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汉字，蒋介石为何耿耿于怀

　　蒋介石一生憾事颇多，其中最典型的是未能实现简化汉字的计划。

　　1922年，国民党“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召开，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向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方案详细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及实施办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也得到了大批专家和学者的支持和响应，会后大家纷纷发表文章，论述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不免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关注，他在认真研究了专家们的论述后，便把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找来，询问目前情况下简化汉字的条件是否成熟。王世杰说：“有些汉字的笔画也确实过于繁琐，写时太费事，是到该简化的时候了。我个人非常赞同简化汉字，但从目前情况看，反对简化的声音也很高，如果确要简化，需要循序渐进，摊子不可铺得过大。”

　　蒋介石思忖再三后指示王世杰，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为汉字简化做好前期准备。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王世杰立即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部署汉字简化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此项工作，表示教育部将在人力财力上全力予以支持。

　　黎锦熙不负众望，在全国调集了最有影响的学者专家，夜以继日加紧工作，很快就将笔画最繁琐的一千个左右的汉字简化方案呈报给教育部。王世杰却认为步子迈得太大，简化的字太多，怕引起不良后果，就提出简化三到四百个字试试，先投石问路看看再说。黎锦熙只得忍痛把一千字缩减为三百字，再次呈报，王世杰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又经蒋介石最后定夺，教育部于1935年8月，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几个大印书馆准备印刷。

　　事情在这时却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发难。他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如此重大的事件，竟趁他这个考试院院长外出之际予以通过，不仅是对他本人的侮辱，更严重的是破坏了中国文化，绝对行不通！

　　蒋介石一再对他解释做工作，无奈戴季陶态度十分强硬，并威胁蒋介石：“如果不取消对汉字的简化，以后中央全会举行任何会议，我一概不予参加，我说话算话，不信你就走着瞧！”

　　蒋介石当时很生气，认为戴季陶太过于嚣张，全然不把他这个领袖放在眼里，便扔下戴季陶拂袖而去。

　　戴季陶也不示弱，他仗着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资格，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拒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任何会议。尤其是1935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他参加12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特意说明会议要讨论决定许多重要事项，请他务必参会，但却被戴季陶严词拒绝。

　　蒋介石虽对戴季陶的行为非常不满，但碍于他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大家公认的理论家，如果再将此事闹将下去，会在党内产生负面影响，便只好先忍了这口气，让步于戴季陶，但他又碍于面子不好亲自向戴说明，就让亲信陈布雷去劝戴季陶不要再闹了，对戴信誓旦旦地表示，政府一定尊重他的意见，以后绝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

　　戴季陶对此结果还比较满意，但仍放心不下，又让蒋介石下一道不再推行简化汉字的命令。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就忍气吞声“把好人做到底”，于1936年2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此次汉字简化与否的较量，最终以戴季陶的完胜而收场。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开始的几年，因忙于站稳脚跟和“反攻大陆”，没时间顾及汉字的简化，等局势逐渐稳定后，简化汉字又重被他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2年秋，国民党召开宣传汇报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着重讲了汉字简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说：“我们曾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但因戴天仇(季陶)的反对而未施行，而他已离开人世十几年，现在又到了该推行简化汉字的时候了。不说别的，就汉字太多的笔画，不仅教育年轻士兵困难极大，而且下一代学起来也非常吃力。我的意见，汉字简化是必行的方向，‘教育部’应立即组织专人进行研究，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举行会议予以讨论。”与会人员对蒋介石突然提出简化汉字十分意外，但都还是表态予以赞同。

　　最热衷汉字简化的人当数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会后，他向蒋介石建议：“为防止重蹈覆辙，有必要先把舆论造起来，使社会各界有所准备，并号召民众支持‘政府’的主张，待社会有了共识，‘政府’再推行时就顺利多了。”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让罗家伦马上回去抓紧落实，以便让计划早日成为现实。

　　罗家伦加班加点，不到一个星期，就写出了一篇有理有据的大块头文章，又打着蒋介石的旗号，将文章送给《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等大报，要求他们同时刊登。几家报社见罗家伦的来头很大，就不敢怠慢，立即刊发了他的文章。

　　蒋介石看了文章后，觉得罗家伦写得非常好，亲自给罗打电话做了肯定，这让罗家伦好不得意，劲头也更足了，除继续发表文章外，又四处奔波演说，大讲特讲简化汉字的重要性，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汉字简化。

　　就在蒋介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时，半路上竟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此人叫胡秋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他针对罗家伦的观点连续撰文予以猛烈抨击，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并没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谁简化汉字，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胡秋原把简化汉字的弊端上升到如此的高度，立即得到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大力支持。加之胡秋原当时在台湾政界、文化界都十分走红，其演说和文章获得许多人吹捧。汉字的简化再次受到空前的严峻挑战。

　　胡秋原一面利用“立法院”的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一面通过关系，联络美国、新加坡的一些华人学者、作家在报刊上写文章批评简化汉字。一时间，在海内外一些文化界中，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反对简化汉字的大风潮。

　　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命令“教育部”制订出了一个简化汉字的方案，只等时机成熟就立即付诸实施，没想到事情竟被胡秋原闹到这般田地，大伤脑筋的蒋介石权衡再三，感到推行简化汉字的阻力实在太大，恐怕在他手上是难以施行了，便指令有关部门以后不要再提简化汉字的事了，“教育部”准备好的汉字简化方案也就只能胎死腹中了。

　　蒋介石在去世的前几年，还一直对未能实现简化汉字耿耿于怀，此事也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文/张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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