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大爱

　　1

　　2005年12月2日，父亲第二次从鞍山来上海，还是穿着绿色的旧军装，提着只黑皮箱。人群里很容易看见他，个子很高，脊背挺得笔直，老式的黑色皮鞋，钉着铁掌，走起路来会发出响亮的咔咔声。小时候，一直觉得那是件很牛的事，自己的第一双皮鞋，就拿到鞋摊钉了对掌儿。然而现在却觉得很丢脸，尤其在地面光滑的公共场所，会响得我脸红。

　　父亲当过10年兵，转业后也常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时不时地就会来一句“我是个军人”。母亲在他退伍后的第一年，和他离婚了。那时我13岁，什么事都懂得，有八卦电视剧做指点，父亲不在时，常常来家里的某孙姓叔叔，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出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一直以为母亲会带着我走，可是没有，她把我留给了父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对父亲，我至今都认为，如果他肯早点转业回来，这个家不会分崩离析。

　　父亲那次来，是看孙子的。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小婷生了的时候，他停了一会儿，丢来一句：“我过去看看。”

　　我到火车站接他，开了辆新车。他有点惊讶，摸了摸说：“你买的？”

　　我点了点头。

　　他给了我一拳，说：“混得不错啊。”

　　我揉着被打得生疼的胳膊说：“你不打我就难受是吧。”可我的心里却是高兴。父亲的拳头有多层含义，生气的时候，表达愤怒，此时表达欣赏。

　　父亲给孙子买了块玉坠子做礼物，水头不错，就是小，拴在一根红线上。岳母接过来，系在孩子的手腕上，说：“亲家真是好眼光，大小给婴儿戴正好。”

　　有点话里有话的意思。父亲笑了笑，没接话。

　　那天看过孩子之后，他没睡在家里，而是租了间小旅馆。我知道拗不过他，也就随他喜欢吧。反倒是小婷觉得过意不去，她说：“爸，家里有地方，干嘛睡外面啊？”

　　父亲说：“我打呼噜响，吵你们就算了，吵到孩子不好。”

　　我给了小婷一个眼色，让她别劝了。父亲是不会住的，因为这里是他的心病。

　　2

　　小婷是上海人，岳父是普普通通的公务员，我认识小婷那年，他刚刚退休。岳母以前是下岗工人，后来成了居委会的一员。很普通的家庭，但以上海作背景，就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比如他们的退休金，比我父亲的工资还要高。再比如他们手里的两套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房子，从容不迫地就涨成了近百万的身家。

　　2004年，我向谈了4年的小婷求婚，小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是她的母亲，开出了一张让我心惊肉跳的礼单。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不过分，买房，办酒席，礼金2.8万；女方买车，装修，置家具。然而那一年，上海的房价已经开始离谱了，对于工作不满两年的我来说，即便按揭，也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下，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的还是那句：“我过去看看。”

　　他来的那天，从火车站直接去了小婷的家。路上，我问他，想好怎么办了？他说：“还能咋办？和人家父母谈谈呗。”

　　说实话，我没想过两家父母会以谈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见面。女方主力，就是我的未来岳母，而父亲一上来就拿出了撒手锏，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摆在桌上，说：“少军那儿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费和这几年攒的都在这儿了，一共4.6万，多了，真没有。但是，我想说，我是个军人，我这辈子教给我儿子，就是个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证她不受委屈。我儿子要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亲听完了，接不下话。但她一直不说话的父亲却说：“那就这么定了吧。”

　　我和小婷远远地换了眼神，情不自禁地笑了。

　　那天两家做了个互换的决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给我们，买车的事以后再说，父亲的存款用来装修买家电，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筹。

　　从小婷家出来，我终于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说：“爸，谢谢你啊，解决了我的心头大患。”

　　父亲却一直黑着脸，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就买了车票回鞍山。我要送他，他执意不肯，说不想耽误我上班，我只好送他到楼下的公车站。临上车前，他忽然对我说：“爸这个人性格不好，在社会上挣不到什么钱。你娶个媳妇儿，还得住到人家家里，委屈你了。”

　　说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转身上车了。

　　我站在车下，挥了挥手，讷讷地说不出告别的话。

　　其实，我明白他难过什么。也许是我在这座现实的城市住久了，习惯了在“钱”字面前，坦然地委曲求全。可父亲不行，尽管小婷的父母面子上还算礼貌客气，但他们居高临下的目光，还是刺伤了他。那种被物质支撑着的优越感，是无论怎样挺直脊背都无法阻挡的。

　　4个月后，是我和小婷的婚礼，父亲推脱身体不好没来，但我知道不是，他是不想亲眼看我以“倒插门”的身份“嫁”了。

　　3

　　父亲很少来上海，我也不喜欢回去看他。说不出为什么，仿佛黑帮洗底似的，我不想和过去发生任何联系，不说东北话，硬拗出一口“上普”，拒看赵本山以及后来的小沈阳。后来我开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风光的时候，我曾准备订机票接父亲来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说：“少军，有钱也别乱花，攒起来。你还有孩子呢，将来那就是无底洞。”

　　我无语，觉得他的话很煞风景，后来也就更少联系了。小婷说：“我感觉你和你爸不是很亲呢。”我毫不掩饰地说：“是。我活的前12年里，有他没他一样。16岁上高中开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

　　其实，如果再细分下来，我和他共处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时间无话可说，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记忆里，足够温馨的片段，少之又少。感情的浓度是需要时间的，我和他没有可以深厚的基础。

　　父亲再来上海，是2008年末。我的小公司没能撑过那场至今仍没缓过来的危机，债主上门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里不见人。小婷抱着孩子，回了娘家。那段闷在家里的日子，我除了喝酒就是上网，只要清醒，就会备感前途灰暗无光。

　　父亲从小婷嘴里知道了我的近况，从家里赶来了。他一进门，劈头就问：“出了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说：“告诉你有用吗？除了骂两句，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我这有15万，你可以拿去用。”

　　我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说：“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钱吗，15万够干什么？”

　　父亲说：“够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像现在这样活着。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儿子，你给我活得有志气点……”

　　我打断他说：“你别再用这句话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队里混了10年被劝退，在家里，你连我妈也留不住。我呢，结个婚还要住丈母娘的房子。你是军人怎么了？也不能改变你是失败的人！”

　　最后，父亲用拳头结束了这场对话。那一年，他六十有二，可是10年的兵不是白当的，他依然强悍地把我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那天他走的时候，把存折摔在我脸上说：“真对不起啊，你有个失败的爹。可你也有儿子呢，麻烦你别活得像你爹那么失败。”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最后一次揍我。我躺在地上，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可我心里，却舒坦了。

　　4

　　我申请了破产，用父亲的钱，还了一些非还不可的债。2009年，也许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我还是挺了过来，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我与父亲的联系变得更少了，或许是因为我们揭了彼此的伤疤。偶尔，他打电话来，也是想听听孙子的声音，和我几乎无话。

　　2010年年末，我接到了一位远房姑姑的电话，她的小女儿要来上海考上戏，询问情况。末了，她说：“少军啊，有空回去看看你爸。”

　　我问她父亲怎么了。她说：“你就回去看看他。他想你想得厉害，又嘴硬地不说。”

　　于是春节长假，我一个人回了鞍山。这么久不回去，印象中的小城，变得大多了，许多小区都翻建了新的房子，不过我家的那幢老楼还在。我敲开门，才知道已经易主，房子几年前就卖了。我顿时知道了当初那15万是哪儿来的。老邻居告诉我说，父亲在我上过的小学门口，开了家小卖部。我找过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那是间极简陋的门面房，陈旧的柜台里堆着文具玩具，后面拉着布帘，摆着一张行军床。房间里生了炉子，他在一旁，翻炒着一锅的土豆白菜。昏黄的光线下，父亲额头眼角的皱纹，显得格外的深。我从没想过，他竟老得这样仓促，躬身的样子已经像个老人了。我出声叫他，他讷讷地望着我，半晌不说话。

　　我说：“爸，是我，回来看你来了。”

　　他这才走过来，捶着我肩膀，老泪纵横。他真的老了，从来不掉泪的他，却在我面前哭了。而我站在他身边，一直在悄悄打量着这家小店。我真想不出，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是怎样熬过北方寒冷的冬天的。

　　那天晚上，父亲翻出一瓶战友送他的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我和他挤在那张行军床上，惴惴地睡不着。他满是硬茧的手，始终拉着我不放，好像一松开，就会消失不见。

　　三个月后，父亲突然过世了。然而这个“突然”只是对我而言，其实他早在2007年就查出了肝癌。但他选择了一套最经济、最超前的治疗方案——气功疗法。医生说，他基本算是个奇迹。

　　5

　　九月的时候，我和小婷在家里看了部获奖的片子，叫《钢的琴》。5岁的儿子，也跟着懵懵懂懂地看完了。影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东北老城，下岗工人陈桂林给女儿造钢琴的故事。那些熟悉而败旧的画面让我感动。跑字幕的时候，儿子问我这片子什么意思？我说讲的是父爱。

　　儿子问：“那个女儿跟着她有钱的妈妈不是更好吗？她爸让她弹那个破琴，是爱她吗？”

　　我无言以对。

　　其实，到底要怎样定义父爱呢？我想，就是那种明知作用不大，却仍拼尽全力的执着和勇气吧。只是，在这个“拼爹”的年代，我不知道自己这个被物质教化大的儿子，能否明白。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未来，究竟要怎样去爱他。

　　从鞍山市区到千山旅游区的路上，有个叫双龙山的墓园。我把父亲葬在了那里，很简单的黑色墓碑，镶着他英气勃发的照片，背面我请工匠刻了两行碑文——

　　他是永远不退伍的军人。

　　他是成功而伟大的父亲。

　　文/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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