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迁徙与家庭变革

　　人如何进城，是“新型城镇化”绕不开的问题。当中国流动人口从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时，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研究人口迁移规律，调整我们的国家家庭政策

　　7年时间，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530多万！

　　2013年的中秋节前夕，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了2069万人，而在2005年，这一数据则是1538万。

　　不仅是北京，上海在去年的人口达2347.46万。以此人口增长的速度进行推算，也许经过十几年之后，分别代表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最高发展水平的京沪双城，常住人口将分别突破3000万。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刚刚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多半为 “80后”。这些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加注重体面就业和发展机会，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人口流动方式也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外出年龄更轻，流动距离更长，流动原因更趋多元，也更青睐大城市。他们在20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例达到75%，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在《小康》记者调查走访中就发现，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力，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构造要素之中却很难实现真正的城镇化。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是这部分外来群体很难与户籍人口实现真正的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甚至是意识、文化上的共融。

　　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我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预计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从现在的2.36亿人达到3.5亿人左右，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无疑是城镇地区。

　　“以上这些态势决定了城市和城镇区域必须要相应地吸纳一定数量的流入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耀军向记者指出，否则不仅城镇地区不可能健康发展，全社会的稳定也将受到影响。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民和农村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现如今有着庞大数量的流动人口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一次又一次变革也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迁徙。

　　这种变化，也使构建社会的重要细胞--家庭模式发生了重构。

　　在此背景之下，《小康》杂志特邀请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和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耀军以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午晴三位专家学者，分别从社会转型、人口地理经济分布、政策管理以及家庭伦理变迁等角度进行了研讨。

　　“人的城镇化”与金字塔战略

　　《小康》：目前我国“城镇空间扩展与人口数量增长失衡”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往的城镇化忽视了人的因素。

　　张耀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城镇空间扩展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与“一个人的发展只注重身体外形而忽视气质内涵”无异，是不完全的城镇化，其后果是城镇化的发展对人口的合理吸纳及分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不完全的城镇化道路还导致农村人口不能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成果，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改变，收入差距无法缩小，这与国家提出的和谐的城镇化目标相悖，影响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小康》：也就是说通过大规模“圈地”，我国城镇在空间上基本上只是“摊饼式”的快速扩张。

　　张耀军：我这里有一组数据，1990-2008年，中国城镇建设用地由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近3.6万平方公里，城镇用地规模弹性系数（城镇用地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或人口城镇化土地节约度）从1986年的2.13增加到1991年的2.28；1995～2004年，中国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平均为1.78，其中2002年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最高达到2.89，已大大高于1.12的合理水平。

　　《小康》：对于目前走“新型城镇化”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耀军：前几年提出小城镇可以就地城镇化，老百姓不用离乡背井。其实，大中小体系不要强调哪一端。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要能承担起大城市的功能，就像金字塔一样，大城市数量最多，中等城市在中间。要让小城市数量增多，这样结构会比较稳固。我研究京津冀目前城镇体系极为不合理。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在一起，是非常特殊，有利就有弊，导致大城市就比较少，“腰力软”，金字塔结构不稳固。我认为应该达到大、中、小城市体系合理，功能有机和互补。我建议目前经济着力点就是要发展大城市。

　　张秀兰：现在的城市化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未来几十年的事。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城市化或城镇化的主体是谁。

　　《小康》：如果根据城镇化发展“产业发展→拉升就业→人口集中→城镇发展→再回到产业”的逻辑，人口与城市的无限扩张看似是个大循环。对于未来城镇化的发展重心放在二三线城市 ，张院长怎么看？

　　张秀兰：目前农村建设已经提出土地流转的问题，未来城市的建设要放在地级市，这叫作城市化的“塔体”战略。“塔体”战略中，塔尖是大城市。我调研的很多“塔底”也就是乡镇、农村甚至包括很多县城，因为没有足够的产业，起不了支撑作用。

　　而塔体就是指二级、三级城市。“塔体”战略做好了，不仅可以把下面的就业链条拉起来，同时也可以缓解上面链条的压力。

　　我认为应当两步走，第一步是在本省内的，因为本省的财政是一致的，第二就是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财政对接起来。一个组织机构最好的模式就是矩阵式发展，横向纵向网络是最好的，这样产业会有一个自然形成的链条。

　　大迁徙下的家庭功能嬗变

　　《小康》：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占劳动力主要部分的流动人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国家卫计委此前也发布了一个变化报告。张耀军老师能不能从“人口经济地理”的角度，将经济、社会、人口三者的关系阐述一下？

　　张耀军：占全社会劳动力总量约1/3的流动人口，今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将呈现规模继续增加的态势。首先如果我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预计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无疑是城镇地区。其次，流动人口的分布逐步从以东部沿海城镇带为中心，转为以内陆城镇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镇为集聚点的三重人口流动分布格局。三是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流动人口逐步年轻化，受教育程度增高，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倾向明显，对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诉求也将愈加强烈。

　　《小康》：这样就不难发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之带动并影响的是家庭这个社会单体细胞。

　　张耀军：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举家迁移，但大部分农民工还是独自或带孩子在城市，配偶、老人依然在农村。我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化最应该做的事情。这造成夫妻分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讲是不够的。这些人在大城市里没有归属感，回老家也不会落脚，就是“悬在半空中”的群体。

　　张秀兰：现在比较认可的模式是链式迁移，是指一个男的先走，女的跟，孩子带过来的三阶段。大概四分之一的家庭基本上已经举家迁移，三分之一有“移民”性质，最大的特点是跨省。还一种是举家迁移，就地城市化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从子女随父母到父母随子女，现在的迁移和1993年前相比，结构变了，很多家庭都是两代皆为打工者，如果城里没有工作了，老一代人就会回村里。

　　我们调研就发现，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却会选择回到县城，因为他们已经不是村里人了。这就使整个家庭的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几十年都不能消除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隐患。

　　《小康》：历史的进程必然影响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变化，如果反映到家庭这个层面，有什么样的规律可循？

　　陈午晴：城镇化对家庭影响巨大，家庭结构的变化更明显地体现在家庭形式的多样化上，核心家庭越来越多。目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临时家庭等各种家庭形式都出现了。

　　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家庭的生产功能在不断地减弱，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之前逐步取消了家庭生产功能，每个人都是以个人的方式参加集体劳动。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家庭的生产功能被加强了，把家庭看作一个生产单位了，生产方式更加多样化。

　　城镇化的发展重新减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农村的生产力出现了很大的剩余，这也是城镇化的基础之一。家庭参与生产的方式也发生了多样化的变化，总体上使得家庭生产功能逐渐削减。

　　《小康》：从目前来看，影响最大的还是5800万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群体。

　　张秀兰：的确，孩子成长有不可等待性，家庭也是不能等的，但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在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了。在政策上，先开个口子试试，比如说先让父母去照顾孩子，廉租房就可以考虑。我们总是在研究政策的障碍，却没有研究政策的通道。

　　《小康》：或许一些政策制定者考虑更多的是成本问题。

　　张秀兰：我们没有算社会的经济账，而换算的都是城市、建筑业和制造业的经济账，算的都是中国人每年平均给世界每个人做四双鞋的经济账。

　　举家迁移其实是照顾子女，养老的账也没有算进去，等于说把经济成本给丢了。所以现在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三分之一的返乡人是因为父母生病需要他们照顾，便产生了逆城市化。现在进城的人口中，兄弟姐妹很少，所以人口结构也不同于以前了。现在想搞新农村发展，但没有劳动力怎么发展？现在做低保瞄准率，以前瞄不准需要的人，就是浪费，而这种经济成本也没有算，其他政策所造成的成本全都没有算进去，这就很可怕。所以社会成本，有些纳入到GDP，有些没有纳入到GDP，我认为现在这种经济维度是政策的一种缺陷。

　　《小康》：，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生存问题解决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试图脱离之前的乡村生活，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的模仿。但是也发生一些例如临时夫妻等现象，作为研究家庭婚姻问题专家，陈老师，你怎么看？

　　陈午晴：家庭的离散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夫妻两地分居、留守儿童的问题。从宏观上讲，可以说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化发展当中的一种暂时现象。留守妇女的概念不确切，因为很多农村妇女也进城打工。

　　夫妻两地分居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会影响到夫妻生活质量、夫妻关系，并不是直接导致婚外情的直接原因，但确实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平台，久而久之会带来观念的变化，比如说年轻人会认为夫妻两地分居就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家庭背景都出现了。

　　张秀兰：没错，一些国外的移民政策中就有一个“家庭团聚权”。

　　张耀军：我过去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学校的导师就很支持带孩子一同前往，以避免长时间的两地分居，这和中国是截然不同。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离婚、家庭伦理的冲击、家庭和谐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和谐与安定。政府应在夫妻分居问题上有所作为，哪怕是向前推动一步，那么对于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有巨大帮助的。一个离婚率高的社会是不会稳定的。

　　正视“非正规渠道”的解决能力

　　《小康》：但是从目前来看，劳动力的迁徙更多的是一种自发行为，虽然流动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而农民工们则是自身问题的解决者，张院长怎么看？

　　张秀兰：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讲，社会政策和其他政策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以人为导向的，就是说政策一定要与实施的对象相连，不是公共政策从上到下的过程。

　　我想特别要强调的是，农民工也应成为问题的解决者之一，不应只由政府解决，问题应该大家一起解决，但应明确问题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农民工实际上是一个差异化非常明显的群体，他们虽然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不应把这些问题集中到一块儿一起解决，而是要用“减法战略”一点一点地解决。所以选择哪个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

　　要保护人，保护家庭，保护现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

　　我们要相信农民工的创造性，他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怎么解决问题的？中国的发展一定学会相信人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所以非正规就业的融合率最强。鼓励政策上，不要说政府干不成的事。社区服务，服务是点对点的，社区服务好的地方，往往融合得强。做了很多但都不是农民工想要的，服务与之是相脱节的。流动人口在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中最难解决。解决问题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是让问题就这样下去，还是解决它们？另外，是关注现在的人，还是关注一代一代的人。

　　陈午晴：很多有关于农民工的定量分析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抽样很困难。我主张对于农民工问题要以案例研究为主，对一个村、一个农贸市场、一条街的研究可能研究意义会更大一些。

　　《小康》：未来国家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有目共睹的，重视人、家庭与社会三者的融合度无疑是重中之重。

　　张耀军：城镇化，来源于文明，civilization。无论任何国家，城镇化都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人类社会的发展要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而城镇化正是高度文明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如何从土地城镇化转变为人的城镇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候就是要考虑把人吸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并创造城市的文明成果。

　　（实习生王婧雅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小康》杂志 曹伟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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