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暴力依旧是暴力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1999年4月20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一所普通高中里，每个学生都在如往常般地学习、聊天、谈恋爱、甚至吃醋、拌嘴，在教室、操场、图书馆、餐厅、走廊上处处都有人影穿梭。突然两名手持配备枪支和爆炸物的高中生闯进了哥伦拜恩中学，毫无预兆地开始疯狂扫射……13名师生因此丧生，其他24人受伤，两名的案犯则在大开杀戒后饮弹自杀。
2003年，一部名为《大象》的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那是导演格斯·范·桑特以上述震惊世界的哥伦拜恩校园枪杀事件为蓝本拍摄的作品。
任何年代，任何地域，悲剧的发生总是相似的，因为残酷的青春总在一代代复制。无论是枪支泛滥最严重的美国，还是投毒谋害屡见不鲜的中国，我们都能看到事故背后令人发指的偏激与愤恨。
前一刻云南大学的学生马加爵因为认为自己为侮辱为人品差、性格古怪，而在学生公寓将四个同学用铁锤逐一杀害并碎尸藏于宿舍衣柜，后一秒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的韩裔赵承熙在大学里枪杀32人死亡，23人受伤……
逐一翻开那些校园暴力事件簿，真可谓是枪声惊耳，血雨悚目。曾经宁静单纯的校园，为何变得杀机重重？象牙塔里究竟育人何用？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教授认为，在犯罪心理学上，有个理论叫“挫折攻击理论”，其中一种反应是“惩罚性反应”，有些人的攻击目标明确，另一些人则将暴力的攻击矛头会泛指全社会，从而获得精神上的释放。前者导致个人复仇型杀害，后者导致无目的校园屠杀。
其实，对比各国发生的校园凶杀案不难发现，大多数的命案属于积怨已深的复仇行为。杀同窗的不在于采用什么手段，而在于罪犯长期积累的心理问题甚至心理疾病。在精神病医学上，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持续性的反社会行为可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Dis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而刺激“反社会型人格”最大的诱因恰恰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软暴力。当我们的教育变得荒漠化、散养化、筛选化、结果化时，人文情感的交流自然也变得薄弱。大多数校园杀手都曾遭受过软暴力——老师的轻视、同学的歧视、父母的忽视。平日里，没自信、无自尊、孤立无援是他们共通的心理状态。
这些血案制造者众矢之的，看来罪有应得。但他们同时又是处于社会弱势无话语权群体，是你我都有可能哀其不幸但从未伸出援手的社交边缘人。鲁迅曾经说过，“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于是，他们将凶器指向了双手空空的校园同窗。
因为他们是心智上的弱者，犯了错就能够被原谅吗。毋庸置疑，弱者的暴力仍旧是暴力。
在那一系列繁冗的“校园杀手”的名单中，马加爵和赵承熙不是第一个凶手，朱令和刁爱青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当每一次的校园命案发生的时候，人们常常扼腕长叹：他们是菁菁校园里的翩翩少年，手里还揣着未来的大把美好前程。有什么天大的仇恨值得他们赔进终身自由与良心的安稳？可事实证明，当偏激掩埋理性的时候，疯狂的凶手只会不顾一切地奔向地狱。
我们不能改变他人，但至少能改变自己。试想，倘若这些可怜又可恨的学生能在蓬勃的校园里感受到一丝暖意，或许也不至于如此偏激。世界是危险的，我们只能以爱之名，保护自己，关怀他人。
正如英国十七世纪诗人约翰·堂恩所写过的诗那样：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无论谁死了，都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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