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乱世重典？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结构的激剧重组与转型。“文革”的烟尘尚未完全消散，砸烂公检法留下的乱摊子尚未处理妥当，改革开放即已启航。经济活动渐趋活跃，思想观念开始松绑，拜金主义悄然萌生，各种不安定因素蠢蠢欲动。一时之间，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在中国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杀人、抢劫、盗窃、流氓刑事案件呈“井喷”之势。

　　1983年7月，邓小平决然拍板：“对于当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从重从快。”于是，一个新名词诞生了：“严打”！

　　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思维模式下，为适应“从重从快”的原则，对国家刑法也做了较大的修改，死刑适用范围被扩大，除杀人抢劫强奸等恶劣犯罪外，流氓罪成最大雷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被下放到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直到2007年才重新回归；审判时间不受起诉书副本、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下，党、政、军一齐动手，公检法亲如一家，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从重从快枪决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一大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杀人、抢劫、盗窃等大案要案团伙纷纷落马，各地甚至还有高干子弟因罪获刑。

　　“严打”高压之下，犯罪活动几乎销声匿迹，一时人心大快。

　　应该说，“严打”沉重打击和震慑了犯罪行为，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大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感，也促进了政法机关的队伍建设。然而，随着一系列非常措施的出台，一些负面效应也显现出来。

　　在那场带有“文革”遗风的运动式的判决浪潮中，程序价值被抛弃，“从重从快”之水，溢过了公安机关的抓捕，蔓延到司法量刑领域，形成“严打”的扩大化风潮，以致当年的一块钱，一句玩笑话，一个无伤大雅的亲密动作都可能成为夺命索；而死刑复核权下放，将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在实际上取消了为正确执行死刑而设置的最后一道程序保障。与此同时，舆论对司法的绑架，破坏了执法的客观性、公正性、规范性与独立性，以体恤民情，尊重民意的面貌出现的司法也带有了一些情绪化倾向。种种这些，实质上让社会再一次陷入了人治的怪圈。

　　继1983年“严打”后，全国范围内的“严打”又开展过三次，时间分别在1996年、2001年和2010年，间或开展多类专项斗争。然而，综观30年“严打”历程，不难发现，所谓“严打”似乎陷入了一个“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怪圈。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的上升是一个比较明显和相当漫长的现象，客观规律怎么可能通过一两次“严打”来扭转？没有完善的长效法治机制，单靠“严打”突击整治，虽有一时之功，但终究不是长久之策。

　　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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