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家抵达桂林后，最初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并索性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
陈一家到达桂林，根据朱家骅电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车把陈氏一家接到所内暂住。
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对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许多年后，寅恪的大女儿流求深情地回忆道：“抵达物理所时，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西林）让我们住进他的宿舍里，紧接着研究所的伯伯、伯母们来热情问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样。环顾宿舍，虽是茅草房顶，竹篱夹墙，但是人情温暖，父母眉头也舒展开了。”
按照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人也翘首以待，渴盼着大师的到来，为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的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尽管陈氏发出了“重返故国，精神一振，扶病就道，直抵桂林”的慷慨之词，但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并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复原后再做他图。
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只是“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藉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
陈氏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的打算说得极为清楚，但在此信尚未发出时，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而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致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胆大妄为，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之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叶企孙，上海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并开始了理学方面的毕生创业。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
叶氏作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教授，突然转行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主要是代院长朱家骅的盛意。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代理总干事傅斯年高血压病例甚重，需静心休养一段时间，中研院总办事处急需有人接替这一职务主持处理一院的繁杂事务。
在朱家骅、翁文灏、傅斯年等人的恳切要求下，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按照叶企孙自己的说法：“据吾推测，中研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史语所主持工作。
令叶企孙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之后，因陈寅恪聘任一事，竟惹得傅斯年暴跳起来。
岳南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