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个世纪以前，一个十八岁的农村青年进了北京。他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本钱，也没有靠山，完全靠做苦工挣钱。他透支着自己的健康和尊严，还被雇主咒骂，被巡警责打，被侦探敲诈。他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总是飞到别人的口袋里，他想把日子过好的希望一次次落了空。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想过逃离北京，返回乡下。他说城里的土地才是可爱的土地，才是生长洋钱的土地，就是讨饭也能讨到荤汤腊水。
我说的这个青年，是老舍名著《骆驼祥子》的主人公，他叫祥子，他是民国时代广大农民工的缩影。
民国也有农民工吗？当然有。
以北京为例，1912年常住居民七十二万人，到1930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七万人，其中四十万人是从外地进京务工然后又定居北京的农民。
上海是民国时代农民工最多的城市。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夕，去上海打工并留居不走的农民至少有二百万人。抗战以后，江浙农村进入无政府状态，到处都在闹土匪，为了保命，很多农民全家搬到上海去，他们把家畜宰了吃掉，把农具贱价处理，连棵树都不留下。
如果农民进城谋生就叫城市化，那么我要说民国时代城市化的进程并不算慢。问题是这种城市化是好还是坏？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城市化当然很好，因为他们在农村活得非常艰难，城市化以后，至少能在城里填饱肚子。站在市民的立场上，城市化却带来了一个后遗症：房价涨得越来越快，买不起房的市民越来越多。
事实上，连市民都买不起房，只求果腹的农民就更加买不起房了，所以农民工绝对不是购房主力，对房地产市场上的供求关系造不成任何影响。可是进城的农民实在太多，使城市很拥挤，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误预期，以为人多房少，房价必涨。在这种预期的驱使下，有能力买房的人尽可能去买更多的房，结果房价真就越涨越高了。
可惜无论民国农民被迫进城的城市化，还是现代政府圈地扩张的城市化，都不配叫做城市化。真正的城市化是指农民跟市民一样富裕，跟市民一样享受相对优秀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跟市民一样拥有最起码的公民权。在真正的城市化到来以后，农民有能力进城买房，有能力影响供求关系，有能力把房价推高。但是目前离真正的城市化还非常遥远，房价却在嗖嗖地狂蹿猛涨，只是因为冒牌的城市化也能制造出疯狂的预期。
进城农民不是高房价的推手，相反倒是高房价的最大受害者--高昂的居住成本把绝大多数农民挡在了城市外面，使他们只能在城里谋生，而不能在城里安家，进而也阻碍了真正城市化的进程。
不过领导们请不要担心，毕竟现在的发展机会和优秀资源都被人为集中到了城市，就像骆驼祥子说的那样，“只有城里的土地才是可爱的土地，才是生长洋钱的土地”，所以就算房价再高，农民也还是会进城的。
【原载2013年7月22日《中国经营报·人文》】
○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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