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长辈

　　莫言成名之后，尤其是电影《红高粱》柏林得奖之后，人们对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有人称莫言为怪才。似乎莫言本身就是一个谜，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杀上了文坛；也有人把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凭主观想象或道听途说，把小说中某些情节强加在我们家庭成员的头上写成论文发表，使得我们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家庭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这几年来，国内外一些文学界的朋友甚至不远万里来我们家乡考察。

　　其实，莫言是极普通的一个农民的儿子，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农民。他爱农民之所爱，恨农民之所恨，与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作品，不管怎么“现代”，如何“魔幻”，在我看来都是再现实不过的东西。它既不是历史，更不是神话，都是普通的真正的小说。

　　莫言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来写，其中不但有“我爷爷”、“我奶奶”、“父亲”、“母亲”、“小姑”，而且有时竟将真人姓名写进作品中去，如《红高粱》中的曹梦九、王文义；《筑路》中的来书；《草鞋窨子》中的于大身，轱辘子张球；《生死疲劳》中的单干户……，我曾经提醒过他不要用真人姓名以免引起纠纷，他的解释是，用真人姓名在写作时便于很快进入角色，易于发挥。从近二年的作品看，莫言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把真人姓名写入作品的事已不多见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莫言作品中有时用了真人的姓名，但往往是真名之下无真事（历史人物除外），真事往往用假名。人与事之间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或干脆“无中生有”，纯乎是联想或想象而已。总之，小说只能是小说，不能把小说当作历史或报告文学来看。为了给研究莫言作品的同志们提供一点资料，也为了澄清一些事实，特写此文。

　　爷爷

　　我们的爷爷管遵义，字居正，又字嵩峰，以此字行于世。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我们的爷爷既没有《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雄豪气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韵事。我们的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庶几近之。

　　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高手，木匠活也做得漂亮，不管多么复杂的家什，只要看了样子，他都能照样做出来。过去用的木轮车，檀木轴断了，柿木车耳子（轴套）破了，人们都喜欢到爷爷这里来换新的，因为他换过的车子推起来吱吱叫得特别好听。

　　爷爷一生乐善好施，亲友、邻居来借钱、粮、柴草，有求必应，而且从来不登门讨账。最多到年关时对奶奶说：“某某还欠着什么什么没还呢！”有很多就是白送。人家要还，他就说：“算了吧，多少年了，还提它做什么？”小时我有一个印象，似乎那些找爷爷借东西的，压根儿就不想还。加上还要抚养我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我们的三叔、四叔、六叔），又经常接济穷亲戚穷朋友，日子也总是富不起来，土改时被定为中农。

　　爷爷是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他能打一手好算盘。再复杂的账目也可算清。过去村人买卖土地，不管地块多复杂，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积；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得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至于那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

　　我有时候想，爷爷要是有文化，没准也会当作家。准确地说，爷爷才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八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条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如果把爷爷讲过的故事单独回忆整理出来，怕是要出一本厚厚的《民间故事集》呢！

　　爷爷性格柔中有刚，他很少发火，从来不打骂孩子，骂人从不带脏字，但说话很有分量，批评的话，让你一辈子忘不了；高兴的话，让你忍俊不禁。他曾说：“人生在世，谁都有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得意不要张狂；谁都会有倒霉不走运的时候，但跌倒了就要爬起来，越是有人看笑话，越是不能草鸡了！”他还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些话在我看来都是真理，让我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爷爷其实是很有情趣的，他有一杆鸟枪，有一张渔网，会打鸟，打兔子，会打鱼，摸螃蟹。有什么庄稼瓜菜新品种，他喜欢试种试栽。

　　爷爷的脾气耿直抗上，很少有让他服气的人和事。对于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他老人家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叫过一声“毛主席”。在家里开口闭口都是“老毛”如何如何（同样，提到蒋介石也是一口一个“老蒋”）。在那个年代，吓得我们恨不得跑上去捂住他的嘴巴，要他小声说，别叫人听见。他说：“怕什么？他和我年纪差不多，叫他‘老毛’怎么了？”后来，尤其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人们把“毛主席万岁”喊得震天响，他才恍然大悟似地说：“老毛当皇上了，人能活一万岁吗？‘万岁’就是皇上啊！”

　　对于新生事物，他不大接受，开国之初，讲中苏友好，全国上下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那时好像人人都是会员，发一个徽章戴着，一面小红旗，上边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头像。还有一支歌，人人会唱：“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世界和平……”他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天上怎么会有两个太阳？中苏本是两国，两国如同两人，现在好成什么样，将来就会打成什么样！”

　　当时，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他也有看法，甚至说：“朝里是不是出了秦桧？真给中国人丢脸！”这些话，当时是百分之百的“反动言论”，家人一起反对他，让他别说，他说：“我又不到外边去说。我说的对与不对，今后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断定用土炉子炼不出铁，更炼不出钢，纯粹是浪费东西，祸害人民。农业生产放卫星，广播喇叭里说某地小麦亩产万斤，他坚决不信。他说：“一市亩地，就那么一点点地方，不用说长麦子，就是把麦子打好，光把麦粒铺在那一亩地里，一万斤得铺多厚？这肯定有假！”甚至反问我：“你不是说老毛是种地的出身，小时候还干过农活吗？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他不知道？朝里肯定出了奸臣了！”我没见过亩产万斤的小麦，也只好闭口无言。

　　他曾预言，人民公社不是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非饿死人不可。果然，三年困难接踵而来，村里人人浮肿，天天死人，爷爷一手拉扯大为其成了家的三叔因饥饿而病死。生产队里只有干不完的活，却分不到足够的粮。一家人靠爷爷度过荒年。当时他已年过六十，不去队里干活，冒险偷偷地去边远地方开小块荒地种地瓜；夏秋两季，去田野割草，晒干后，等第二年春天送到国营农场，换回大豆、地瓜干。刚刚四五岁的莫言因野菜难以下咽而围着饭桌哭闹时，爷爷弄来的地瓜干，无疑是比今日之蛋糕饼干更为甘美的食品，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爷爷一生务农，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直到入社那一年，他为了帮一个亲戚度过生活难关，还花高价把他的五亩地买过来。他相信世界大同，却不赞成合作化，他说：“一家子亲兄弟还要分家，张、王、李、赵凑在一块，能有好吗？”他对入社是极力反对的，为此，他气得不吃不喝，要带着我分家单干，急得父亲没办法，只好去西王家苓芝把他的姑父、爷爷的姐夫请了来做爷爷的工作，最后达成协议，同意入社，但约法三章：一，爷爷永远不去农业社里干活；二，农业社要他干木匠活，送到家里来，要现钱；三，农业社一旦垮了台，土地、牲口、农具原样退回来。这约法三章真正落实了的，只有第一条，第二条是父亲自掏腰包解决的，第三条一直到他临终，“文革”已经结束，公社也将撤销，但农具早已毁坏，牲口早在困难时期就饿死了。

　　爷爷去世时，莫言给我写信说：“祖父的死，使我感到心痛，他老人家一生含辛茹苦，农忙时辛劳耕作于田间，农闲时又持斧操锯在作坊。他以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娴熟的木工工艺博得了乡里的众望，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和精神，我至今不能忘记祖父带我去割草的情景，以及他用青筋暴露的手挥动斧凿的形象。他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我缺乏的……前几年我在家时，经常地和他拉一拉，故意请他讲些古今轶事，所以颇得他的欢心，我也受益匪浅……”

　　爷爷十九，奶奶二十才成的亲，这在当时已是晚婚年龄，二人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劳作一生。生有一女二男（我们的父亲和五叔）。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

　　奶奶

　　我们的奶奶姓戴，如同旧社会的劳动妇女一样，没有自己的大名，在世时，农业社的社员名册，称作管戴氏，奶奶比爷爷大一岁，1971年去世，终年77岁。

　　尽管《红高粱》里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却远没有九儿那般泼辣风流，也没有《老枪》里的奶奶那般杀伐决断。我们的奶奶是一位极普通的老式家庭妇女，奶奶的娘家也是极普通的农民，因为她的父兄会竹器手艺，所以生活过得比一般农户强。小时候曾听奶奶发牢骚说，她和爷爷成亲后，爷爷的以及后来子女们的衣服全是奶奶家负责的，我们家一概不管。

　　我们奶奶虽然极普通，但确实很能干。直至去世，奶奶是我们家实际上的大总管。那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尽管那些年月生活极艰难，奶奶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

　　……

　　奶奶胆子比爷爷大。听奶奶说，有一年来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爷爷去开门，鬼子进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呜哇一叫，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从此，只要听说鬼子来了，鬼子影未见，爷爷就先跑了，往往是奶奶留守。

　　我问奶奶当时怕不怕，奶奶说：“怎么不怕？一有动静就想上茅房！”即使如此，凡与兵们打交道的事爷爷再不敢出面，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都是奶奶去。奶奶一生未出过远门，一生未见过楼房。

　　上世纪60年代，我到上海读大学。放假回来告诉她我们住在楼上，她不止一次问我人怎样上得去，用梯子吗？我当然回答不是，并且给她解释怎样一层层走上去，还说高层楼可乘电梯等等。谁知奶奶越听越糊涂，叹口气道：“看不到真楼，越听越不明白！”

　　当时，整个高密县只县城有两座二层小楼，乡下一律是平房，所以她老人家至死也没弄明白楼是怎么回事。

　　父亲

　　我们的父亲管贻，生于1923年。旧社会上过四年私塾，在我们乡下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家乡一解放就担任了各种社会工作，记账、扫盲，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生产大队，到国营农场耕作区，再到生产大队，一直担任会计，直至1982年才退休。

　　几十年的会计当下来，积累的账册、单据成捆成箱。他可以自豪地向村里的老老少少说，他没贪污过一分钱，没有错过一笔账，没有用过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办过一次事，连记账用的一支竹杆圆珠笔都是通过书记批准才买的。父亲担任大队会计二十多年，一年四季白天和社员一起干重活，下雨阴天和晚上记账。每逢大队偶尔摆酒席，他总是借故推辞，拒不参加。

　　父亲教育子侄十分严厉，子侄们，甚至他的同辈都怕他，我们小时，稍有差错，非打即骂，有时到了蛮横不讲理的地步。他担心我们“学问不成，庄户不能”，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我读小学时，父亲经常检查我的学习。有一次居然要我将一册语文书倒背出来，背不出就打……三年困难时期，我读高中，同学中有的饿死，有的逃往东北，我也想去闯关东，回家一说，父亲大怒，说：“供你上了十年学，什么结果也没有，要走，就别再回来！”

　　父亲希望我们走正道，望子成龙心切，加上生活困难，心情不好，所以很少给子女笑脸。

　　莫言小时候顽皮，自然少不了挨打。有一次小莫言下地干活，饿极了，偷了一个萝卜吃，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父亲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他打死，幸亏六婶去请了爷爷来才解了围。

　　父亲自己清正廉洁，容不得子侄们沾染不良习气，败坏管家门风。有一年，我叔父的二儿子十来岁时，去队里瓜地里偷了几个小瓜，虽然偷瓜摸枣是农村孩子常干的事，而且又是侄儿，也是一顿好揍，后来我的这个叔兄弟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到美国留学，现已在美国定居。

　　……

　　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八岁了，至今仍在乡下，地里的活已干不动了，木匠活也不做了，但仍然帮二弟家做家务，种种小菜园，一刻也闲不住。

　　母亲

　　我母亲姓高，1922年生于河崖镇小高家庄（现名北高家）。大名高淑娟，但一辈子没用过，公社化时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以及我们填表都写管高氏。母亲缠足，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因劳累过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于1994年1月病故。

　　母亲是17岁嫁到我们家的，母亲的亲生母亲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来到我们家五十多年，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及至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亲常叹自己命苦。

　　母亲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除我之外，莫言还有一位二哥和姐姐，莫言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到莫言出生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已有四个孩子。后来，我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莫言在家里的位置无足轻重。本来穷人的孩子就如小猪小狗一般，这样，就不如路边的一棵草了。母爱是有的，但要懂事的孩子自己去体会。天下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母亲为了这个大家庭，为了顾全大局，必须将爱藏在心底。……

　　最让母亲难过而又难忘的一件事是1961年春节，积攒了半年的几斤白面蒸了五个饽饽，摆在院子里当供品。过完年要休息了，奶奶让母亲去把五个饽饽收回来，母亲去收，五个饽饽却不翼而飞！除了自己家里的人外，只是过年时来过两个“送财神”（讨饭）的。于是我和母亲紧急出动，碰到“送财神”的就看人家的篮子，哪里还有半点影子？五个大饽饽，白面的！是爷爷和小弟弟们半个月的好口粮，全家人舍不得吃，不见了！心疼，气恼，还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我和母亲哭了半宿，母亲像生了一场大病。

　　此事我也终生难忘，莫言刚开始写作时，我写信把此事告诉了他，鼓励他写成小说。他写了一篇题为《五个饽饽》的短篇小说发表了，现在，这篇作品收在小说集《欢乐十三章》里。（作者为莫言的哥哥）

　　摘自《莫言与高密》

　　莫言研究会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年12月版

　　文|管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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