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克隆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

　　在找到德鲁肯米勒之后，索罗斯曾惊呼：“我找到了我的克隆人。”但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的风格似乎完全对立。——然而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是绝配

　　尽管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退休已经3年多的时间，但并不影响这位全球最成功的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其掌管的Duquesne基金在30年的时间里从未取得过负收益，还有他协助索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做空英镑，随后又与索罗斯成功地策划了震惊国际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及在1998年手握巨资与香港政府进行了一场世纪豪赌等一系列传奇故事。

　　难怪老虎基金的掌门人朱利安·罗伯逊这样评价他：“在这行的所有人中，他是最棒的，不管是在宏观还是个股层面。”

　　2010年8月19日，德鲁肯米勒宣布退休，许多人认为，这一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对于德鲁肯米勒来说，这一天也终于如释重负，或许外人很难理解这位亿万富翁忍受着怎样的工作压力，只有德鲁肯米勒自己清楚抽不出时间痛快地打场高尔夫球的感受，以及每次与家人度假时被工作上的紧急情况打扰后家人们的眼神，对他来说，“30年已经够了。”

　　从玩扑克开始

　　德鲁肯米勒1953年出生在美国费城，天性嗜赌的他自称从11岁玩扑克以来，几乎没怎么输过。学生时代，他经常通过玩牌来赚钱，也曾和同学——后来成为乔治·布什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林赛一起经营一个热狗摊。

　　1975年，德鲁肯米勒在鲍登学院(BowdoinCollege)毕业，当时他主修英语和经济。1977年，他就读密歇根大学博士班，但随即发现经济学过于量化和理论化，对现实看起来毫无作用。于是他为了一个匹兹堡国家银行的管理培训生职位而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该银行的一名股票分析员，当时他的年薪是10800美元。德鲁肯米勒非常热爱工作，早上6点进入公司，一直到晚上8点才离开。一年之后，他成为证券研究的项目负责人，年薪23000美元，而之后他又成为部门经理，年薪涨到48100美元。1980年，当他28岁时，他离开了该银行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管理公司，这一行动是应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的要求做的，该公司给他月薪1万美元，德鲁肯米勒命名自己的基金为杜昆森资本管理公司（DuquesneCapital）。

　　1983年，德鲁肯米勒又兼职成为杜富斯公司（DreyfusFund）的一名基金管理员。那时候，他的投资风格已从单一持有股票组合转向债券外汇和股票综合的宏观策略。在该公司，他管理着股票、债券和货币在长期和短期方面的市场进出。由于出色的市场天赋，杜富斯对他“万分倾倒”，相继创立了7个基金归他管理，其中，“积极主动策略投资基金”曾一度占据行业翘楚地位。

　　不过，资本市场没有永远的赢家。1987年6月，德鲁肯米勒已经嗅到了股市下跌的气息：股价已被极端高估，但股息收益却下跌了2.6%；美联储收紧银根已有时日；市场的力度集中在大盘股和高价股票上，大量其他股票都远远落在后面。

　　种种迹象让德鲁肯米勒决定由多转空，之后的两个月市场一直高位震荡，但他也一直在抗衡市场的上涨，坚守自己的空头头寸。到了1987年10月16日，道琼斯指数跌到近2200点，他不仅弥补了原来做空的亏损，而且开始盈利。

　　就在这时，德鲁肯米勒犯下了一个几乎造成悲剧的错误。因为图表显示道指在2200点附近有很强的支撑，他就在1987年10月16日的下午平了空仓转做多头。

　　好在他在当天股市收盘后看到了保罗·都铎·琼斯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历史显示，一旦跌破向上伸展的抛物曲线，股市就会加速下跌，这次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报告也指出了1987年与1929年股市大崩溃时股价活动上的相似性，意味着大崩盘就在眼前。

　　他果断决定，如果周一开盘道琼斯指数低开后不立刻反弹就认赔斩仓。不料周一开盘市场竟然低开200多点，幸亏开市后很快有一个短暂的反弹，使他有平仓的机会，并且再建空仓，后来市场继续暴跌，让他保存了一点小赚。

　　德鲁肯米勒的一系列行为，得到了索罗斯的注意，1988年，德鲁肯米勒受邀成为量子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之一，而这也为他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索罗斯的“克隆人”

　　在找到德鲁肯米勒之后，索罗斯曾惊呼：“我找到了我的克隆人。”但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的风格似乎完全对立。比如说索罗斯的业余爱好是写哲学书籍，而德鲁肯米勒的爱好是观看橄榄球比赛。不过，德鲁肯米勒有选股背景，而且他并不真正痴迷投资，两人在内心深处都存在惊人相似：全球性的宏观视野、纯熟灵活的交易技巧以及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做大手笔交易的钢铁意志——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绝配。

　　不过进入量子基金之初，德鲁肯米勒还是遭遇了他的麻烦——尽管曾做过债券、货币和股票，但索罗斯似乎只把他当做标普500指数专家。

　　1989年8月的一个晚上，德鲁肯米勒飞往匹兹堡——他在那里仍然经营着自己的基金，他发现在量子基金的债券头寸已经在不知晓的情况下被卖掉。他给索罗斯打了电话，并大发脾气——在一个怀疑自己能力的老板手下做事，他没法成功。

　　最终他对索罗斯大声说，“我想离开。”那次爆发有可能使德鲁肯米勒失去在量子基金的职位，但是反而由此引出了索罗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冒险。

　　“你不要走，”索罗斯回答，“我走。”

　　鉴于他拥有量子基金的大部分资金，索罗斯这次显得特别冷静，他在离开时告诉德鲁肯米勒，“现在，我们会发现是我太爱管闲事，还是你确实不称职。”

　　接下来的几个月让索罗斯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这次冒险感到高兴。柏林墙的倒塌制造了德鲁肯米勒喜欢的市场动荡——东德人涌入西德，期望在那里就业并享受社会福利，相关费用似乎肯定会迫使德国政府出现大规模预算赤字，预算赤字会加剧通胀，从而使货币贬值。根据这个逻辑，投资者会在柏林墙倒塌后抛售德国马克，导致马克对美元汇率下跌。德鲁肯米勒预计宽松的预算将推动强硬的德国央行提高利率，德国马克将会反弹。因此，柏林墙倒塌后，德鲁肯米勒数天之内购买了价值20亿美元的马克。

　　其实，起初，德鲁肯米勒只是准备购入10亿美元，当时索罗斯问他：“你建了多大的仓位？”德鲁肯米勒回答：“10亿。”索罗斯则不屑地反问：“你把这也叫做仓位？”这句话成了华尔街的经典。他鼓励德鲁肯米勒把仓位翻一倍，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马克兑美元上升1/4，他们得到了惊人的回报。

　　“当时机正确时应该把全部身家都赌上。”这便是索罗斯的教导，一旦对某笔交易极端有信心，就应该敢于扼住机会的咽喉不松手。这需要有做头“猪”的勇气，敢于抓住盈利不放。因此，多年以来，“要有做猪的勇气（It takes courage to be a pig）”一直是德鲁肯米勒的座右铭，并把一个叫“杰瑞米”的黄色陶瓷猪放在办公桌上时刻提醒着自己。

　　1989年，量子基金的收益为31.5%，接下来4年的收益分别为29.6%、53.4%、68.8%及63.2%。同时，量子基金的资产由18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旗舰公司之外又开了新的基金公司，到1993年底，其管理的总资产已飙至83亿美元。

　　索罗斯知道怎么抓住自己的好运气。他从德鲁肯米勒之前的那次发火中吸取了教训，注意不破坏这种关系，他需要一个永久的继任者，而他幸运地遇到了德鲁肯米勒这样的人才。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都充当着这位年轻人的教练，他提问题、出建议来点拨这个门徒，但最后让他的门徒来做决定。

　　德鲁肯米勒牢牢控制着量子基金的大部分资金，但外界继续把量子基金的成功归功于索罗斯，部分原因是德鲁肯米勒不喜欢出风头，而索罗斯则非常喜欢出现在镁光灯下。德鲁肯米勒回忆说：“我不喜欢在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公开亮相，但我容忍了，因为我觉得它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索罗斯需要它作为慈善事业的平台，我不认为他是为了自我形象。他想会见国家元首，他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因此我站在幕后，他站在前台，这个思路没有问题。”

　　从索罗斯离开的那一刻起，德鲁肯米勒把量子基金的资本投资于空头和多头兼具的股票组合，然后用借来的资金交易标普500指数期货以及债券和货币。同样，还是沿用索罗斯的方式，他一直与公司高管接触，认为企业层面提供的信息可以预警经济趋势。

　　打破欧洲货币秩序

　　虽然德国马克交易使量子基金在1990年获得了29.8%的回报，但这仅仅是一个预演。两年后，德鲁肯米勒上演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胜利，他打破了欧洲货币秩序，奠定了对冲基金在全球金融中新兴力量的地位。

　　德国统一暴露了央行的矛盾角色：一方面要稳定德国马克，同时又要稳定欧洲的汇率机制。

　　1992年夏天，德鲁肯米勒开始反复思考局势。他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英国，量子基金一个年轻的经理斯科特？贝瑟研究过波动很大的英国房地产业，并做空过几只地产股。贝瑟指出，英国抵押贷款的利率一般都不固定，当英国央行加息时，英国家庭就会立即感受到还款压力。由于这种传导机制，德国的高利率将把英国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英国央行加息来确保英镑在汇率机制内的地位，对按揭还款人的即时打击会在英国已经陷入衰退时进一步打击消费。

　　德鲁肯米勒找到了一个空隙，并且几乎不可能出现不利结果。英国当局很可能会拒绝加息而允许英镑贬值，而英镑也几乎不可能对德国马克升值；在英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英国央行的加息不会超过必要的幅度。德鲁肯米勒抓住了这个不对称的投注机会，大量买进德国马克，卖出英镑，在8月底之前他投资在这个头寸上的资金达到15亿美元。

　　若要达到狙击英镑的目的，除了卖出，还需要德鲁肯米勒了解欧洲的金融政治，首先就是德国央行所承受的压力，因为德国人十分重视货币的稳定。由于这个原因，只要统一的费用造成预算赤字，德国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降息；如果德国保持强硬，英镑所受到的压力会愈来愈大。但出于政治原因，德国央行至少有可能软化其立场。欧洲领导人刚刚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中提出最终建立欧元的设想，德国政府支持这一项目。为避免欧洲的金融秩序再次四分五裂，德国在全力打击通胀方面必须三思而后行。

　　当德鲁肯米勒第一次狙击英镑时，德国央行将如何权衡其传统的反通胀立场以及对欧责任的立场还不是很明朗，但德国的意图很快就清晰了。

　　1992年9月4日至5日，欧洲共同体的财长和央行的官员们举行会议。由于迫切需要给英国降息创造空间，同时被同样与经济衰退抗争的意大利和法国同行质询了一番，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一再要求德国放松货币政策。

　　德国央行行长施莱辛格表示，虽然不打算降息，但他也认为没有理由加息。拉蒙特把它作为德国让步的信号。

　　在随后的几天里，拉蒙特的过分要求激怒了施莱辛格。9月8日，施莱辛格公开宣布不能保证利率的未来走向，他表示自己对欧洲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没有信心。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施莱辛格还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的基础薄弱。

　　索罗斯怀疑施莱辛格是故意破坏欧洲货币联盟的计划，因为该联盟的目标包含成立欧洲央行，并取代德国央行。索罗斯告诉德鲁肯米勒意大利里拉马上要贬值，德鲁肯米勒在他对英镑的现有赌注上迅速增加了对意大利货币的赌注。

　　当索罗斯回到纽约后，他给货币专家罗伯特·约翰逊打了个电话，确信里拉会下降，但现在他的目光已经超出了这点，他想欧洲的游戏规则也许正在发生变化。

　　他向约翰逊询问狙击英镑的风险。在得知“如果英镑暴跌，很可能获利15%或20%，并且在未来的3个月内，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在90%左右”后，德鲁肯米勒与索罗斯都坐不住了。

　　当时据约翰逊估计，英国只有价值220亿英镑的外汇储备，约等于440亿美元。量子基金只有在有人愿意购买的情况下才能卖出英镑。鉴于施莱辛格的评论，很少会有私人买家，主要买家是英国以及其他试图支持英镑的央行。一旦英国央行的外汇储备用光，就不可能进一步提振英镑了，因此440亿美元就是最大限额。

　　“也许我们可以拿到150亿美元。”根据约翰逊的推测，德鲁肯米勒计划将赌注提高至原有的10倍。

　　9月12日，当知道里拉崩溃的消息后，拉蒙特仍然不相信面临危机。作为里拉贬值协议的一部分，德意志银行承诺降息0.25%，这实际上可能提高英镑价值。

　　英国央行已成功抵御了8月以来市场对英镑的压力，9月3日它发明了一种新武器应对冲击：正如对冲基金用借来的钱冲击货币一样，英国宣布将借款100亿欧洲货币单位（等同于72.5亿英镑）来提高其捍卫英镑的能力。自公告之日起，英镑急剧上升，货币交易员认为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投机者。

　　当市场在9月14日开市时，英国央行花了7亿美元来支持该国货币，当天英镑略有升值。但次日，英镑便开始下挫。

　　当晚，拉蒙特召集财政官员和英国央行行长彭伯顿一起开会。双方都同意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积极支持英镑，如果还是不行，他们将考虑提高利率。但是，施莱辛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德国金融报刊《商报》采访时认为，应该对欧洲货币进行广泛调整。

　　施莱辛格的讲话等于是在呼吁英镑贬值，他先前的公开声明已经引发对里拉的攻击。德鲁肯米勒在纽约看到了施莱辛格的表态，他立即做出反应：施莱辛格很明显乐意看到英镑被排挤出汇率机制，德国央行不打算放纵疲软的邻国进一步降息。鉴于英国实力衰退，英镑的贬值几乎不可避免。于是，德鲁肯米勒开始逐步建仓，但与索罗斯探讨后，后者建议他全力以赴——直接增到150亿美元。

　　在剩下的时间，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将英镑出售给任何愿意从他们这里买的人。根据汇率机制规则，英国央行不得不以2.7780德国马克售出英镑，这是所允许的最低水平，但这项规定只在伦敦的交易时间才有效。在英国央行的非营业时间就忙着寻找买家，尤其是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在疯狂出售的消息传开后，获得大量量子基金卖单的银行会提醒自己的货币交易员，他们也马上开始抛售。很快，英镑被迫超出了其允许的波动范围，而且几乎不可能找到这种货币的买家。

　　拉蒙特告诉首相梅杰干预失败，英国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保护英镑。而当梅杰同意加息2个百分点这一消息宣布时，英镑根本没有反应。

　　拉蒙特惟一的办法就是单方面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可是梅杰一再坚持再次加息3个百分点，第二天开始生效。但是，英镑的汇率还是没有受影响。那天晚上，拉蒙特宣布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最终，市场赢了。

　　9月的前半个月，英国央行花了270亿美元外汇储备努力捍卫英镑，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最后一天消耗殆尽。英镑脱离汇率机制后，英镑对德国马克大约贬值14%。到英镑崩溃时，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已成功地做空约100亿美元的英镑，比他们之前打算的150亿美元少，但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头寸。在英国纳税人损失的近40亿美元中，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英镑上的利润超过10亿美元。时至今日，这一战，也为人津津乐道。

　　《投资者报》记者 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