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隔世的“文革”岁月

  • 来源:文史博览
  • 关键字:文革,毛泽东,平反
  • 发布时间:2013-09-09 14:48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今天,每当我注视着我们民族愈来愈像样的脚步时,偶尔会突然想起那恍如隔世的年月。

  不知名的祖母给了我一个名字

  我的祖母姓毛。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随手写上去的,这是祖母给他们的权力。她当然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嫁给我祖父之后就成了“余毛氏”,名字成了最神秘的隐私,我甚至怀疑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不知道。

  但是,不知名的祖母却给了我一个名字。她并不识字,只知秋天下雨的日子出生一个男孩,就随口一叫。她说,等雨停了,请庙里的和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尚为我取的名字叫“长庚”,祖母觉得村里已有两人同名,还是暂时叫她取的那个小名吧,结果一叫叫到现在,留住了那天的湿润。

  祖母曾经为余家生下了十个儿女,真是对得起“余毛氏”这个称呼了。我是她的大孙子,在我出生之前,祖母的十个儿女已经病死了七个。我出生后一年,父亲的妹妹又去世了,祖母只剩下了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叔叔。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一解放便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报名到安徽参加土地改革,治理淮河。与其他青年不同的是,他后来就留在安徽工作了。叔叔一直没有结婚,因此经常来上海看望祖母。为了我的读书,当时我家已经全部搬到上海。

  父亲不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他们73岁的高龄时,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我父亲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解释不清,她只得每晚要我妈妈搀扶着,到一个会场的门边偷看批斗会,试图弄懂。一天,终于看到,有人按着父亲的头,说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祖母能听懂“孝子”一词,气得浑身发抖,要上台申辩——父亲是她的孝子,不是别人的——被我妈妈拉住了。回来的路上,她还不断嘀咕:“我只剩下两个儿子了……”

  真正的灾难是生计。我家大大小小8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薪水过活,他被关押后,造反派发给的生活费是人民币26元。8口人,30天,26元,我作为余家的大儿子,每个月都要无数遍地搬弄这道无法做完的数学难题。这时,我所在的学院也被造反派掌权了,老是批判我们这批抵制过他们的所谓“保守派”。而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后来,幸亏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纪出海捕鱼,全家才勉强活了下来。

  祖母要我写信给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诉他上海全家的实情,让他快快来接济。那天她向我布置完任务,又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说了几句话,希望他看在同姓同龄的份上,帮帮余家。这种走到绝路上的轻声祈求,在我们老家叫“让唤”。

  叔叔走上绝路

  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那天,我一踏进家门,就看到祖母堵在门口,急急地说:“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妈妈已经把骨灰捧回来了。”说完,她居然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然后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五雷轰顶般的消息。白发凌乱的她,已亲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的骨灰捧回来!她一辈子不会说谎,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动作,证明胃病之说是假话。她没有眼泪,眼光很定,又很虚。

  过后妈妈给我说了实话。只因当时一切自杀者都算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祖母怕连累全家,只能胡编,也不让我们去。我问妈妈:叔叔为何自杀?妈妈说,他以前经常为周围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文革”一来就算“放毒”,争辩几句,便成了不知忏悔的典型,押在垃圾车上游街。叔叔哪里受得了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胡须的刀片割脉,抢救过两次,直到第三次终于完成了他的抗击,单位才来通知。

  25年以后,我和妻子特意在安徽制作黄梅戏《红楼梦》。全剧最后一场宝玉出走前哭灵,妻子在演唱我写的那些唱词时,膝盖跪行得鲜血淋漓,还把手掌、手指都捶拍肿了,她心里想的是: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

  劫后余声

  后来,我爸爸平反了。十年灾难的解除,没有使他得到更多的快乐。很多朋友来访,他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

  此刻,灾难过去,他们开始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那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祖母一眼,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

  我一见这道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84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次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毛主席说过。”

  文/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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