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院士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的“推荐程序”时，权力便渗入到了院士评选之中，这一鼓励学术带头人的头衔也就成了利益滋生的温床
据媒体报道，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在受贿罪供述中曾透露，“受贿的部分钱财用于参评院士”。这暴露出我国在院士评选工作中存在制度上的问题。
首先，我国目前的“两院院士”（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统称）产生方式存在问题。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院士增补采用“院士直接推荐”和“按照部门组织系统推荐”两种方式。可见，院士的产生不仅要依靠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还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的“推荐程序”。这样一来，院士评选过程中的“推荐谁”和“谁推荐”，就有可能成为被张曙光一类“伪学者”公关的对象。
张曙光曾在2007年和2009年两次被推荐进行院士评选，据称最后结果仅差一票。如果按照张曙光的科研成果纵向对比的话，可能成为院士尚不够格。但是，他作为原铁道部的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推荐”运作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具有对两院的政治影响力。这样一来，“推荐”张曙光已成为一种必然。试想一下，如果张曙光真的运作成功而当选院士，那么，他作为伪学者的能力真的能代表中国科研顶尖水平么？他作为受贿犯罪者的为人处事态度，将给代表最高学术权威的两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此，从1955年就开始的过于单一的推荐院士评选规则是时候该修改了。将推荐权力制度化、透明化和具体化应该作为两院院士评选的出发点，减少在推荐中权力和人为运作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度上避免腐败的发生。
其次，院士评选工作还应该加强社会监督。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在院士评选过程中的候选人相关材料、评审意见、公示结果、选举过程，以及候选名单和初选名单都要向社会公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示公开的信息往往不全面，比如，仅公开成果和影响，却不公开成果产生的过程和参与者；仅公开候选人名单，却不公开如何产生的过程。这就在客观上减少了社会监督力度。
据媒体报道，张曙光参评的著作和论文大都属于集体作品，并非其一人作为，甚至张曙光本人在这些论著中都不具有主导性地位。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伪学者却可以两次成为院士的候选人呢？答案就在于张曙光在铁道部的特殊地位，正是权力给予了他这种合法占有他人成果的能力，正是权力给予了他组织参选团体的能力。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任凭权力渗入到院士评选之中，那么，评选出来的不会是最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人，而可能是权力影响力最大的人。
最后，两院院士不应成为利益代言人，而应该成为学术带头人。学术应该转化成生产力，而非个体利益本身。就目前我国现状看，学术与利益往往交叉在一起，更高的学术地位代表着可以影响或控制更大的资源。正因为此，两院院士头衔的吸引不仅在于学术的提升，还在于利用这个头衔可能会给个人、单位，乃至地方部门带来特殊利益。
在张曙光第一次参选院士的过程中，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曾讲“集全系统之力，张曙光势在必得”。这种利用权力使得“全系统”出力“势在必得”的决心，可能并不单纯是推举张曙光一人的成败。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张曙光个人成功进入两院院士，达到更多的部门利益。很显然，两院院士之争已经演变成为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最后演化成权力之争。
因此，是时候将“两院”更加单纯化一些了，搞学术，做研究、出成果理应成为院士的终极追求，中国院士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和次数远不及国外很多国家，究其原因可能与现行的院士评选和竞争机制有很大关系。虽然仅凭张曙光的一面之辞并不能说明院士评选确实存有猫腻，不过，“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两院”可以通过张曙光案积极自查，改进原有的旧制度，切实避免“贿选门”的发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网络法研究所副所长）
文｜朱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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