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 改革者再出发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十一任财长，管好钱袋子，重启财税体制改革，无数双眼睛盯着楼继伟如何行动

　　与1998年“空降”财政部不同，楼继伟2013年的归来，让三里河南横街2号正式进入了“楼继伟时刻”。

　　“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社保制度漏洞太多，给多少钱都会吃光”……新财长甫一亮相，其言论就令早已习惯了他低调作风的媒体大为惊诧。而了解这位新财长的人，都不会对其言行感到意外，更不会认为楼在故意“放炮”。现任中投总经理高西庆就表示，在自己认识的人当中，楼继伟对中国改革的付出是最多的。

　　楼继伟是朱镕基任总理时期财税改革的直接设计者之一，被称为“市场派”核心人物，参与设计分税制改革，牵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执掌中投公司6年，《时代》杂志曾预言，楼继伟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基金经理之一。也因此，财政金融一肩挑，既是业界对楼继伟的赞誉，也一定程度上成为其直率敢言的资本。

　　“我们规划的不少了，关键是怎么干”。楼继伟曾经的“行动派”宣言，如今一语成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十一任财长，每天睁开眼面对的就是逼近12万亿的公共财政收入，超过10000亿元的财政赤字。管好钱袋子，重启财税体制改革，无数双眼睛盯着楼继伟如何行动。

　　莫干山上的年轻人

　　2013年3月16日，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63岁的楼继伟以2905张赞成票当选财政部长，反对票仅为37张。对于他高票当选财长，业内并不意外，认为实至名归。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楼继伟是体制内的市场派、官员中的学术派、高层中的实干派。”该分析人士告诉记者，楼继伟重掌财政部，不会改变其一以贯之的学者型官员姿态，而市场行动派的风格也将进行到底。这一点和与楼渊源颇深的周小川极为相似，1984年莫干山会议，对楼与周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影响延续至今。或许可以说，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不仅给了楼继伟、周小川这些年轻人发声的机会，也让他们戴上了“改变世界”的荣耀之环。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惯称莫干山会议）。是年，楼继伟34岁。

　　青年时代的楼继伟，在社科院同学眼中，思想很活跃，性格活泼，健谈，对经济改革问题特别上心，喜欢参加各种经济论坛。按照莫干山会议代表选拔规则，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楼继伟的论文在1300份应征论文中脱颖而出，成为124名正式参会者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风云际会。《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柳红在提到莫干山会议时就曾赞扬过当时的会风：“那时候开会，常常白天黑夜的开，是真开会、真去碰撞、真去贡献思想”，“他们特别反感老年人开会念稿子，觉得年轻人得开出我们的样式来，所以规定大家不许带稿子上山”。

　　会议结束不久，《经济日报》刊登了会议9篇理论成果，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赫然在列。

　　莫干山会议上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无疑是“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为八十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而对于与会的年轻人而言，最直接的结果则是，大批人进入体制内，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角色。

　　1984年，楼继伟先后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加入了由刘鸿儒领导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与周小川等一起参与设计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证券交易所的构想第一次脱胎而出。

　　也是在此期间，楼继伟得到了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的赏识。1987年，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市长，楼继伟调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时隔五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楼继伟回京，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要市场”还是“要计划”争论正酣的1992年，刚刚回京任职的楼继伟接到了任务--组织地方体改委的座谈会。“这是我到国家体改委后做的第一件事。”楼继伟回忆。会后，国家体改委把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吴敬琏、周小川、李剑阁等人也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1995年，楼继伟的身份发生了极大转换--赴任贵州省副省长。“在北京，你制定政策，并为政策实施创造环境。在贵州，你则需要去决定一个实际的项目，全神贯注于它的每个细节。”楼继伟如此回忆自己的“贵州之旅”。

　　1998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财政部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向朱镕基申请，让楼继伟出任副部长。朱镕基说了一个字“行”，楼继伟“空降”财政部。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楼继伟，在副部长的位子上一坐便是9年，也由此，“楼部”开始成为部里同事对他最热络的称呼，即便在他执掌中投的6年，称呼依旧未变。

　　风口浪尖上的直性子

　　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楼继伟完成了新任财长后的公开演讲处女秀。他坦陈，此番演讲确有点“诚惶诚恐”。“在中投公司做董事长期间，我的讲话比较直率，现在官方身份，我试图做一点调整。”楼继伟随即话锋一转，“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这个话题有点难调整。

　　“政府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都要去做”、“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楼继伟直言不讳。

　　然而，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有评论指出，他所批评的恰是依靠不断扩大政府开支、加大财政赤字的方式，提高国民福利，让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至少表面看来，楼继伟在“挑战”民意。《华商报》发表署名舒圣祥的评论文章，认为这“更近似于一个伪问题”，真问题是“更多的穷人没有得到帮助，而不是错帮了很多穷人中的懒人”。“养懒人”的“福利病”只可能在高福利国家存在。在言论宽泛度更高的微博上，有网友发出疑问“还没吃成胖子就想着减肥了？”

　　几乎同时，楼继伟“帮穷不帮懒”的观点却得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拥护。采访中，有财经评论员称，很明显，楼继伟对于市场化的坚持至今未变。“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是财政部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时也要放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特定语境来理解，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凡事都大包大揽，应该守住民生支出的底线。我想，楼继伟强调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该评论员说。

　　直率，敢于得罪人--在楼继伟为数不多的公开报道中，几乎所有媒体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他的这种个性。或许，这与楼继伟行伍出身不无关系。1968年，18岁的楼继伟参军，成为南海舰队4009部队的一名士兵，5年的军旅生涯锻造了他敢于执着于信念的性格。

　　媒体报道中提到楼继伟“得罪人”的典型例子发生在其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在一次全国“两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组织了预算座谈会讨论一些技术性问题，针对一位预工委人员的异议，楼继伟直接回应“你不懂预算”。

　　关于楼继伟最大的争议莫过于他掌舵中投初期的投资失利。

　　2007年6月29日，财政部发行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的议案获得通过，这笔钱用于购买央行管理下的2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成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楼继伟几乎孤身前往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出任董事长，没带一名旧部下。

　　“我一睁开眼每天就要赚3亿人民币。”楼继伟承担的巨额国民财富保值增值的压力可见一斑。然而，第一单“国家生意”就出师不利。本刊在2007年《楼继伟的开局》一文中提到，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表示：“到现在为止，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所进行的运作，包括特别国债的发行，和投资黑石，这些举措在市场得到的批评远远要比赞扬多。”

　　时值美国金融危机开始，2007年5月末，中投刚刚投资黑石便遭遇股价狂跌，致使投资亏损。当年年底，中投又入股摩根士丹利，投资耗时2年7个月时浮亏62亿元人民币。

　　对于投资黑石的争议，楼继伟依然用其市场化的楼式思维为自己做了“辩护”。他认为，市场上的评价都是短期评价，不该是对中投公司这样的机构的评价方式。从长期看，投资黑石仍是个很好的投资，越是经济衰退的时候越会大有所为。

　　2009年楼继伟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幽默地说，中投公司将加大对全球的投资，包括欧洲。感谢欧洲的保护主义者，他们去年设置的障碍让中投避免了重大损失。这一发言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楼继伟的新“爱好”--向西方财经势力发出挑战或嘲讽，并“警告”中投不要再失利而归。

　　市场变化波诡云谲，楼继伟及其领导下的中投吃过亏，但他初衷未改，做投资不搞投机。在此后几年中，这位“市场派”人物的预判再次在市场起伏中得到了证明，据了解，黑石股价在2012年已经反弹至15美元，在2009年，该股股价仅为不足5美元。

　　此外，根据中投年报，在楼继伟担任董事长的最后一年，2012年中投扭亏为盈。

　　楼式改革下一步

　　在普遍希冀以财税体制改革撬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下，楼继伟及其领衔的财政部作为改革的主要操刀者，既要完成上面布置的“硬任务”，又不能使公众失望。破解税收体制、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地方债等问题，远比赚钱的压力更大。

　　然而，楼继伟面对的问题复杂异常。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莫干山会议上，经济学者们以寻求财税体制改革再突破为主题，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论辩。“我现在的心情一点不比当年（1984年）轻松。”徐景安说，今天面临的问题更严峻，而且分歧更严重。徐景安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组织者之一，也是一位“改革派”老官员。

　　下一步，楼继伟将何去何从？

　　“增值税改革是（财税改革）首要任务。”楼继伟担任财长之后首次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时明确表示。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称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1994年税制改革时，楼继伟参与了设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新的流转税制。楼继伟说，最初就曾考虑过增值税转型扩围，但囿于当时宏观经济面临通胀压力，消费型增值税也更为复杂而作罢。

　　营改增扩围，得到了业内专家的一致褒奖，认为该项改革进入大提速阶段。有业内人士把“减轻税负”作为赞扬此举的最重要理由。而在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看来，营改增扩围确实能够带来一定的减税效应，但他认为，这项改革的好处在于减少税负的不公平，使流转税征收更为合理。“这本就是营改增的初衷。”李炜光补充道。

　　此外，楼继伟对于推动中央回收部分“事权”的决心，彰显得也更为明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认为，应当向现代国家的方向走，根据外部性原则、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个标准，合理进行中央地方间的职能和财力分配，像常规的大国那样，把国家应该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从而大量减少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楼继伟如是说，在事权不调整的前提下，增加地方征税权，他认为“这个方向是危险的，是个分裂的体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在此次莫干山会议上，对于分税制争论比较集中。李炜光告诉记者，分税制还没有做到位，但是可以理解，当时的市场经济不够充分，导致了今天看来分权做得不够充分。过去有一部分财权上升到中央，但事权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上面把钱拿走了，但事情还留给地方办，责任和权力不相匹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也指出，事权跟应有的财权不匹配，政府行为就会走向异化。

　　“部分事权收归中央，这一点无可非议。”李炜光称，调整事权之后，如何体现分权这一基本取向，应该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共表示，近几年的财税改革，实质性改革很少，大多是对于1994年改革的修修补补。李炜光亦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分税制改革不宜迟”。

　　楼继伟显然对此问题早已了然于胸，在新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序言中他写道，从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来看，仅仅依靠修补性的调整已经不能解决目前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但解决起来需要长期不懈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

　　楼继伟接任财长一职已半年，他的“思考与梦想”的蓝图正在慢慢铺开，显然，对于其明确的改革路线图，仍需时日才能愈加清晰。“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时如此评价楼继伟。

　　出任新财长后楼继伟饱受关注，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他面临的改革更为艰辛，恐怕还是因为他被委以重任的时机--新一届政府组阁。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楼继伟在内，新一届中央政府委任的主要财经官员，如马凯、周小川都曾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参与者。其中，楼继伟与周小川，历来被看做官员中的“双子星”，此次两人同时出任“总会计”和“总出纳”，让人们对改革前路有了更多遐想。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专家叶笃初曾经如此点评这批官员：“时代已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这批官员在今后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要面临着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和社会和谐建设的任务。他们要做到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不然就有违使命。”

　　人物介绍

　　楼继伟，现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4年至1988年历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1988年至1995年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1995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3月至2007年2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7年2月至9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兼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8年7月至2013年3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3月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

　　文｜《小康》记者 尤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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