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官”贪的不是可以量化的真金白银，但他们贪走了地区的发展机会，贪走了市民的幸福指数，贪走了干部的凝聚斗志，贪走了队伍的向上风气，贪走了政府的威信形象……
如火如荼的“反四风”活动以及去年岁尾几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的高压态势捧出了丰硕的反腐成果，同时，借此东风再次掀起的整治官员“慵懒散”的热潮将某些公务员浑浑噩噩的脸谱广而告之并且及时处置，赢得好评如潮。长期以来，公务员的“幸福生活”饱受诟病，许多部门的许多岗位干好干坏、干多干少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难怪《私人订制》中的愿望规划师杨重会发出“为官一任，不犯错误，但也不作为，它也是一种腐败”的感慨。
“庸官”指的是那些平庸无能、碌碌无为，既不进取又无业绩，既缺乏责任担当又不具服务意识的“太平官”、“懒汉官”甚至“霸道官”。冷漠、懈怠和傲慢以及“工资不高存款不少、外语不懂出国不少、上班不多应酬不少、本事不大头衔不少”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心不与民谋，力不为民出，遇事推诿，明哲保身，其“庸政”之疾早已成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常见病、慢性病和多发病。即便如此，历次整风中，他们却比贪官的处境要好许多，大有见多不怪、法不责众的意味。其实，“庸官”同“贪官”一样危害巨大。虽然不像贪官那样成千上万地直接攫取民脂民膏，但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得过且过，欺上瞒下。
毫无疑问，“庸政”是“懒政”的伙伴，是“乱政”的温床，“庸”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贪”，虽然“庸官”贪的不是可以量化的真金白银，但他们贪走了地区的发展机会，贪走了市民的幸福指数，贪走了干部的凝聚斗志，贪走了队伍的向上风气，贪走了政府的威信形象，而且，他们导致的有些失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弥补才能挽回，他们造成的有些影响需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方能消除。这样的“庸官”，说他们祸国殃民毫不为过。
面对深化改革的时代呼唤，“庸政”与贪腐已成为前进之路上的两块绊脚石，治庸与反腐同样刻不容缓。深入究之，“庸政”成因不外有三：一是官员的能力使然，从前屡有漏洞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使得一些自身平庸但善于逢迎的官员或跑或送地上位；二是环境使然，扭曲的“官德”以及变味的“官场文化”让一些曾经胸怀抱负者最后知难而退，随波逐流，不愿冒尖；三是制度使然，虽然“公务员法”明确了淘汰机制，但操作起来很难到位，所以才会有“一杯清茶一根烟、一台电脑玩半天”的怪现状以及公考千人一岗的壮观场面，所以才会有这种较为悲观的论调，认为治庸比治腐难度更大、更艰巨。实则不然，“庸”虽不像“腐”那样可以入法入刑，但相较于愈加隐蔽的贪腐而言，庸却是时时处处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只要划好准入机制、退出机制、监督机制三道红线，党内约束与社会监督并重，确保监督跟着权力走，审计跟着资金走，评估跟着服务走，惩戒跟着失职走，“庸官”定会无处藏身。
虽然“庸官”导致的“衙门病”非一日之寒，但当前无疑是从严治吏最佳的历史机遇期。否则，对“庸官”的无视就是对有为官员的忽视，就是对百姓利益的漠视。党风政风决定民风社风，只有官员如履薄冰，百姓才能踏实，社会才能气正。前不久，武汉高调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曾创下一天处分近40人的纪录。尽管“治庸计划”仅靠一场“暴风骤雨”远远不够，需要考核、监督等长效机制保驾护航，但这样的“责任风暴”毕竟将建设责任型、效能型、服务型政府的努力向前扎实地推进了一步，为了绝“庸政”获拥政，还是让这样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马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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