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几年不能让老百姓还怨声载道”

　　---专访山西省大同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耿彦波

　　能够熟谙《论语》、钻研《心学》，又能强势“造城”，铁面“拆迁”，大同市长耿彦波谈的是现实，看的是未来，但他常常跳回的是历史。面对争议与矛盾，这位改革派官员袒露心声：一个地方，老百姓好了，城市就好了

　　2007年，本刊以《耿彦波，下一个仇和？》对时任太原市副市长耿彦波进行了报道，对其城建工作的十年争议进行了梳理，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次年耿彦波北上大同，迅速掀起了新的城建狂潮，从此他被放在聚光灯下不断受到关注，褒贬不一的争议如影随形。六年后，当大同城“一轴双城”的新模样初显雏形，他再度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袒露心声。

　　“任何一个市长都不喜欢拆迁”

　　《小康》：外界对你褒贬不一的评价，例如“造城市长”、“耿拆拆”等，你肯定对此早有耳闻，对此怎么看？

　　耿彦波：（笑）我看到他没有褒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基本是比较客观的。“造城市长”这个称呼是因为大同市这几年的建设是这座2300多年城市建城史上规模最大的，可以说是空前的。每年城市改造的投入资金是一百多亿元，六年就投入了六百多个亿。“造城市长”是大家对这个极端时期的特定表述。

　　关于“耿拆拆”，可能是因为拆迁量比较大。我们今年拆了一千多万平方米，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实际上我们的拆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拆迁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因为过去一些规划的起点不高，控制不严，好多就是违法建设。我们现在要把大同建设好，就要纠正这个错误。

　　但在拆迁过程中，我们最根本的理念还是“拆迁谁、改变谁、造福谁”。大同这么大的拆迁中，没有什么风波，也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群众上访、比较极端的事件，还是比较平稳的，社会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

　　经常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耿拆拆”，我听了哈哈一笑。

　　《小康》：在上面所述的这一千多万平方米的拆迁中，你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耿彦波：实际上我觉得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喜欢拆迁。因为任何一个拆迁都是社会利益的再调整，它肯定会遇到一些阻力。你一开始拆迁，老百姓自己就会算一笔成本与收益的账。那么我们在制定拆迁政策的时候，首先是把拆迁的老百姓作为我们城市的主体，即我们本身政策的框架就是惠民政策的框架。我们所有拆迁工作不能伤害老百姓的现有利益，总体上老百姓还是拥护的。

　　《小康》：真正拥护者占这其中的大概比例是多少？

　　耿彦波：我给你说一个指标，就是这几年的拆迁，老百姓自愿排队的占80%。因为我们是顺序排号，排在前面的优先选择楼层、地段、户型的权利。所以老百姓一听排队啊，头一天晚上就排上队了，它是自觉的动员的行动。我们的惠民政策调动了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剩余的20%中，有15%是需要做具体工作的，有些家庭困难，交不起增加面积的适当的费用，或是需要分户、住的户型不合适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针对性有差别化的政策进行解决。剩下5%可能就是有些比较强调个人利益的，利用拆迁政策获得一些好处的。这就需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就是力量，用公平的尺子来推动拆迁。

　　“经营城市应实现三方共赢”

　　《小康》：过去这些年，一些地方的包括大同在内“造城运动”（拆旧城、造新城）可以说在全国各地几乎是遍地开花，不可否认，这也成为当地官员获得提拔、拉高地方GDP的筹码，对所谓“经营城市”，你如何看待？

　　耿彦波：“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应该区别开对待。关于城市建设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地方都有千差万别的情况。

　　这段时间我也注意到关于一些报道了，但是我感到，争议者还是应该实地看一看，因为一些城市的确城市空间太小了，确实应该进行改造，比如说延安市移去山头啊，我感觉也是合理的。

　　《小康》：对于当年你提出的“经营城市”概念，如今又怎么看？

　　耿彦波：经营城市这几年跟土地财政结合得较为紧密。不得不承认，经营城市就是土地财政，提高土地的收益，带来城市房价的升高。

　　我是这么认为的，经营城市可以说是这几年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但是经营城市应该开发的顺序必须要遵守，是先做路网还是做环境，还是先卖土地？如果你先卖土地，把土地卖了再搞路网，肯定修路网土地要升值，升值是给别人的，那好处给谁啊，给了开发商还是给政府？

　　一个城市的市长要同时具备市场经济的理念，市长不单是一个行政官员，他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应该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来开发城市，首先把城市的环境做好，把道路，路网啊，生态环境做好，给城市带来新的希望，这样才能带来整个城市的升值。

　　真理不能走一小步就认为它是谬误，不能把经营城市看成政府完全的商业利益追求，这是两码事。政府如果自己先卖了地，再后搞配套，也没有更多的好处。一个城市应该是市场、政府和群众三方共赢的。城市地价升值，老百姓买房购房，使个人财富也升值。

　　“生态环境好坏是一个城市存在的底线”

　　《小康》：大同这些年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主要有哪些？

　　耿彦波：我们一年一百多亿的投资，基本是做了民生工程。就是住有所居，这一点做得比较好。明年之前，城区老百姓的平房全部消灭了，都住上楼房了，满足了老百姓住楼房的梦想，并通过保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土地极差收益，政府通过这个手段调节，把好处补给老百姓。

　　这几年在解决老百姓安置方面，大同的学校校舍基本都推翻重建，而且实现优质教育的均等化，在城市的东南西北中都有好的教学资源，组成集团化。类似的就是整合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加大社区医院的建设和资源调配投入。凡是政府安置房还有商品房，达到一定规模了都有社区医院。还有老有所养。这几年大同市区十万多下岗工人，多少年他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没人管，财政花了40多个亿把老百姓这个全部安置了，包括他的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全部给解决了。

　　此外大同的文化设施、养老等福利保障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小康》：这几天全国出现的雾霾，让城市空气又一次成为热点话题，大同在环保指标也曾经被评为“最差”，这几年大同的生态环境怎么样？治理工作如何做的？

　　耿彦波：大同现在的环境比过去好多了，都是蓝天白云。我们曾经推出过一个理念“生态城市，我们的家园”。

　　大同生态体系比较脆弱，当年顺口溜是“来了大同府，一天四两土，上午不够下午补。”

　　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底线，一个城市能不能存在的底线。这些年我们在城市的建设方面，有个空间的优化，就是把大量的污染企业搬出去。再一个就是空气的净化，基本上集中供热全覆盖了，除了古城的平房没有办法外，其他小区实现了集中供热。这些年大概是花10个亿在绿化，只要有地方就绿化，只要有空地了，就不搞建设了，全弄了绿化。我们城市的河流、湖泊、山峰都进行了绿化治理。

　　一个地方的领导，一定要满足老百姓民生的最基本的需求。生态绿化是生态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空气污染老百姓出气都出不上来，那你的民本意识体现在哪了。人是这个社会最有价值的，一个地方，老百姓好了，城市就好了。

　　我们最根本的理念还是“拆迁谁、改变谁、造福谁”。这就需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就是力量，用公平的尺子来推动拆迁。

　　一个城市的市长要同时具备市场经济的理念，市长不单是一个行政官员，他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应该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来开发城市。

　　文｜《小康》记者 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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