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邓文迪

　　她不是徐州人，“从来也不提自己是徐州人”。1968年出生于山东外婆家，父亲是东莞人，在徐州时天真烂漫的邓文迪，名叫“邓文革”。

　　童年师友对她只字不提徐州心怀芥蒂，转瞬又意识到：“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好坏都是别人的事。”每个人都想说点什么，又都欲言又止，拿捏着“两个世界”的分寸。

　　邓文迪路过徐州，三三两两的师友路过她，打个照面各自走散。在这座男人们自称“女性强势”的“汉城”，说到她，有人就说起吕雉。

　　一个时空

　　红色墙砖爬满黑色灰尘，显眼处几行横七竖八的标语：“不要乱丢垃圾”、“偷衣服的人变态”……楼前杂草丛生，楼内传出炒菜的市井之声，小区楼宇间，两排蔬菜摊一字排开——这座70年代的三层小楼里藏着邓文迪貌不惊人的童年。

　　三单元201，徐小燕印象中不过50平方米，住着邓家六口人。“独立卫生间的房子在七八十年代是罕见的，多少人还得半夜跑出门上旱厕呢！”这栋当时专为当地“知识分子家庭建起来的房子”，如今成了一片高楼之间的洼地。

　　这是一户“书香之家”，父母均为工程师，“家里有别家没有的书柜，她姐姐那时就学拉小提琴了”。

　　直到邓文迪进入徐州市第一中学后，邓家搬入六层的徐州市工程机械厂宿舍楼，三室一厅的居室才显得宽敞起来。

　　这两处住宅，在两年前邓文迪“挺身护夫”后已经被当地媒体踏破门槛。当地两家都市报辟出热线寻找邓的师友，连载追踪多期。师友们并不热情，“队友同学老师不愿详谈邓文迪”成为报章标题。

　　两位年老退休的排球教练，反倒坦然许多。1981年，邓文迪进入徐州青少年业余体校学习排球。这一年，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中首次获得冠军。随后几年，“五连冠”将中国在体育比赛中的荣誉推向顶峰。而邓文迪和另外15名女孩也一起被列入体校“省助重点班”。

　　高一，1.74米的身高让邓文迪在同龄人中显得扎眼。徐州市第一中学的排球教练蒋立模觉得她有排球基础，将其选入校排球队。

　　“她学动作快，课后会单独来找我问，其他队员不会。”很快，邓进入前排扣杀进攻的主力位置。“十六七人，上场仅有六人，一般都是不停轮换，她就有办法长时间留在场上，就是让你没什么可挑剔的。”球队很快获得徐州市第一名，参加江苏省比赛夺得第二名。在徐州青少年业余体校，“她是二号位，副攻”。王重生保留了邓文迪当年零散的学习档案：1982年，邓文迪领的鞋子是39码；1983年，邓文迪的身高1.74米，英语成绩最好；1983年2月，王重生家访邓文迪，她的英语期末考试得了91.5分。

　　每个姑娘都怀揣着“铁榔头”的梦想，早上5︰30带一个装着早饭的保温杯出门训练7：00结束后吃早饭；下午两节课后继续训练。

　　邓文迪比排球队的其他队员年长，“总是很老练，也比其他队员有心机”。蒋立模常常故意找地上有脏水的位置扣杀，“别的队员会怕脏不救球，她不会”。

　　蒋立模从电视里看到邓两年前起身护夫的一巴掌，“那就是一个排球的扣杀动作啊！”几年前，学校百年校庆，让蒋立模请邓回校，他没有请她。事实上，邓大学毕业后，便没再与他联系。“大学时还会写信来说说情况，说她在学生会体育部，还让我给她写证明，申请奖学金。”

　　缺席校庆，让学校老师对她耿耿于怀：“她从来不提徐州一中，校庆也没有来。”同样的微词也出席在她的大学——广州医学院。高二，邓家随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至广州，为完成学业，邓文迪一个人留在徐州。搬家时，她把家中栽的几盆花移送给了蒋立模。广州医学院的履历，邓文迪同样缄口不提，让大学辅导员难以理解。

　　此后中学和大学的师生都不愿再提她，在报纸上匿名留言称：“她不提，我们也不愿提起她。”

　　老师记忆里，邓的成绩都不差。“一中是她自己考的，没有照顾。唯一有下降是在业余体校住校训练时。权衡再三，她决定放弃排球，专心准备高考。”在这座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学校门口，如今站满分发雅思托福材料的培训机构人员，出国成为邓文迪中学校友的时尚。

　　十多年前，邓文迪唯一一次回徐州，此时她已赴美八年。队友蔡静波向当地媒体称：“大家发现，眼前的邓文迪变了。见面后不是握手，而是和外国人一样拥抱。”

　　两个世界

　　队友曹方平不愿谈邓，虽然与邓的交往一直持续到她离开李宁公司。“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过我眼前平淡的生活。”她和大多数邓早年的朋友一样，生怕被说“想与她攀关系”。

　　同处“这个世界”的徐小燕是邓在旭光小区的玩伴。一起玩的还有患小儿麻痹症的陈雅敏。相互等着一同上学、放学，完成作业后在院子里丢沙包、斗树叶。“她就是好强啊，什么都要最好的。跳皮筋她都要最好的。”同学之间偶尔抱怨一句：“考试好难！”邓总像小大人一样回应：“那也必须考好啊！”

　　在旭光小区，邓家并不与人接触，父亲和善不多话，母亲有些清高，两个姐姐文静，弟弟身体孱弱，要姐姐背着上学，唯独邓文迪“很泼辣，争强好胜，凡事都要随她”。虽然比邓文迪大一岁，徐小燕常常跟不上她的步伐，邓常冲她喊：“你不走，我先往前去看看啦。”

　　那年夏天，两个女孩在小区附近的民兵训练基地玩，在一个池子边，邓伸手晃几下水，问：“敢不敢往下跳！”徐小燕恐惧地摇摇头，还来不及反应，邓文迪已拉她趔趄着蹦入池子。“我完全不知道池子有多深，池子里也常有蛇和蚂蝗。”徐小燕吓懵了，愣神半天才发现水只淹到膝盖，邓文迪却笑开了。

　　2004年，邓文迪通过科技手段获得第一个女儿时，徐小燕陪在患孤独症的儿子身边已经十年。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他没有语言表达，家里一切能摔的东西都是他表达情绪的中介。”家中的一切容器都是铝合金或者塑料，包括纸巾、杯碗在内的器具都被徐小燕塞入柜中锁起来，“免得被他砸”。

　　“虽然没有表达，孩子能敏感地获知身边的氛围。”当徐小燕在电视中看着邓文迪穿梭在上流社会的慈善晚宴时，冷不丁的砰砰声却令她习以为常；邓文迪与“虎妈”畅谈育儿经的事，徐小燕是从报上获知的，她想到自己辞去会计工作在家中照顾19岁的儿子，像“鼠妈”一样战战兢兢，“生怕稍有差错就刺激了儿子”。为了让儿子感受蹦跳的感觉，每日两次，徐小燕将1.80米的他拖上蹦床，“扶着他一起蹦。他甚至不会大小便，家里长期处于无序状态。他连高兴，都是突然间的大笑，听起来挺恐怖的”。

　　徐小燕把登有邓文迪的报纸收藏起来，“就像关注某个明星一样，但那都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陈天耀摘自《南方人物周刊》，本刊有删节）

　　赵佳月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