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儿

　　“精神病人”章太炎

　　章太炎先生早年曾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后向往革命，在学术认识上与老师产生分歧，于是章太炎作《谢本师》一文，否认与俞樾的师生关系。周作人旅居东京时，跟从章太炎学古文，后来章太炎入了军阀孙传芳的幕府，周作人效仿老师，也写了篇《谢本师》诋毁章太炎，并发表在《新语丝》上。抗战时，周作人在北大任教，因娶的是日籍妻子，舆论对他颇多谴责，他自己也无法为自己辩白，他的学生效仿他当年写给章太炎的文章，也写了篇《谢本师》痛斥周作人。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章留下做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章太炎自被袁世凯羁留在京后，便时常以怪异行为发泄自己愤世嫉俗之意。他曾传令寓中全体仆役，颁示条规，其中有“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须称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因前清时，即使主人官至极品，所用仆役亦只以“老爷”呼之，何况民国初建时，南京政府就曾下令取消“大人”、“老爷”称呼，而改称“先生”。于是钱玄同好奇地问其何故，章回答说：“吾之为此，唯以‘大人’、‘老爷’均前清称谓。若‘先生’者，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大人’、‘老爷’。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踞，岂配有‘先生’之称谓乎？此所以示北京就是‘大人’、‘老爷’之世界耳1

　　历史学家顾颉刚去拜见章太炎时，大谈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太炎很不以为然，问顾颉刚：“你有没有曾祖？“顾回答说：“老师，我怎么会没有曾祖呢？”章太炎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了你的曾祖吗？”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在报纸上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1

　　章太炎在上海时，应蔡元培的邀请，到“爱国学社”任教。当时章太炎和另一位教员蒋维乔合租一间小屋。章太炎烟瘾很大，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有时，前一根还没有燃完，后一根又点上了。一天晚上，他的烟抽完了，兜里也没有钱了，于是，就写了一张借条，准备向汪允宗借钱。蒋维乔瞥了一眼借条，只见上面写道：“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蒋维乔笑说：“既然向人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道：“此君只有两元的交情。”

　　章太炎把嘲弄康有为当成一生的嗜好，没事就要带几句嘲讽康的话。章太炎晚年开山门教学，在门上贴了个条子，上面写着：“康有为门徒不得入内1

　　章太炎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精神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没钱了，他就卖字，那是他唯一的收入。及至晚年，他更是不知钱为何物，更不晓得钞票何用。让仆役买一包烟时，他掏出五元钱。儿子要做大衣了，他也掏出五元钱。有一次，他在苏州要盖房子了，人家让他掏钱。他掏出来，还是五元钱。他只认得五元钱。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后，愤恚至极，常于几案旁书“袁世凯”三字，每天必击之四次。民国四年（1915），他曾书“明年祖龙死”，第二年，袁世凯真的死了。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里悬挂的孙中山的照片撕下来，并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立即撕去”字样，连同被撕坏的照片一起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后来有人听说此事后说撕得好骂得好时，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孙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疯子”黄侃

　　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埃”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运通脱，并未计较。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筹谋称帝，赠黄侃三千大洋和一枚金质嘉禾章，授意他写《劝进书》。大洋，黄侃照单全收，用于游山玩水；《劝进书》只字不写，并把那枚金质嘉禾章挂在家中猫的脖子上。

　　黄侃恨极白话诗，兼恨胡适。胡适写过一首《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因此黄侃说胡适是“一只绕着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五四”时期，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伶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说：“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作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听者大笑。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和校方有约定：下雨不来、刮风不来、降雪不来。时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二十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还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他是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黄侃才知道眼前的人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于是折节称弟子。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钱玄同，开口便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一次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黄侃在北大执教时，曾借住系主任吴承仕家。这年七月，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年仅十九岁。黄侃悲痛欲绝，“思避地以杀其悲”。黄从吴宅搬走时，在墙壁上用毛笔写了很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色叉叉，并在房梁上大书“天下第一凶宅”几个大字。吴向他索要房租，他不仅拒不支付，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再要房租，须还我儿来。”吴见他如此不讲理，又有丧子之痛，只得作罢。

　　民国学问界鼎鼎大名的“三大疯人”：章太炎性格落拓不羁；刘师培一生高调地提倡“三不生活方式”，即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也不要理发。年轻气盛的黄侃则成名于1911年的盛夏。他于某日午睡后行走于树荫间，忽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妙感。他立即赶往《大江报》，信誓旦旦地撰文说：“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由是一举荣登上了“三疯子”的宝座。

　　“六朝人物”王运

　　王运性情疏阔，似六朝人物。湖南巡抚陆元鼎曾来拜访他，他辞而不见，陆离去半日后他却租船连追百余里回拜。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开始不见，因为不敢当；后来远追，以表敬意。”

　　有一次，王运游泰山，夜宿东岳庙，正好庙里死了个和尚。僧人们知道他是名士，请他写一副挽联。王运提笔一挥，先写了个上联：“东岳庙死个和尚。”僧人们一看，这算什么对联，觉得很不快。这时，只见王运又挥笔写出下联：“天竺国添一如来。”僧人们看了，无不称妙。

　　王运在成都尊经书院讲学时，与家眷同住。他的女儿生得十分漂亮，学生们见了，都很倾慕，但又不敢造次。有一位学生实在难耐相思之苦，就在王小姐卧室窗外的墙壁上写了十四个大字：“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梦遗？”王运看到后，提笔在后面写下四个大字：“大可不必！”学生们见了，无不偷偷而笑。

　　王运于1914年获袁世凯礼聘，担任国史馆馆长，那时他已高龄八十三。到北京就馆长职时，有人问：“您年纪这么大了，何苦千里迢迢来做这个官？”他回答：“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我因年纪大了，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只好来做官！”

　　王运在北京时，袁世凯常命人陪他游览名胜古迹，以讨其欢心。某日，车经内阁总理衙门，王运指着它对导游说：“这是动物园。”导游感到奇怪，问：“怎么是动物园呢？”王运解释道：“那里面住的内阁总理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凤凰是飞禽，而熊（熊希龄）、猿（袁世凯）是走兽。飞禽与走兽皆聚集于此，不是动物园是什么？”

　　王运丧偶后，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不过，他年龄虽大，却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王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运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运的旁边，席间，王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儿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爱笑”的吴稚晖

　　吴稚晖言行诙谐幽默。民国初年他任“国语读音统一会议议长”时，某次开会与王朴起了争执，性情暴躁且口吃的王朴在辩不过他后，破口大骂说：“老王八蛋！只会嬉皮笑脸，懂个屁1与会人士闻言都愣住了，气氛当场变得很尴尬。只见吴稚晖态度从容，一点也不动气地缓缓说：“王先生，您别气昏了，稚晖姓吴，非贵本家也1语毕全场大笑。

　　吴稚晖说他的文章乃是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行之的。

　　吴稚晖不镶牙齿，认为“人老齿落，是个天然的警告，告诉你体力和消化力都衰退了，不能再馋嘴了”。他平时爱穿长袍，无论什么重大场合都是长袍马褂，可是纽扣多不齐全，喜欢穿布鞋，而且将裤脚塞进一双深色的长筒袜子里。还说“装饰墙壁与其挂字画对子，不如挂锯子、挂斧子，因为这些工具是机器的简单代表，用以制造物质文明的”。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后，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却被其推辞。吴稚晖说自己“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还说自己“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我不由得笑起来，不雅”。

　　吴稚晖对“五四”时期的“海归”颇不感冒，他说：“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七十多岁了，已有十多年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1945年，吴稚晖八十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申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

　　孙中山病逝北平后，吴稚晖受孙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教育国民党高干子弟。学生二十余人，其中就有蒋经国，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吴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干的事。日后，吴在会上大发感慨：“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1

　　吴稚晖曾作“论房事诗”：“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佃。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立时，财政非常困难。吴稚晖便跑到上海大舞台，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拿把大折扇，身穿黑西装，脖子上围块红围巾，头上用红绳扎根小辫，扮作小丑模样登台，一边拍鼓，一边高唱自编的劝募歌，号召大家为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捐款。唱着唱着，他干脆跪在台上叩头不已，底下观众纷纷把银元往台上扔，有的甚至把金手镯、金戒指投到台上。

　　他原本和汪精卫私交很好，但在汪精卫投敌后，他不客气地破口大骂汪精卫是“汪精怪”、陈璧君是“陈屁裙”，还发电报质问汪精卫：“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摘自《民国范儿》

　　朱平编著

　　南方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文|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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