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态度的混合

　　玛莱雅1997年首次到中国旅游，3年后，她重新回到东方，并花了9个月学习汉语。2001年5月，她成为驻北京的荷兰记者。目前，她代表《忠诚报》和RTL荷兰国际新闻电视台。

　　那一年，被许多海内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中国男子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加入WTO历经15年终成正果、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即便如此，“如果10年前我跟老板说，中国会救欧洲的银行、会救欧洲的经济，他不会相信。”玛莱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玛莱雅来到中国这10年，中国在全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自信的中国人让外国人更自在”

　　玛莱雅喜欢“下基层”，尤其喜欢去中国的乡村。“中国正在城市化。但是中国的许多文化思想都跟农村有关系。”她的话听起来颇有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的味道，“城市化很好，可是如果能够让中国的农村都富起来，中国的许多问题就能解决了。”

　　她至今记得2002年到河南驻马店采访的经历。“当时农村人不敢跟我说话，不是怕我问政治问题，而是怕我看不起他们。他们说，‘我们的水不好喝，饭不好吃，人太土’。意思好像是说‘你们别来了’一样。”

　　这样的经历，时常让玛莱雅觉得不大好意思。“我去一个老百姓家里采访，他们会把采访资料准备得很好，家里面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准备水果茶点。我走的时候，他们不直接跟我讲，而是跟工作人员说，自己是不是没做好，家里太小了。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麻烦他们。”

　　现在这样的情况在减少。在玛莱雅看来，这十年间“中国人更加自信了”。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中国令人惊奇的经济发展速度，给了中国人自信的底气。就在她来中国工作的3年后，上海港超越她家乡的鹿特丹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港口。

　　即便在农村，物质和信息上的鸿沟也在变小。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鸿沟也在缩小。过去，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一些中国人对于像她的国家一样的国家的某些说法。“不少中国人并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觉得我们都异常随便，也不爱自己的父母。而这些印象不过都是来自一些美国的电影。”

　　现在，这样让玛莱雅讨厌的问题越来越少了。相反，许多中国人变得日益个性化。

　　玛莱雅还记得，2001年她刚开始在中国的职业记者生涯时和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聊天。当时司机问她，你有孩子吗？有家庭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司机同情地说，你好可怜啊，你应该有个家庭。

　　“现在如果是一样的对话，得到的回答就会不一样。不管是什么人，他们会说，哎呀，你好自由好舒服啊，没那么多事，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爱好，过自己的生活。”

　　除了海南省之外，金玉米跑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份。他对中国的县城、乡村相当熟悉。最近两年，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开车到北京周边登山。

　　他认为，中国依然是个会“穿越”的国家——到了一些落后的地方，感觉就像是换了个时代。而那里的人，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白人的仰视和好奇依然存在。

　　“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同了”

　　在仰视和好奇还未完全消失之前，一种新的态度似乎正在中国一部分人中生长。

　　“中国一些发了财的商人和一些官员还是有些傲慢的。虽然是少数的。”金玉米说。

　　李成贤记得，几年前美国人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到一个现象。随着中国富人中打高尔夫的人增多，他打高尔夫便常会听到一些中国人之间的聊天。有的中国人见到外国人时会说，中国不需要老外投资了，中国已经很强大了。

　　麦健陆有一长串显示他丰富中国经验的头衔：曾经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就经济及贸易政策为中美两国政府充当顾问，《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负责人，道琼斯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

　　作为一名普通外教，法国人克里斯多夫对中国的观察范围显然要小一些。而在他的视野之内，也有着类似的感受。

　　克里斯多夫的一个朋友在中国待了30年，可是在和一些中国人聊天时，依然被认为“不了解中国人”。

　　不过，克里斯多夫认为当下有些中国人绝不只是对外国人傲慢，“他们对同胞同样傲慢”。

　　他观察到，在大街上行走的中国人中，有些人时常不知道避让迎面而来的行人。一旦发生摩擦和冲撞，如果你试图讨要说法，对方多会露出鄙夷和嗤之以鼻的神情。

　　一些举止言谈看似深深伤害了他的感情，他多次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些人的表情和动作：双目微微向下斜视，再目光朝上，单边眉头皱起，伴随嘴角轻蔑地发出一声“哧”。

　　他也曾试图讨要说法，但不止一次地遇到挑衅甚至肢体攻击。所以，他并不认为外国人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之说是准确的。

　　克里斯多夫回忆，1998年他初次来中国游玩的时候，社会氛围比较轻松。如今，经济发展了，似乎一些人却很容易动怒了。由此，这个在中国生活了8年的法国人，面对一些中国人有点不知所措。

　　相比克里斯多夫的感受，金玉米好像想得更多。“中国正变得自信。因此，一些中国人表现出的某种傲慢，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一些人的这种态度显然和中国走向强盛有关，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强势表现，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同了。

　　中国人变傲慢了吗

　　这种新生长出来的态度，与原有的态度混合，以互相矛盾的姿态并存。

　　就在宣武门猥亵事件之前大约一周，互联网上还有一位外国人引起了网民广泛的道德抒情。在那条被疯狂转发的微博中，一名外国小伙子坐在麦当劳门口，与一名乞丐分享自己的薯条。

　　而在2011年10月，乌拉圭人玛利亚·费尔南达跳进西湖救起了一名落水的中国女子，当时激起了许多网民对国籍与道德的追问。

　　“宣武门事件和这两件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显示了中国人面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矛盾状态。”金玉米说。他认为，韩国与中国有着相似的近代史经历，而韩国的经济起飞早于中国，因此韩国人也经历过类似的心态变化：对比自己发达的国家，怀有一种羡憎之情，就是又羡慕又痛恨，又媚外又仇外；对一些不比自己发达的国家，则又表现出某种傲慢和无知。

　　李成贤说，从过去落后发展到经济水平越来越接近西方，会有从自卑感到平常心的变化。但是，如果任由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就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盲目的自卑感到盲目的优越感。

　　麦健陆在2005年出了一本名为《One Billion Customers》（十亿消费者）的书。这本书试图以其过去在中国十几年经验，为和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提供建议。书中对中国社会人情世故和潜规则的观察，令一些中国读者击节赞叹。

　　在谈到中国的谈判环境时，书中写道：无论是政府间或商业间，充满着中国对其本身和对外国人的理解。曾经遭受的耻辱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依然清晰，但那种追求领先外国人的优越情结也挥之不去。所以，你会发现自己同时面对着中国人怀疑和自大的两面。中国人期望得到不同的待遇。

　　除此之外，他还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一些中国人面对世界时的矛盾状态：自信，理性，希望成为世界级的竞争者；同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不安全感。

　　年轻人的放松与假国际化

　　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察中国自身，正成为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一条重要途径。

　　2011年，中国的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中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寻路中国》。作者是《纽约客》驻中国记者，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书中讲述了作者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海斯勒在书中花了不少篇幅，调侃中国司机对交通规则的“超越”。

　　“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A)从左侧超车。B)从右侧超车。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金玉米说，彼得·海斯勒的想法代表了相当多的外国人的想法。因为规则意识不同步，造成了克里斯多夫在中国道路行走上的紧张。尽管多数时候，这更像是说明了中国这个交通硬件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在交通文明上还落后许多。

　　海斯勒着墨颇多的另一个话题是长城。

　　在还未提到海斯勒和《寻路中国》时，金玉米就主动说到：“中国过去是个搞长城的国家。”

　　“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最主要的符号就是长城。这个符号也容易让许多外国人用来解释中国文化：中国人用一面很长的墙，试图把自己从世界中隔离出来。中国历史上曾确实如此，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尽管相比长城的历史，改革开放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很多情况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必须要住外交公寓，不然不能获得记者证和机构证。现在这个限制已经放松了，我可以决定自己住哪儿。”玛莱雅说。

　　“很明显，相比20多年前，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和世界接轨了。比如外国人的签证制度，其实已经非常系统了。”金玉米说。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观正在改变。相比父辈们，中国的80后、90后正在采用不同的方式与世界交流。“年轻人显然更放松，对待外国人也更平等。”

　　不过情况也并非完全乐观。

　　由于公司项目的需要，金玉米最近两年和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交流。他发现，这些80后、90后留学生似乎还没有展现出对那个世界的足够适应能力。

　　“他们不参加澳洲人的社交活动，只跟自己的朋友交往，他们本来有比父母多得多的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看似很国际化，可这是假国际化。这种情况并不是佳况，因为你觉得你懂，但实际上你可能还不懂。”金玉米说。

　　《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