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摆脱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阵”

　　2007年民主党人在国会中重新获得多数席位之时，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次贷危机渐趋恶化，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奥巴马宣誓就职之时，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一年有余，而且爆发于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为“大萧条”以来之最，从而推高了年度财政赤字以及国债总额。

　　有鉴于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刹住这个趋势。于是，之前反对政府调控的运动立即改弦更张。共和党大手大脚了8年之后，居然反对新任总统和国会出资缓解经济衰退，而且针对由此引起的债务激增，共和党予以猛烈抨击。实际上，债务激增的根源要追溯到共和党当年的政策以及金融危机。

　　然而，共和党居然不费吹灰之力说服了大批美国民众同他们一道抨击民主党政府，其中甚至还有一些依靠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度日的人，这个现象着实有趣。某次，一市政厅就医改方案召开会议，一位选民高喊不愿让政府搞砸他的医疗保险，一位议员神情惊愕不已。这一情景正好被摄像机拍了个正着。

　　在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阿肯色州，农民一直呼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竟然投票反对首个当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的阿肯色州人布兰克·林肯，理由是她支持“强化政府角色”。

　　据我所知，她在支持“大政府”的过程中所做的主要贡献仅仅局限于以下几点：提出大幅增强面向贫困儿童，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的营养援助力度；通过金融改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华尔街的交易商出售的金融衍生品公开透明，而且偿付能力强，正如农民为了防范收成不佳或者农产品价格偏低而购买农业衍生品一样；坚持要求联邦政府出台措施遏制有失公允的贸易管理，从而保留了1 000多个工厂的工作机会。

　　此外，她还投票赞成医改法案。中期选举结束后进行的分析认为，这个医改方案导致民主党在倾向于共和党的选区内丧失了6%的选票。我认为，布兰克·林肯投票赞成医改法案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阿肯色州而言，因为该州很多小型企业没有参保，而且很多工薪家庭无力承担医保费用。而现在，医改法案将能够使这些企业和家庭有能力承担医保费用。但在选举日这种环境下，为医保法案投赞成票似乎是在赞成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两党的角逐和马克·吐温的论断

　　2011年，我们的经济恢复可谓是步履维艰。而此时，围绕着年度财政赤字的削减方式以及削减幅度问题，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和白宫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共和党表示，他们坚决不会容忍增税，即便是向那些在过去10年中几乎攫取所有经济成就的高收入人群增税也不行，此外，这些高收入人群还享受了多重减税优待。(在过去10年中， 10%的最富有者攫取了90%的新增收入，1%的最富有者攫取了超过60%的新增收入，收入超过900万美元者攫取了超过20%的新增收入。)

　　共和党之所以反对经济刺激方案，就是因为因减税而受益的人中95%都是底层民众。数月以来，共和党威胁说要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因为只有提高债务上限之后，政府才能继续借款来偿还历史债务，因此，共和党此举将进一步妨碍经济复苏。如果我们出现债务违约问题，政府的信用评级就会下调。这样一来，无论是通过信用卡购物，还是小型企业融资，无论是房贷，还是车贷、教育贷款，美国人需要支付的利息将会全面上调。政府每年为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高涨，从而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

　　2010年中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在国会中依然占据多数席位，但是奥巴马总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却没有以此为契机在11月和12月提高联邦债务上限，个中缘由尚不明朗。此外，由于总统有责任竭尽全力防止债务违约，因此，2011年8月，众议院议长、参议院的两党领袖以及白宫关于提高债务上限进行的讨论异常激烈。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减少2.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根据一个由12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的提议，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在今后10年内减少1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并在2012年年初通过协议，要求另外再减少1.5万亿美元。这个委员会由6名参议员和6名众议员组成，平均分布在民主、共和两党。民主党获得了一些让步。在第一轮削减财政支出时，医疗保险计划、医疗救助计划、社会保障计划以及佩尔奖学金没有受到影响。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在第一年，即2012年，只需要削减210亿美元，这是因为经济依然疲软。

　　两党关于提高债务上限以及削减财政赤字进行的角逐，以极其生动的例子充分印证了马克·吐温的一个论断：人们永远不应该观察两样东西的出炉过程，即香肠和法律。

　　在外界看来，美国似乎虚弱不堪，而且迷茫彷徨，似乎美国被众议院里一小撮反对加强政府管理的狂热分子把持着，而民主党却无力利用他们在参议员中的优势地位通过一项更加庞大、更加平衡的财政支出削减方案和减税方案，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提高债务上限，而共和党内一撮人却能为了满足一党之私甘冒债务违约的风险。

　　更有甚者，茶党一位颇有政治前途的众议员米歇尔·巴克曼还热情洋溢地鼓吹“债务违约”，将其说成是表达“严厉的爱”的必然选择。

　　我现在几乎搞不懂这种政治氛围了

　　上述协议宣布后不久，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降低了美国政府的长期信用评级。标准普尔的这一决定顿时遭到广泛非议，因为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的还债能力，毕竟美国的总资产价值接近60万亿美元。

　　一些积极的评论人士也炮轰了标准普尔这一决定，认为这个决定是虚伪的，因为对于一些风险远远高于美国长期国库券的次级按揭抵押证券，标准普尔以及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向来都是给予较高的评级。证券业是信用评级机构的“财神爷”，因此，有人怀疑标准普尔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是不是根源于此。

　　标准普尔明确表示，真正令其恼火的地方包括以下几点：华盛顿的两党之间政治纷争不断；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今后几年，几个富裕国家的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下降，而唯独美国不会，主要是因为美国无法有效控制医保成本。最重要的一点是，标准普尔认为美国的政治已经无法正常运作。

　　标准普尔的评估听起来与马克·吐温将制定法律比做制造香肠颇为相似，只是极尽夸张却没有了幽默。

　　我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清楚地了解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以及当前正在讨论的政策提议，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虽然我强烈赞成在今后多年里逐步促使我们的财政预算恢复平衡，但是如果我们在经济依然疲软的时候大幅削减开支或者提高税收，那么将会放缓经济恢复的步伐。

　　今天的情形与1993年还不一样。当年，我的“减赤”计划引起利率大幅下降以及私人投资大幅提升。但是今天的利率已经几乎为零。因此，短期而言，大幅削减财政开支可能会增加年度财政赤字，因为税收的下降幅度可能会高于政府支出下降幅度。今天的问题是市场对于新商品、服务以及劳动的需求不足，而久拖未决的次贷危机又加重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本身都已经十分艰巨了，而华盛顿剑拔弩张、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氛围又雪上加霜。我现在几乎搞不懂这种政治氛围了。

　　美国以这种方式迈入21世纪实非我之所愿

　　从2001年开始，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实行减税措施，同时大幅提高政府支出，结果导致财政预算严重失衡。20世纪90年代，国债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已经从49%降低到33%，而这一比重后来却大幅反弹，在2010年飙升到了62%。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的债务与平均收入的比重为84%，而到了2007年，却飙升到了127%。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居民储蓄有所增加，一些债务得以清偿，但债务收入比依然维持在112%的高位。

　　美国以这种方式迈入21世纪实非我之所愿。

　　我任总统期间，尽心竭力地使美国做好全面准备迎接新世纪。我着力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贫困；着力改善空气、食品以及水的质量，并保护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着力维持我们在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大力改善高等教育，提高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着力使美国认识到气候变暖的危害以及阻止气候变暖的益处；着力遏制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扩散与交易，打击恐怖分子，预防安全隐患，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改善美国安全形势。

　　我们在落实这些工作的同时，成功地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下，将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保持在19%以下。我离任之际，美国完全有能力再利用12~15年成为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纷纷退休带来的问题，完全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使美国梦在21世纪继续熠熠生辉。

　　我也并非在每件事情上都是成功的，在尝试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来看，美国在21世纪前夕的情况比我任总统之前好了很多。我想，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大好局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找对了出发点，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国家与世界，我们如何才能调动积极因素以及遏制消极因素？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美国应该对私营部门做出什么期待以及如何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如何推动自立国以来就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们在重申共同人性与共同价值观重要作用的同时，如何才能支持、培育并利用社会多元化呢？

　　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201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我们的政治争论一直都没有回答过这些问题。相反，从里根在1980年参加总统竞选开始，我们的领导人就一直告诉我们美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在于沉重的税负，在于官僚机构过于庞大，在于政府调控的代价太高、干预范围太大。而且，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政府管理少一些，那么自由的人们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所有问题。

　　必须摆脱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阵”

　　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关于这方面，美国不乏激烈的争论。

　　想当年，英国殖民当局大肆压榨北美人民，毫无责任可言，以致民怨沸腾。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这个国家应运而生。自那时起，人们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希望政府管理不必太多，但要足够多。

　　如何区分“足够多”与“太多”，一直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传统分界线。而1980年的争论却出现了改变。当时，里根总统在其首任就职演说中指出：“问题就在于政府。”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何弱化政府的作用呢？”如果你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也许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提的问题都是错误的，那就永远无法得到正确答案。

　　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为所有美国人保留“美国梦”，如果我们要继续担当促进世界自由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中坚力量，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有一个强大而高效的私营部门与一个强大而高效的政府。只有依靠双方通力合作，我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才能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促进出口，并实现更大程度的能源独立。

　　纵观世界各国，最为成功的国家无不是二者兼具。较之于美国，这些国家失业率较低，收入差距较小，而且在过去10年的高校毕业率较高。虽然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难免有时意见相左，但双方能够为了共同愿景而戮力同心。

　　在其他国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也曾经就税法、能源政策、银行调控政策以及政府究竟调控到什么程度才算健康、适度的调控等问题进行过争论，但他们之间的争论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注重事实证据和过往经验。他们更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有效。

　　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唯有如此，未来才有可能恢复元气。在现代世界中，很少有人有时间和机会去分析影响我们生活的强大力量，新闻、资讯和娱乐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许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也许能够为晚间新闻、脱口秀节目以及专栏作家提供些素材，但这些冲突无益于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长期以来，反对政府管理的情结非常成功地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特色，但是由此引发的政策失误却导致经济萎靡不振，贫富分化加剧，工作岗位奇缺，收入增长停滞；导致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制造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当那些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纷纷退休时，这个负担可能将我们的经济彻底压垮。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一些城市却积极致力于推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为经济发展创造机遇，信心十足、昂首阔步地迈向未来。

　　我并不是说民主党总是正确的，也不是说共和党总是错误的，而是说如果将所有问题归咎到政府身上，进而陷入反对政府、反对税法、反对调控的死胡同，那么我们就会自缚手脚，就无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必要的变革。

　　如果我们囿于反对政府的那套理论，难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法看到其意识形态之争外面的诸多机遇，从而妨碍我们促进有关方面深化合作，无法让更多人、更多地方享受经济机遇，无法提高我们带领世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能力。

　　为了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重新发动创造就业的引擎，并应对长期债务问题，我们必须摆脱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阵”，并重视政府在实现美国新生的过程中应有的角色。

　　摘自《克林顿：重返工作》

　　【美】比尔·克林顿 著

　　蒋宗强 程亚克 译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文 |【美】比尔·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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