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在翰林院“散馆考试”考试中，他考中二等第十九名，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 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呆两天。”说话间已然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材之地，地位清要。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
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45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45两“双俸”，不过为90两。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45斛（22.5石）“禄米” 。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1石粮食值1两5钱4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曾国藩一年的收入不过124两6钱5分。
那么京官们一年要花多少钱呢？
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给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谱。所以做京官确实是一件极为赔钱的买卖。因此我们也更明白，为什么曾国藩要那么不辞辛苦地拜客，甚至连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因为生活实在太困窘了，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这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张宏杰：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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