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志愿生活进行到底

　　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志愿服务，应该追溯到中小学时代的“学雷锋”日。彼时，学校里会组织诸如慰问孤寡老人、清扫城市街道等活动；彼时，“志愿服务”的概念还没有进入大家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更多地称之为“义务劳动”，而这种义务劳动，多半是被强制参加的组织行为。

　　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小白菜”们激情亮相，才让老百姓明白什么是志愿服务。到了今天，志愿服务已经不再是集体组织、为重大节日和活动招募的免费劳动力。更多的年轻人已经把志愿服务当作自己生活的另一个选择，一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伦敦奥运会的中国志愿者

　　徐翩翩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今年夏天刚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毕业。

　　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她成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志愿者，和另外7.4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一起，穿着紫色彩虹般的制服，见证了四年一度的夏季体育盛会。

　　回忆起接到录取通知邮件的感受，徐翩翩仍止不住兴奋。把邮件仔细读了两三遍后，她终于确定自己真的被选中，立马给在中国的家人打电话。

　　“家里人都很为我高兴，姥爷在电话里喊‘万岁’！”徐翩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她也曾申请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但没有成功。这次成为伦敦奥运会的志愿者，弥补了四年前的遗憾。

　　徐翩翩的工作地点是在游泳馆贵宾区，主要工作是为到场观看比赛的贵宾们提供服务和帮助，比如检查身份牌、给贵宾领位、在贵宾休息室服务等等。同时，她也在奥运媒体混合区 （mix zone) 充当媒体助手和翻译。

　　在贵宾区，她看见了很多名人，包括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前跳水名将郭晶晶等。但不是所有的名人她都一眼能认出来，比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被她“熟视无睹”。“我当时为他领位，只是觉得很眼熟，他身旁也没有保镖。直到离开了贵宾席，其他志愿者朝我大叫‘He is Kofi Anan’，我才反应过来。”

　　徐翩翩也曾跟中国运动员近距离接触。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后，孙杨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媒体混合区，帮记者拿着录音笔，并为孙杨做翻译。“因为当时的抢跳事件，他过来接受采访时还皱着眉呢。”徐翩翩记得很清楚。

　　在得知叶诗文夺金后被质疑使用兴奋剂时，徐翩翩表示自己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愤怒，也没有过分担心，因为她就在旁边看着叶诗文比赛，“我知道叶诗文是靠实力赢的”。“我问过很多同组的外国志愿者，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无中生有，对那些质疑的报道我们都一笑而过。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这件事对她的志愿者工作完全没有影响，在场的其他中国志愿者，也同样以专业的态度认真完成工作。

　　志愿者工作也不总是伴随着愉快和新奇，大部分时候都非常辛苦。有些天徐翩翩需要工作9~10个小时，这意味着如果赶上早上8点的轮班，她就得6点起床去乘地铁。因为在奥运期间，伦敦交通状况并不太好。

　　7月31日是徐翩翩最辛苦的一天。当时奥运会开幕才几天，她对志愿者工作还不是很熟悉。由于整个志愿工作组都在协调和磨合中，她需要不断来回跟工作组组长沟通，弄清楚流程该怎么做——“那天相当漫长”。

　　“后来结交了不少朋友，大家可以一起聊天交流，感觉就没那么累了。”徐翩翩说。

　　奥运会结束之后，她与这些新朋友互相留了邮箱。他们还在Facebook专门建了一个小组，分享伦敦奥运会期间的照片或回忆。志愿者们还准备在残奥运期间办一次聚会。

　　“在做伦敦奥运志愿者之前，我是个懒洋洋、得过且过的人。”徐翩翩说。但现在的她，已经彻底被奥运精神感染，她想要变成一个更加努力、更加积极的人。

　　伦敦奥运会，不是徐翩翩志愿者生涯的结束。她下一步的计划，是申请2014年冬奥会和2016年奥运会的志愿者。

　　守卫藏羚羊

　　和徐翩翩的奥运情结类似，刘正对可可西里也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供职于江西电视台的刘正，在看过陆川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以后，一直很想去实地看看。2012年，他以安利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实现了心愿，远赴可可西里成为保护藏羚羊的志愿者。

　　5月27日，刘正乘飞机到了格尔木，这是去可可西里前的最后一个休息站。在那里，他结识了同是志愿者的沙成军。沙成军是安利青海分公司的经销商，他和其他几名同事一起参加了今年安利公司“走进可可西里，守护世界最后的净土”保护藏羚羊志愿者活动。

　　6月1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志愿者们举行了简单的出发仪式，有一些以前的志愿者也来到现场，给刘正和沙成军等8名志愿者鼓励。

　　但刘正没有想到，到达海拔2300米时他就开始头疼，等到了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保护站，头疼到说不出话来，只能在床上躺着。保护站站长格莱见此情况，决定让他回格尔木，说“你不能拿命开玩笑”。

　　刘正哭了。

　　“当时觉得挺丢人的。我这么一个大男人，还不如同去的女生。精神一下就垮了。”刘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回到格尔木不到两天，刘正要求再上五道梁保护站，这次他终于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而沙成军等志愿者，也为他的回归感到高兴。

　　藏羚羊特别胆小，任何一点响动都会吓跑它们。志愿者们主要是配合保护站的工作，帮助迁徙季节里藏羚羊能顺利通过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

　　因此“巡线”就成为沙成军和刘正的主要工作。所谓的“巡线”，就是开车在保护站几十公里范围内来回巡视。

　　每天，沙成军和刘正都要跟着保护站站长格莱“巡线”三次。如果发现藏羚羊有“越过”青藏公路的苗头，志愿者们就需要把公路两头的车拦下来，留出将近1000米的空当，给藏羚羊过路。同时，他们还要帮助保护站统计藏羚羊的具体数量。

　　如果遇到一些“驴友”擅自进入保护区拍摄藏羚羊，志愿者们也会上前劝阻。

　　一个星期里，沙成军和刘正两次遇到了藏羚羊过公路的场景。

　　藏羚羊需要先穿过青藏铁路，再穿越青藏公路，耗时两个多小时，“当时除了风声什么都没有。看着羊一只一只蹦过去，很多都是怀着宝宝的大肚子妈妈，你会被那种来自于动物的高度信任所感动。”刘正说。

　　志愿者的另外一个工作是在路基旁边捡垃圾。这个活儿平常觉得很轻松，但在海拔47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可可西里，弯腰和走路都成了很累的事情。

　　“那里氧气、水和食物都很匮乏，生存环境非常严酷。在那里，你不由得对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心生感动和尊敬，他们是在消耗着生命做着一份事业。”刘正说。他跟保护站的康巴汉子们，还有沙成军等志愿者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如今他们还通过微信保持联络。

　　“如果有机会，我会带着孩子回可可西里去，让他也看看那里。”沙成军说。

　　到国外去做志愿者

　　与刘正和沙成军体验大自然不同，邢晓栋准备走出国门去看一看。2012年9月25日，他即将启程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做志愿者。

　　“一直想去这个国家看看，正好了解到有一个国际NGO在招募志愿者，是一个加德满都孤儿院的志愿服务项目，就申请了。”邢晓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他正在做各种准备，包括联系住宿地等事宜。NGO帮他找到了一户当地人家，可以解决他在加德满都的食宿问题。但这些需要他支付一定的费用。“机票加食宿我已经花了7000多元。这还是淡季，如果赶上旅游旺季，费用估计要翻一番。”邢晓栋说。

　　邢晓栋还不知道自己将在孤儿院负责怎样的具体工作。根据NGO介绍，志愿者在正式进入孤儿院工作之前需要接受一个短暂的培训，包括一些简单的语言和对当地习俗的讲解。

　　而在此之前，邢晓栋会到尼泊尔的其他地区做一次短暂的徒步旅行。他买了一本介绍野外求生知识的《荒野求生》，以备不时之需。

　　邢晓栋一直参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志愿者活动。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做志愿者，跟他同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的张薇，给了他很多中肯的建议。

　　张薇曾到尼日利亚去做一名预防艾滋病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是作为当地志愿者医生的助手，并给当地小学生进行一些艾滋病防护的知识普及。

　　2008年，当时还是复旦大三学生的她，深入到尼日利亚好几个地区，所见所闻对她触动极深。这跟她之前在上海的其他志愿者工作完全不同。

　　在尼日利亚的某些地区，艾滋病患病率高达10%，所以当地人对艾滋病习以为常，并不怎么重视。有一次，一对夫妻来做艾滋病检测，测出丈夫感染了艾滋病毒。张薇将一些药品给了他，还告诉了他一些注意事项，并希望他能告诉妻子，做好防护措施。但这位丈夫最后却决定什么都不说。

　　“当时的我还不够成熟，特别不能理解他的做法，一时很激动，甚至对自己的志愿者工作产生了怀疑。后来明白，我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张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也把这些体会告诉了邢晓栋，让他对在尼泊尔的志愿工作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张薇说，等有足够的沟通和理解能力之后，她还会继续做志愿者。

　　让学员不再有遗憾

　　比起刘正在可可西里受到的短时震撼，张舸对志愿者的体会来自细水长流的积累。

　　张舸在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A）中做志愿者已经有3年多时间。

　　JA是一家关注教育的NGO。它与学校、社区和当地教育部门合作，为大、中、小学的学生提供经济和商业的相关课程。课程的老师，都是像张舸这样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行业。

　　最初张舸是为扩大自己的社交圈而去的。JA的志愿者多半都是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国内机关单位的员工。能够和其他行业的人交流，对他来说很新奇。“说不定还能找到女朋友。”

　　每年春秋两个学期，张舸都会跟其他8名志愿者一起，负责一门名为“事业起航”的课程。这门课程面向大学生群体，帮助他们对各个行业有所认知，同时根据志愿者自身的经历，分享在求职中的一些经验。比如做人力资源工作的志愿者，会告诉学员怎样写简历和面试技巧。另一方面也告诉学员们，什么样的综合素质是企业招聘中最看重的，比如领导力和协调沟通能力。张舸把这些综合素质统称为“软技能”。

　　课程通常都安排在周末的下午1-5点，但因为学员们的要求，几乎每一次课都要超时。

　　在教学中，尽量做到有别于传统课堂。张舸把一些外企的培训方法拿到课堂上来，比如让学员分组玩游戏，在游戏中输了的小组要集体接受惩罚，对小组长的惩罚要翻倍。同时对小组长的惩罚也可以由组员来承担。这让学员们直接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和领导的责任。

　　在课程中，最需要避免的是价值观的输出。“比如我喜欢的是哪家公司，它为什么好，这些都是课上不能说的。”张舸说。曾经在某次课程中，一位来自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志愿者大谈自己所在的事务所如何不好，给学员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导致听过那堂课的学员都不去选那家事务所。

　　“我都让学员叫我的名字，而不是某某老师，大家就像朋友一样。”张舸说。

　　从2009年春天开始，张舸已经去过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多所高校，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课堂。

　　“一分钱没有，自己还干得挺开心。”张舸笑言。

　　坚持了3年多之后，他现在上课的目的只剩下了一个。“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并不重视职前教育，使我在求职和职业规划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这对我是一种缺憾。现在希望通过我的课程，让他们（学员）不再有这种缺憾。”

　　2012年8月18日，张舸参与JA新一批志愿者面试的时候，面试者中竟然有自己教过的学员。“那名学员说，之前学到的课程给了他很大启发，所以现在回来做志愿者，希望能帮助其他人。”张舸说。

　　张舸觉得，在很多大城市中，工作后的年轻人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浓缩成为公司家里“两点一线”，单调乏味。而志愿服务除了能帮助别人，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与其整天泡在网上，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情。”

　　《望东方周刊》记者秦瑜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