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宋神宗的三次对话

　　回顾北宋历史，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仕一朝但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司马光（1019-1086，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也名扬千古。但司马光却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的矛盾的呢？与宋神宗谈话时，司马光又是怎样议论王安石的呢？为了排斥政敌，他会奴颜媚骨地刻意去讨好皇上吗？日本东京内阁文库现存唯一的孤本《司马温公全集》，其中收录的司马光作品《手录》中记载了他与宋神宗的谈话，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宋朝皇帝是怎样和大臣议政的，也可以体味到宋神宗与司马光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君臣关系。

　　为什么要“对话”

　　司马光和宋神宗对话的时间在熙宁元年至三年。那时的宋神宗为收复燕云失地（今京津唐地区），充实国库，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江西抚州人），实行变法。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设置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1069年设立，掌管国家经济，改变旧法，制定并颁布新法），大力起用拥护变法的少壮派，撤换不同政见的官员等。这些措施损害了一些官员的利益，违背了较为民主的传统，引起许多官员的反对。

　　司马光与王安石私人关系很好，都想治理好国家，但方法路子大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大改大变，司马光主张稍作修补，王安石重在开源，司马光重在节流，王安石用人看观点是否和自己相同，不强调人品，而司马光首先强调人品，王安石排斥不同政见，司马光则强调民主，两人关系渐趋紧张。

　　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成为宋神宗最为焦虑的问题，也是他与司马光谈话的中心。

　　第一次“对话”

　　熙宁二年（1069）10月3日，宋神宗任命陈升之（1011-1079，福建建阳人）为宰相，下诏后，问司马光：外边对此有何议论？

　　光：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贱，怎敢议论。

　　神宗：你谈一下吧！

　　光：现在已经下诏，臣说有何用呢？

　　神宗：虽然如此，你还是说说吧！

　　光：福建人狡险，楚地人轻率，现在两位宰相（韩琦、陈升之），两位参知政事（王安石、吕惠卿）不是福建人就是楚地人，他们必将引用老乡，充塞朝廷，天下风俗怎能变得更淳厚？

　　神宗：现在大臣中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唯有陈升之有才智，通晓民政边事。

　　光：升之确有才智，但恐怕碰到大事未必经得起考验，汉高祖用鲠直的王陵作右丞相，又用多才智的陈平去辅佐；宋真宗用有才的丁谓、王钦茗为宰相，又用正直敢言的马知节辅佐。凡是才智之人，必须有忠直之人从旁制之，这是明主用人的方法。

　　神宗：对，升之的毛病，朕已经告诫过了。

　　光：富弼（1004-1083，河南洛阳人，北宋政治家，为官清正）为人老成、有威望，离开相位，太可惜。

　　神宗：朕曾极力挽留，是他坚持要走嘛！

　　光：他所以要调任地方官，是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与同事意见不合之故。

　　神宗：如果他真有作为，因朕不听从而去是可以的，自他担任宰相后，没有新的作为，只知调走，还说虽然看到国家大事，也不想参与，那就只好批准他调任了。

　　神宗：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

　　光：有人说他奸邪，太过分。他的毛病只是不太懂事，又很固执。

　　神宗：韩琦（北宋政治家、名将，河南安阳人）敢作敢为胜过富弼，只是太倔强了。

　　光：琦有忠于国家之心，短处在于不敢抵制错误的东西，反而顺着它。

　　神宗又问了几个大臣，当问到吕惠卿（1032-1111，福建泉州人，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时，司马光说：惠卿是个巧伪人，王安石信用他，才受到舆论的谴责，近来，他的越级提拨，大家非常反感。

　　神宗：惠卿应对明辩，也还像个英才。

　　光：惠卿确有辩才，但其心术不正，陛下可慢慢考察他。

　　神宗又转移话题，谈到负责提意见的台谏（御史）上。司马光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陛下应当自己挑选，现在凡是敢给掌权者提意见的都被赶走，全换成掌权者的亲信，臣恐怕皇上会受到蒙蔽。

　　神宗：谏官难得，卿可推荐一些人。

　　事后，司马光推荐了苏轼等4人，称苏“晓达时务，劲直敢言”。

　　第二次“对话”

　　熙宁三年（1070）4月24日，司马光在迩英殿，为神宗讲解《资治通鉴》，讲到汉代贾山上奏直言时，强调从谏之美和拒谏之祸，指出当时掌权的大臣凡逆己者贬官，顺己者越级提拔，这样，拍马的越来越多，正直的愈加疏远，这可不是庙社之福。

　　讲完课，神宗留下司马光，对他说：吕公著（1018-1089，官至御史中丞）说，要动用晋阳的兵马，清君侧。这难道不是谗言？

　　光：公著平日和我们说话，常三思而发，为何在帝前随便这样说，大家都怀疑，这不像是公著的话。

　　神宗：这就是《尚书》里说的“静言庸违”（言行不一）嘛！

　　光：公著是有罪，但不在此，而在以前，朝廷让他推荐台谏官，他却全推荐条例司中的官员。使他们势力膨胀到这个地步，现在迫于公论，又说他们不好，这才是他的罪。

　　神宗：王安石不爱官职，可称为贤者。

　　光：安石是贤，但太固执，他不应当信任吕惠卿，以致天下骂安石为奸邪。

　　神宗：有人写谤书，说“天不保佑陛下，以主没有儿子”，有人说是卿所写，也有说是韩琦。

　　光：臣上的书，陛下都见过，臣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草稿。

　　神宗：是的，卿说的，外人不知道，但台谏的话，朕尚不知道，而外界已广为流传了。

　　光：陛下应该审察是非，现在条例司的措施，只有安石、韩琦、吕惠卿认为对，天下都认为非，陛下难道只和这三人治理天下？

　　司马光说完，便告退回家。

　　第三次“对话”

　　熙宁三年（1070）8月8日，宋神宗在垂拱殿召见司马光，光要求离开中央，出任地方官。

　　神宗说：卿怎能出外，朕还想重申上次旨意，命卿升任枢密副使（宋朝的枢密院，是掌管军事的参谋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是枢密使，相当于参谋总长，枢密副使即副总长），卿应当接受。

　　光：臣旧职都难以再任，要求下放，怎能再进用？神宗：为什么？

　　光不直接回答，只说：臣必不敢留。

　　神宗沉吟好久，猜到司马光是为避开王安石才要走，便点破此事，说：王安石和卿关系一向不错，卿何必自疑？

　　光：臣一向与安石不错，但自从他执政以后，和他观点不同处甚多。现在苏轼因为观点不同，得罪安石，平日节操都被诋毁，几乎被法办。臣不怕贬官，只想保全自己节操。臣和安石关系不错，但还不如吕公著与他密切，安石当初推荐他，后来又贬斥他，同一个公著，为什么前是而后非呢？

　　神宗：安石与公著如胶似漆，以后公著有罪，安石不隐瞒其恶，这正表明安石有至公之心。

　　神宗又说：青苗法已取得明显效果。

　　光：此事，天下都说非，只有安石之党以为是。

　　神宗：苏轼不是佳士，韩琦送他银300两，他不接受，却去贩卖盐和苏木、瓷器。

　　光：凡谴责人应当考察具体情节，轼真要爱财，应当接受赠银，它比贩盐等小利要大得多，安石一向讨嫌苏轼，陛下岂能不知？他以亲家谢景温为鹰犬，使他攻臣，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点离开都城。再说，轼虽不佳，总比不服母丧的李定强，然而安石喜欢李定，总想提拔李定当台官。

　　上面所记的司马光与宋神宗三次对话，神宗没有摆一点帝王盛气凌人的架子，司马光也坦诚相见，敢于陈述不同意见。这种相当民主自由的讨论朝政大事，在其他朝代尚不多见，而在北宋，则几乎成了传统。如，寇准有一次向宋真宗上奏，真宗听得不耐烦，便宣布退朝，离座而去，寇准一个箭步上去，扯着他的衣角，说：回来，臣还没有说完。真宗只好回到龙座，忍着性子听下去，最后觉得寇准所奏有理，点头同意了。再举一例，宋仁宗应张贵妃请求，一口气封了岳丈4个官衔，当即被包拯等人以不符合祖宗之法驳回，仁宗返宫后，贵妃问起加封事，仁宗指了指脸，别提了，他们的唾沫都溅到脸上来了。这类事，要放在明清，不知道这些敢犯龙颜的人要死掉几回。笔者想，政治上的相对宽松、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气氛，这应当是宋王朝在经济、科学、文化上居于中国封建社会高峰的重要原因吧。

　　文/吕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