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

　　—专访科学史学者江晓原

　　科学只是一个工具，我们不能不用，但它不是我们崇拜热爱的偶像。我们今天不应该再谈什么热爱科学了，就像我们不必热爱切菜刀一样

　　江晓原，1955年生，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长期领导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并任首任系主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以天文学史和性学史研究著称，并长期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70余种，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篇，代表作有《天学真原》、《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

　　曾用中国古代史料解决了“天狼星颜色问题”，用天文学手段确定武王伐纣和孔子诞辰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日期。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

　　科学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具”，人文“当然高于科学”，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不悖，对伪科学要多些宽容？？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达的看法。

　　自幼酷爱历史与文学的江晓原，在恢复高考后却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十年后，他实现了自己兼通文理的愿望—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他的代表性专著《天学真原》成为近年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知名度和引用率都很高的成果，被认为“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

　　自称“不务正业”的他，当年读研之余，还发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写出了颇有分量的《中国十世纪以前的性科学初探》一文，为他开启了另一个研究领域—性学。他成为“文革”结束后国内最先发表性学史研究成果的学者，也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999年，江晓原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首任系主任。

　　令人意外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反科学主义者。在他看来，“当一个学者告别科学主义立场时，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要‘否定’科学、‘反对’科学，而只是标明，他此后将会把科学置入一个更为宽阔的背景框架中去考察和认识而已。”

　　近日，本刊记者在上海交通大学专访了江晓原。话题从近来被热议的转基因技术延伸至科学与商业、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伪科学等广泛领域。

　　“我们需要给科学重新定位。”江晓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认为，过去我们给了“科学”过高的地位，容易让其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只要正确认识到科学已经告别了它的纯真年代，我们就很容易获得对科学的正确态度—科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且这个工具也是能伤人的，所以要对它有戒心。”江晓原说。

　　不用智能手机、不开微博、很少上网和看电视，这都是江晓原对科学保持“戒心”的方式。

　　转基因技术：可以研究，不要推广

　　《望东方周刊》：围绕转基因的争论近几年一直没有停歇。2010年初，你曾参与起草发出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而你新近主编的ISIS书库的丛书中也有一本《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讲述的正是转基因的历史和争论。对于转基因技术，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我认为转基因技术现在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应该推广转基因主粮。

　　一个理由是，这个技术现在有争议，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对人和环境是否有害，并且也没有什么必要急着要推广它。急着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说服我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说它是无害的。但是即使无害也不一定要急着推广啊！我们也没看见它有什么好处啊！转基因技术对产量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大的提高，而在防治病虫害这一点上争议也很大，因为可能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不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人，对于这些细节都是不清楚的。我们能确定的一点，就是对于这项技术有争议。有争议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急着推广它呢？为什么不可以缓一缓，先进一步研究呢？

　　在不久前方舟子和崔永元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中，方舟子说崔永元不是专家，不懂这个技术，所以没资格说话。这个逻辑就是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说话。但这是一件涉及公众和整个国家利益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西方国家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家觉得做某件事情好，就应该去说服公众究竟好在哪，一直到取得公众的认同才可以做。如果公众不同意，那么就坚决不能做。

　　比如美国当年的超级超导对撞机项目，都已经花了20亿美元了，但因为公众意见很大，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民意代表没有被说服，最后这个项目只好下马。科学家对此很愤怒，抱怨公众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可是这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是来自纳税人，那就得说服纳税人同意。

　　《望东方周刊》：现在西方国家说服公众推广转基因技术了吗？

　　江晓原：在转基因作物这个事情上，经济问题是很敏感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新书《未来》一书中说得很清楚：孟山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90%的转基因种子的基因。所以，不管转基因作物到底有没有害，孟山都公司肯定是获利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人要急着替孟山都公司在中国获利呢？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应该正面回应自己同孟山都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正面回应这个技术中自主研发的比例到底占多少。为什么他们面对公众和媒体时，对于经济利益的问题总是讳莫如深呢？

　　他们竭力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科学问题—吃转基因食品对人有害没害。你如果同意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一个科学问题，话语权就到他那里去了。因为你又不懂，只有他懂啊！

　　还有一个理由是对安全问题的看法。这个也容易让人误解。很多人以为安全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其实安全是不客观的，你自己觉得不安全，这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内容之一。不可能由别人宣布你安全与否，就像不能由别人来宣布你幸福与否一样。杯弓蛇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以为自己吃进一条蛇的时候，你的身心健康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北大刘华杰教授说，人民群众觉得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基于这些理由，在转基因的问题上，我的主张是，现在可以研究，但是不要推广。

　　科学早已不纯真了

　　《望东方周刊》：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可以放在科学和商业资本结合的大背景下考察。对于科学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你又是怎么看的？

　　江晓原：现在科学和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江晓原：因为这种结合完全终结了科学的纯真年代。

　　当科学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重新回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个话到了今天又觉得有道理了。

　　我们想要从科学技术里要生产力，要经济效益。但是当它给了你经济效益的时候，它就不纯洁了。现在有些人还在利用公众认识的错位，把已经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打扮成以前纯真的样子，并且要求人们还像以前那样热爱科学。但实际上，科学早已不纯真了，已经变得在很积极地谋求自己的利益了。

　　我们现在知道了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就应该对科学技术抱有戒心。这个戒心包括，每当科学争议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它的利益维度。比如围绕转基因作物推广出现争议时，我们为什么要听任某些人把事情简化为科学问题？为什么不能问一问这个背后的利益是怎样的？比如核电的推广，我们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背后的利益又是怎样的？

　　可以看到，凡是喜欢推广这些东西的人，都拒绝讲利益方面的事情，但是公众有权知道这背后的利益格局。

　　临界点：“欲望号快车”

　　《望东方周刊》：你提出科学发展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具体指什么？

　　江晓原：这个临界点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一种解释是：最初科学技术是按照我们的意愿为我们服务的，我们要它解决什么问题，它就照做。但是随后，它开始不听你的话了，你没叫它发展，它自己也要发展，你没有某方面的需求，它也要设法从你身上引诱、煽动出这个需求来。

　　《望东方周刊》：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案例？

　　江晓原：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一日千里的发展到底是谁在推动？其实就是资本。资本自身要增值，是互联网巨头们的自身利益决定了他们要发展这个东西。互联网上新的诱惑层出不穷，这些诱惑很多本来并不是你想要的。

　　《望东方周刊》：关于临界点，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解读？

　　江晓原：从科学和资本结合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临界点。

　　在科学的纯真年代，科学是不和资本结合的。科学不会从它的知识中获利。比如牛顿没有从万有引力理论中获利，爱因斯坦也没有从相对论中获利。但是今天，每一个科学技术的成果都迫切想要和专利挂钩。所以今天突飞猛进发展的技术都是能挣钱的技术，不挣钱的技术就没有人做。

　　这又是一种理解临界点的路径—现在科学技术是爱钱的，以前是不爱钱的。

　　《望东方周刊》：越过了临界点的科学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江晓原：那是不可知的，非常危险。

　　《望东方周刊》：危险在哪里？

　　江晓原：失控了。这就是我用“欲望号快车”来比喻现今科学技术的原因。它不停加速，没办法减速，也没办法下车，开到哪是不知道的。

　　我们以前只觉得科学是个好东西，要快点发展，不问它会发展到哪，会把我们带到哪。我们相信它肯定会把我们带去天堂。但现在我们知道，它不一定能把我们带去天堂，万一是地狱呢？

　　《望东方周刊》：就是已经超出了人类能控制的范围了。

　　江晓原：我们现在说要对科学有戒心，已经是一个无力的表达了。实际上，很可能已经控制不住了。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戒心总比没戒心好吧。有戒心的人可能会少受点害吧！

　　比如我现在就还用着老式的手机，不用智能手机，也远离移动互联网，这就是戒心的一种表现。起码可以少浪费我的时间，也不容易被误导。

　　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

　　《望东方周刊》：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论争有好多年了，能否谈谈你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江晓原：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科学主义，知道了什么是科学主义，就知道了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就是反对这种“科学主义”，而不是反科学的主义。

　　科学主义有三个基本认知：一是认为科学等于正确；二是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三是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这三点是互相依赖的。如果一个人同意这三条，那么他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正是这三条。

　　《望东方周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现状如何？

　　江晓原：多年来，我们一直不自觉地宣传着科学主义，或者叫唯科学主义。因为一开始我们老觉得自己科技落后，要追赶上去，所以，我们给科学的地位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给科学的地位。比如我们有《科普法》，这在发达国家是没有的。还有，我们从上而下设置了很多科普机构，别的学问为什么就没有这些普及的机构呢？

　　你给了它这样超乎一般的地位本身就意味着它高于别的知识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联名发表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要明确指出，避免把科学技术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望东方周刊》：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对待科学的态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江晓原：只要正确认识到科学已经告别了它的纯真年代，我们就很容易获得对科学的正确态度—科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且这个工具也是能伤人的，所以要对它有戒心。就像一把切菜刀，坏人拿它杀人，好人拿它做菜。但是你得防范它可以用来杀人。

　　科学只是一个工具，我们不能不用，但它不是我们崇拜热爱的偶像。我们今天不应该再谈什么热爱科学了，就像我们不必热爱切菜刀一样。一个你需要对它有戒心的东西，怎么能再热爱呢？

　　人文当然是高于科学的

　　《望东方周刊》：能否谈谈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在我现在的观念里，人文当然是高于科学的。科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具。它要依靠人文来规范。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是最重要的。

　　有人采访我，问我学龄前儿童推荐看什么科学书籍，我说他们现在不要看科学书籍，这个时候应该看的是能提升人文素养的东西。学习科学有什么可急的？从小学开始不就有科学教育吗？

　　人文肯定应该高于科学，工具怎么能比人重要？科学只是用来做事的，人文是用来做人的。路甬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就曾在很多次演讲中提到，要用法律、伦理规范科学。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科学和人文之间现在产生了矛盾，根源究竟是什么？

　　江晓原：冲突的产生是由于科学企图凌驾于人文之上。科学被赋予了不恰当的地位，这就使得某些人觉得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正是这样的科学主义导致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冲突。

　　《望东方周刊》：要调和这种矛盾有什么可能的路径吗？

　　江晓原：可能的路径就是重新给科学定位—科学就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工具。有了这个定位，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科学和宗教并非你死我活

　　《望东方周刊》：你在《科学十五讲》中说到：科学和宗教信仰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你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江晓原：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宗教甚至帮助了科学。在中世纪，是谁保存了知识的种子？正是教会的修道院。

　　科学和宗教之间其实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以前自己建构出来的。我们为了把科学的地位抬得至高无上，就建构出这样的故事来，好像科学一直在受迫害，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

　　有个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中国的教课书中，都说布鲁诺是因为宣传“日心说”被烧死的，而西方几十年前早已研究证明，布鲁诺被烧死主要是因为他鼓吹宗教改革，与日心说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个故事作为“宗教是科学的敌人”的典型案例。

　　《望东方周刊》：那科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有没有具体的例证？

　　江晓原：比如中世纪的那些神学的论争，无论是对于思维的训练，还是直接的思想方法上，对科学都有借鉴和帮助作用。往往论证一个神学问题时所遵循的程序，当被用来讨论科学问题时也一样适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也一直在修改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比如《天体运行论》曾经出现在他们的《禁书目录》上，不久不是也拿掉了吗？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科学最终会取代宗教吗？

　　江晓原：不可能。这两者的功能不同，是难以相互替代的。科学是人们处理物质世界时的工具，宗教用来安慰人的心灵。人们的心理出了问题，一般不会在科学那里找答案吧？在西方，即使是一些科学主义者，也有很多还是信宗教的。

　　不过，什么都可以发展，如果这两者中的某一个发展到具备另一方的功能时，取代也未尝不可。但现在我们至少还看不到这样的趋势。

　　对伪科学要宽容

　　《望东方周刊》：从古至今，公众对于神秘事物与现象的兴趣一直不减。公众，甚至一些科技工作者都对风水、算命、气功、星座占卜、人体特异功能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伪科学表现出兴趣，对此，你怎么看？科学、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何在？

　　江晓原：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这正如科学哲学上说的，划界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但是，具体到某件事情上，哪个是科学，哪个是伪科学，有些是可以判断的。因为通常我们认为那些按照现有的科学理论和规范来操作的东西就是科学，反之则不是。但不是也并不一定就是伪科学，只有当那些东西照现在科学的规范来判断不是科学，但又要宣称自己是科学的时候，才能被称为“伪科学”。

　　《望东方周刊》：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江晓原：比如中医。为什么有人要把中医称为伪科学呢？是因为有些中医觉得自己被说成不是科学很难受，而非为自己正名是“科学”——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就被人说成是“伪科学”了。如果中医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不是科学，谁会说你是伪的呢？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是科学的东西存在么。艺术、宗教等等也都不是科学，为什么我们不称它们是伪科学呢？

　　有许多昨天被确认为伪科学的东西，今天就变成了科学。很多今天科学能够实现的事情，在古代就被认为是魔法。

　　我主张对伪科学要宽容。我认为伪科学只要不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危害他人的利益，就让它存在着好了，不要去打压它。有人要把伪科学想象成科学的敌人，对伪科学要斩尽杀绝，这是不对的，对科学的发展也没好处。伪科学也可以成为科学的温床。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科学比我们先进，同时他们的伪科学也比我们更发达。

　　如果有人利用伪科学犯了罪，也不用罪及伪科学本身；就像利用科学犯了罪，我们通常也不罪及科学本身。

　　《望东方周刊》：伪科学是否也可能会对科学的发展有某些促进作用？

　　江晓原：历史上是有过的。比如炼金术催生了化学，占星术对数理天文学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讲到了中医，你曾提出“对待中医要有新思路”，能否具体谈谈？

　　江晓原：我不是中医，也并不懂中医，所以我对中医的看法纯粹是我从科学哲学这方面思考的结果。我觉得今天中医的一个重要的宣传策略，应该是不要把自己打扮成科学，这样容易被别人说成是伪科学。

　　其实中医自有一套看待世界的图像，与科学是不同的。中医的图像里有阴阳五行、经络穴位，这在科学那里都没有。中医说用一根针扎进某个穴位中就能对肉体产生影响，这在西医的理论中是不能解释的，但在中医确是行之有效的。

　　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健康几千年来都是由中医呵护的，所以你得承认中医的有效性。另外，今天在医德日渐败坏的情况下，让西医有一个竞争对手，这不是符合反垄断法的基本思想吗？让公众有另外一个选项，有什么不好呢？

　　事实上，西医在西方人那里也不是科学，只是在进入中国时被我们说成是科学。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科学、数学、医学三者是并列的。这就说明医学不是科学的一部分。

　　而且西医的历史更不堪问—和中医相比，西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那样的低级、野蛮。只是最近一两百年才被弄成很“科学”的样子，动辄弄个很大的仪器检查人体，即使这样，西方人也没承认它是精密科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