就业和子女教育问题上受到歧视。在印度，很多地方规定麻风病人及治愈者不能当议员。

　　在世界上，麻风病人已经消除了1600万，现在还有25万人左右。

　　中国的一些边远山区，现在还有麻风村存在着，当然他们大多已经是治愈者了。我们财团号召年轻人参与到消除麻风病的事业中去。

　　我们鼓励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到广东的麻风病村，与广东的大学生一起，建立了一个叫“JIA”的志愿者组织，专门帮助麻风病人治疗和改善生活。现在，已经有2000名多中国大学生加入其中，帮助麻风村修路、修厕所。

　　日本在经济高度成长的时候，也曾经有很多教训。

　　比如政府曾经在郊外建了很多集中居住点，让盲人、智障者和老人住在那里。结果城市中都是健全者，孩子们都不知道还有那样一些弱势群体存在。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们现在把一些救助残疾人的机构、设施都建在城市里，让孩子们学着照顾老人和残疾人，让他们知道人不都是健全的，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日本财团大厦一层的咖啡厅，就是由残疾人经营的。

　　《瞭望东方周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川财团连续十年对20万受害儿童进行体检，这个项目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笹川阳平：这个工作我们确实做了十年。在切尔诺贝利，我们的车行走的距离已经足够绕地球90圈了。我们前后派了400多名医生到当地去培训人员，讲解相关知识。而当年培训的一些人，在去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又作为专家来到日本灾区，给当地的日本人传授核知识。

　　2008年四川地震后，关于地震减灾预防的项目我们也做了两年，撰写了一本灾害预防手册，政府应对灾害的体制和民间自救的内容都包含在内。

　　慈善机构领导者必须是透明人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很多人对公益事业有兴趣，但实际运作中又不够规范，争议不少。你能给一些建议吗？

　　笹川阳平：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功运作了59000件项目，比如组织NGO、志愿者培训，加强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福利服务等等，我们在全日本配备2万多台福利车辆。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益机构的领导人，应该让自己的生活透明化。去年的东日本地震，我们号召全国捐款，到现在为止捐款已经突破50亿日元，预计未来进来的捐款还会有50亿日元。这么一大笔钱，我们公开透明的责任是很重的，所以我也做表率作用，我所有的活动都公开给大家。

　　前不久我到秘鲁出差，突然心脏出现问题，医生给我安了一个起搏器，我把手术的照片也拿出来放在个人博客上。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财团是从赛艇博彩起家，此外还不断获得社会捐赠。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如何既保证基金安全增值，又保持持久的公信力？

　　笹川阳平：我们的公益基金主要来自赛艇收益的2.6%以及各方面捐款，我们从不做资本运作，只做最有保证的资金安排，比如定期存款，也有少数外汇投资，这些收入都在网上公开。公益财团或基金，原则上本金不动，利息或运作收入每年要全部用完。钱多多做项目，钱少少做项目，没有做风险投资的必要。自己的钱可以去冒险，别人捐的钱是不能拿来冒险的。

　　另外，我们每年还有新的资金进来。今年的赛艇项目我们收到资金230亿日元，而日本地震后我们收到的捐款数额是50亿日元。

　　不管捐多少钱，我都会给捐助者写感谢信，在网络上能查出谁收到了我的感谢信。日本财团的资金收入和使用情况，在网页上也都有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基本信息，任何人也有权向财团或基金提出质询、索取相关资料。保持公开透明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宣传方式，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把钱给了日本财团，他们能够有效地使用这笔经费。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财团有这么多分支机构，如何能保持运营良好呢？

　　笹川阳平：我们下面的财团都是相对独立的组织，我间接了解这些组织的情况，但是不直接参与每个项目的运作。下属财团的财会和人事各自独立，各有审查和运营监督组织，聘请外部人员来做这个工作。

　　从去年日本地震后到现在，日本的NPO（非营利组织）有42000多家，社会福利法人（拿政府资金去做援助）有七八千个。但日本的NPO也并不是都做的很好，有一些组织集资能力比较差，徒有其名。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有个企业家陈光标，曾到日本地震灾区救灾捐资，也曾在一些地震灾区派发现金。你怎么看这种慈善方式？

　　笹川阳平：不管他个人怎么做宣传，只要是这些钱投入了社会，就应该受到尊重。有时候，对弱势群体来说，给他精神安慰不如给他100块钱更实惠。

　　日本福利较为完备，人们也会有疑问：我只要照章纳税，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就行，为什么还需要民间的公益力量帮助呢？世界上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这才是真正的贫穷。所以我经常说，从世界的角度看，日本没有穷人，但是仍然有弱势群体，比如光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或者年轻就失业的人，仍然需要民间的力量，需要民间去帮助民间。同时，有很多工作都是作为公益组织的日本财团先做了一步，然后政府跟上，我们这叫“以民促官”。对于慈善的理念和根本目标，中国的公益机构还应该更明确。

　　为国家和社会做事会受到尊敬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现在说的比较多的是所谓“下流社会”，对于年轻人的评价是缺乏责任感，你怎么看？

　　笹川阳平：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去海外留学，在日本工作一年，奖金就够去国外旅游了，出去后又觉得哪里都不如日本好——犯罪率很低，食品更安全。

　　但在我来看，这是不好的现象。我们这代日本人年轻时都是努力学习，要进入好的大学、公司，大家的生活目标比较一致。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太多了，他们不愿意到一家大公司做一个小齿轮。现在社会的多元化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选择的机会，所以吃苦和努力精神有所减弱。

　　但是面对危机，年轻人也表现出了责任感。比如这次日本地震，许多年轻人去灾区做义工。每天在我们的楼前都有大巴出发，开往灾区，年轻人参加5天4晚的志愿活动，自带水、干粮、睡袋甚至手纸。我被感动了。没有日本年轻人几个月的志愿活动，灾区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另一个大家普遍头疼的问题是因为生活水平太高，日本出现了很多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的人，这一点我们很担心。

　　《瞭望东方周刊》：川日中友好基金为中日两国的多方面交流作了很多努力，设计了不少有特色的项目，你如何评估这些交流活动的效果？

　　笹川阳平：川日中友好基金成立后，我们已经邀请了超过1万名中国人，来日本交流、考察和学习。其实，我很希望能邀请中国的税务部门官员来日本考察。

　　日本严格说没有富人。三代过去，财产基本就被国家通过税收征收得差不多了。我和我夫人结婚40年，我死了以后，我夫人得从现在的大房子搬出去，否则交不起税。

　　我年轻的时候，要交大量的税给国家。所以松下幸之助先生曾经开玩笑说，日本的富人是靠向国家要点“手续费”来生活的。虽然如此，日本的国民性中弘扬奉献，为国家和社会做事会受到尊敬，只是有钱并没有社会地位。而最高明的征税制度就在日本，日本的税务制度是不创造有钱人的制度。

　　中国在现代化中未来将要经历的很多问题，日本人已经先经历过了，包括核电风险、环保、老龄化社会、食品安全等等。我们经历的惨痛教训和走过的弯路，希望能给中国提供借鉴。

　　（李礼、张志安、巫昂对本文亦有贡献。川日中友好基金胡一平、小林义之为采访提供了便利，特此感谢。）

　　《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米艾尼 | 日本东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