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红楼梦》是个大难事——周汝昌专访（上）

　　这是一位普通的耄耋老人。

　　4月14日，他迎来了94岁寿诞。这一天，有乡友特意从天津赶来祝寿，也有远在四川的昔日学生送来了祝福。这让老人很兴奋，平日里除了仰慕者的偶尔登门外，老寿星的晚年颇为安静。

　　在坊间，他被称为“当今中国红学第一人”。这位曾因胡适提携而走上红学之路的世纪老人，一生著作等身，原本他的晚年应是高朋满座、鲜花不断的。可事实上，因为论述之争，自八年前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后，老人周汝昌仅在正统的中国红学会保留一个“顾问”的头衔，完全脱离了“组织”的庇佑，在其寿诞的时节，那边连一句话的问候都没有。

　　“我一直都是单干。”周汝昌谈及此倒是颇为大度。只是，偶尔仍是会流露出一丝的期待，“我需要助手啊。”

　　过去的近30年中，周汝昌双目失明，双耳几近失聪，加上行动不便，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北京城东的一方斗室内。但外界并没有忘记他的存在，近些年周汝昌仍以惊人的速度接连推出了他的红学新著。

　　周汝昌自有其独特的著述方式，每天他“停不下来的就是思考”，尔后将所思所想口述出来，经其子女整理后交出版社刊行于世。近年在国内红学界引发关注的《红楼夺目红》、《周汝昌校订批点石头记》等著作莫不如此。

　　他最新的一本著作是《红楼新境》。这是他最近三年间的口述成果，由其子周建临整理成书。

　　不能“外看”，所以“内视”特别好

　　周汝昌的家在北京城东红庙，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这一带全部是老式的居民楼，大多建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自1979年开始，周汝昌就居住于此。屋内陈设极为简陋，杂乱的书籍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空间。

　　每天上午，是周汝昌一天之中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段。一般，他会让儿女们先为他读读报，稍加思考后，他开始口述。

　　本刊记者的探访就选在这个时段。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年近百岁的老人思路清晰，反应极为敏捷。每每答完一段，他都特意地大声说一句“谢谢”。

　　一谈起《红楼梦》，老人就显现出极好的兴致，念出“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一句诗时，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发出爽朗的笑声。

　　刚提及最新的著作（《红楼新境》），周汝昌就兴之所至地为本刊记者口占一绝：

　　《红楼新境》境何如？深胜浅浮细胜粗。

　　甚解不求谁解味，四面歧路更同途。

　　《瞭望东方周刊》：新书取名《红楼新境》，是说您的研究又有了新成果吗？

　　周汝昌：如果说有石破天惊的大发现，那就太狂妄了。我只想借新书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红学推上一层楼，开创新的局面。

　　《瞭望东方周刊》：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周汝昌：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思想、头绪，可以说文思泉涌，总是有新想法、有新的思考。我行动不便，听不清、看不见。因为不能“外看”，所以“内视”特别好，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假设、揣摩，我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出来。如果让这些随着烟云化为乌有，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决定还是写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这样写书是不是异常艰苦？

　　周汝昌：最麻烦的问题是，我没有助手，只能靠儿女帮我记录、整理。他们累得够呛，每天往返几个小时过来照顾我。到了我这里，还有很多电话、邮件、各种杂务等着，有时候可能连一个字都写不了。我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书里的语言表达水平、行文结构都不是如我所愿的。我希望国家能够对我多点关心，那么我就如虎添翼了。

　　“沁芳”是《红楼梦》全书核心

　　1953年，周汝昌出版《红楼梦新证》。此前，红学界尚没有一部著作对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过如此细致的考证工作。

　　该书几乎奠定了后世红学研究的基础。甫一出版，迅疾引发震动；尤为关键的是，此时的红学研究已经超脱学术本身，开始与政治息息相关。此后，周汝昌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一系列的纷争中去。

　　直至“文革”结束，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才又一次回归学术本途。他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尤其是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所谓探佚学，即指正后四十回为高鹗等伪续，追寻《红楼梦》真本，探寻后三十回的真相（周汝昌主张《红楼梦》实为108回）。

　　近年，周汝昌在出版的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指贾宝玉最终与史湘云的结合，等等。

　　在这本《红楼新境》中，周汝昌总结近年的感悟所得，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瞭望东方周刊》：在新书中，您特意将林黛玉所作的三篇长歌行集纳成“谁怜咏絮才”的专栏，用意何在？

　　周汝昌：我曾把整部《红楼梦》的大结构分为三个方面来解说，即家亡、人散、诗格局。我接触《红楼梦》时年龄很小，看不懂也读不下去，直到15岁读初中时，买到一本廉价的铅字排印本《红楼梦》，这才比较认真地细读下去，而真正读入的还是诗词。我觉得这些诗词写得真美，很快几乎就能背诵下来。同时我偷着尝试写到自己的诗词里，当时学作的诗大多忘了，只记得有两句：“春风传意水传愁，花自飘零水自流。”

　　直到今天我写这本新书时，还专为林黛玉的三篇长歌行设立一个专栏。可见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三篇长歌行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变。

　　我原计划把《红楼梦》里的诗、书、画、礼、乐、禅、道、情等分别作为几个大篇章，写一本正规的学术书，阐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但一直未能如愿。在这本新书里，我只是把长歌行作“引子”，摆在这里让读者先了解一下。

　　“引子”的作用是要告诉读者，《红楼梦》的中心是大观园，而大观园的真正命脉是沁芳溪，“沁芳”二字才是《红楼梦》全部之核心。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周汝昌：专栏的第一篇是解说《葬花吟》，它是《红楼梦》的灵魂、命脉。作者的感情对着落花和流水触景伤情流露出来，却寄托了无限的愁绪。花与水的相连，是人们对于良辰美景、美好人生容易逝去的感怀。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写“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把一个古代少女孤独寂寞的心情展现得无以复加。我突然悟到，哎呀！“沁芳”就是“水流红”，“沁芳”者不就是把“花落水流红”这五个字又浓缩了吗？这又比王实甫的曲文更加简净、丰厚，令人咀嚼，玩味无穷。

　　我对“沁芳”的感悟可以用一首小诗来总结：

　　残春无语怨东风，万点飞花锦绣重。

　　一展西厢心已醉，沁芳原是水流红。

　　我不敢说全部读懂了《红楼梦》

　　周汝昌是受其四兄周祜昌的影响偶然踏进红学研究大门的。

　　周祜昌曾研究《红楼梦》版本多年。1947年，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的周汝昌收到四兄寄自天津的信函，言及他看到胡适之新近的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提到敦诚、敦敏系曹雪芹生前挚友，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

　　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兴奋之余，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题名《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于1947年12月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

　　自此，周汝昌正式踏足红学研究。他在曹雪芹身世研究上接续发力，开始投入到《红楼梦新证》的写作之中。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由此奠定周汝昌在曹雪芹身世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如今，60年过去，周汝昌仍不认为自己就全部读懂了《红楼梦》，仅仅是“弄了60年才有了点信心”。在他的眼里，《红楼梦》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那么简单。晚年的他，不厌其烦地普及他的主张：“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

　　《瞭望东方周刊》：在新书中，您讲到对林黛玉的《桃花行》仍有许多不解之处，“不解”在哪呢？

　　周汝昌：我读《桃花行》总有一种意外惊奇之感，不解之点甚多。例如《葬花吟》中有“落絮轻沾扑绣帘”，那时节正是桃飘李飞，和“帘”没有交涉。这时突然出现了“桃花帘”这个新名目，所以感到意外。

　　里面有一处是写女诗人的梦境，讲她竟然跨出了小院的院门，来到了一处有许多桃花的所在，“桃花落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这诗篇幅不算太长，却有好几个层次的“进程”，且都是很少进到的境界，谁也没有料到她下面忽然接上的是 “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这两句十四字，可把我惊到了。

　　小院以外的“桃花落叶乱纷纷”够多了，但也绝对够不上一万株呀！可这一疑点却也是全篇的转折点，这十四个字没有再加发挥，很快又回到诗的前面去了，且回到的不是小院却是卧室：“天机烧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珊枕；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蘸影胭脂冷。”

　　这又如何理解呢？唯一的可能就是方才的那十四个字乃是女诗人的一种梦境。这个梦境如何解说暂且放下，她从梦中醒来，丫环已经送来水来，要她起床梳洗打扮。她低头一看，胭脂都把盆染红了，随之就有了“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已经很难有人像您这样来研读《红楼梦》了吧？

　　周汝昌：毛泽东说（《红楼梦》）看一遍不行，最少要看三遍，后来又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依拙见，如果离开《红楼梦》研究的四大分支（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想读懂《红楼梦》是五十遍还是五百遍都不确定了，你可能再看多少遍都无济于事。

　　有人说你弄了60年，（弄）红学才有点信心，别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潜心研究，就不能懂《红楼梦》了吗？这样的话问得语重心长！要想读懂《红楼梦》可见是个大难事啊。就像你所问的那样，说明你对红学的未来充满担心。

　　首先，没有必要忧心忡忡，我们应当对未来抱有信心。如果说永远没有人读懂，或者说在未来两三百年没有人懂，那么曹雪芹枉费心血，太可怜、太可惜。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读懂，这能信吗？

　　第二，也要承认此事之难。否则毛主席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这绝非偶然现象，要耐心等待。古人说，“凤鸟至，圣人出” 。凤凰出来是最大的吉祥象征，可多少年才有一次这样的情形呢？！三年吗？五年吗？这问题可就大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邹艳 |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