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 金融市场扭曲最严重

　　从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到北大教授，从市场到书斋，黄益平的目光一直专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转型。

　　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然而也积累了沉珂羁绊，最为鲜明的特点便是高增长和结构失衡。不过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迹象，首先经济增速下台阶，7%—8%的速度成为了新常态；再次，经济结构也显示出改善的趋势。

　　毫无疑问，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推进是再平衡的前提条件，在决策层提出“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之路将如何演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对《英才》记者进行了详细解读。

　　提防减速过快

　　《英才》：在“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下，经济增速是否会进一步下滑？

　　黄益平：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会好转，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3.2%，这对中国的外需提升有帮助。其次，各个机构的预测今年和去年差不太多，平均在7.6%左右，没有明显大幅度减速的预测。

　　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增长会有一些下行风险。第一，尽管欧美经济好转，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像以前那么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出口的产品和国际需求的产品不完全匹配；第二，政府要控制债务风险，未来地方政府融资不会像过去那么容易；第三，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小型的金融机构破产，理财产品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政府没有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经济确实存在下行风险。

　　我认为2011—2020年中国的增长潜力还在8%附近，2020—2030年间会降到6%，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增长潜力是6%—8%，对于这个区间是有共识的。

　　《英才》：在经济“下台阶”的转轨过程中，要面临哪些需要警惕的风险？

　　黄益平：最大的风险就是减速过快。减速过快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会出现普遍的失业，很多企业的盈利状况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银行坏账增加，甚至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减速太快肯定会有问题，但这些都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过去很多人一直担心劳动力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太慢不能保障充分就业，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提出保8的时候，劳动人口每年增长800万，现在是每年减少350万。

　　去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减到7.3%，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所以政府提出的增长必须保证在7.2%，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从上述数值来看，增长底线应该比官方所说的7.2%要低很多。7.2%有可能是过高，这可能会严重挤压今后改革的空间。

　　扭曲的金融市场

　　《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再平衡的迹象？

　　黄益平：中国增长模式在转变，增长速度已经下来了，过去低于8%要出大问题，现在似乎担心的不是低于8%，而是7%或者是7.5%，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再平衡方面，第一，经常账户的盈余从2007年最高占GDP的7.8%降到3%以下，并且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应该说外部经济已经完成了再平衡；第二，收入分配有所改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08年以后在不断改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争议。我个人认为数字本身准不准值得讨论，但这个趋势是合理的；第三，我做的研究显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之后出现回升的迹象。

　　中国经济模式，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有人称之为经济奇迹；另一方面，经济失衡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又表明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极端的现象，我认为是因为中国过去采取的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

　　《英才》：怎么理解不对称的市场策略？它造成了哪些扭曲？

　　黄益平：一方面产品市场全部都放开了，像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而另外一方面要素市场并未市场化，劳动力、能源、土地、资源，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扭曲，价格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价格被压低。

　　我把它理解为政府通过不对称的市场化，通过压低投入品的价格，变相补贴企业，同时向居民征税。30年的市场化过程，也是不断从居民向企业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过程，所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

　　消费为什么疲软？就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经济活动很活跃，因为投资者、出口商和生产者其实是受到了变相的补贴。这是我理解过去增长模式的一个核心框架。

　　而现在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工资大幅度上升。但劳动工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政策扭曲，因为过去是二元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一直压得很低，所以企业利润率很高。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每年上升15%-20%已经持续了七八年。这对再平衡起到巨大影响，结果就是企业的利润区间遭到压缩，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投资回报减少，所以经济活动放慢了，同时经常项目的顺差开始受到挤压。

　　但上述再平衡迹象仅是经济模式转型中很小一部分，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消费结构，还是其他结构来看，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取决于要素市场改革，最核心的因素是金融市场，所有扭曲中金融市场的扭曲最为严重。

　　不对称市场化的后果，不光是财富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再分配，而且还由小企业向大企业收入再分配，因为大企业得到了廉价的资源，使得中小企业得到的资源成本进一步提高。

　　改革的逻辑

　　《英才》：现阶段，你认为这个方面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益平：目前来看，利率市场化是最核心的。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价格，而利率管制导致民间借贷风险、影子银行。这两年影子银行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市场不能再接受管制的利率，老百姓不愿意再把钱放在银行里。可以说，影子银行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其实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只不过在交易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风险，如果没有监管，很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英才》：应该让这些影子银行，高利贷的方式更加阳光化，合法化。

　　黄益平：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或者改革不是说要消灭它们，说它们是洪水猛兽，而是怎样把它们变得透明的过程。现在大家去买理财产品这种新的金融产品，但往往不知道投什么东西，买的人也不知道，卖的人也不告诉你，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有风险的。

　　《英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超过你预期的是什么？

　　黄益平：最重要有两条。第一，高层推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很多改革按照过去自下而上的方式很难实施，比如资本项目开放，自下而上是很难，必须要有相应的顶层设计。

　　现在的改革和35年前的改革有很大区别，35年前的改革对象是老体制的东西，但现在要改革的东西不单纯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东西，有很多是在这35年期间积累起来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发展如此强大，形成垄断，怎么打也打不破。其实30多前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改革的对象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恰恰这些改革的对象，过去是改革的力量。这导致改革变得更加艰难，我希望顶层推动，可以增加权威性，克服利益集团的阻挡。

　　第二，这一次改革中，突出的是完全市场化的概念，今后7年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的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最终一脚。最重要的就是凡是市场能决定的政府就不要干预，这是非常明确的表述。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从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到北大教授，从市场到书斋，黄益平的目光一直专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转型。

　　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然而也积累了沉珂羁绊，最为鲜明的特点便是高增长和结构失衡。不过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迹象，首先经济增速下台阶，7%—8%的速度成为了新常态；再次，经济结构也显示出改善的趋势。

　　毫无疑问，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推进是再平衡的前提条件，在决策层提出“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之路将如何演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对《英才》记者进行了详细解读。

　　提防减速过快

　　《英才》：在“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下，经济增速是否会进一步下滑？

　　黄益平：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会好转，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3.2%，这对中国的外需提升有帮助。其次，各个机构的预测今年和去年差不太多，平均在7.6%左右，没有明显大幅度减速的预测。

　　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增长会有一些下行风险。第一，尽管欧美经济好转，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像以前那么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出口的产品和国际需求的产品不完全匹配；第二，政府要控制债务风险，未来地方政府融资不会像过去那么容易；第三，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小型的金融机构破产，理财产品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政府没有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经济确实存在下行风险。

　　我认为2011—2020年中国的增长潜力还在8%附近，2020—2030年间会降到6%，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增长潜力是6%—8%，对于这个区间是有共识的。

　　《英才》：在经济“下台阶”的转轨过程中，要面临哪些需要警惕的风险？

　　黄益平：最大的风险就是减速过快。减速过快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会出现普遍的失业，很多企业的盈利状况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银行坏账增加，甚至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减速太快肯定会有问题，但这些都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过去很多人一直担心劳动力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太慢不能保障充分就业，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提出保8的时候，劳动人口每年增长800万，现在是每年减少350万。

　　去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减到7.3%，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所以政府提出的增长必须保证在7.2%，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从上述数值来看，增长底线应该比官方所说的7.2%要低很多。7.2%有可能是过高，这可能会严重挤压今后改革的空间。

　　扭曲的金融市场

　　《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再平衡的迹象？

　　黄益平：中国增长模式在转变，增长速度已经下来了，过去低于8%要出大问题，现在似乎担心的不是低于8%，而是7%或者是7.5%，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再平衡方面，第一，经常账户的盈余从2007年最高占GDP的7.8%降到3%以下，并且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应该说外部经济已经完成了再平衡；第二，收入分配有所改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08年以后在不断改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争议。我个人认为数字本身准不准值得讨论，但这个趋势是合理的；第三，我做的研究显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之后出现回升的迹象。

　　中国经济模式，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有人称之为经济奇迹；另一方面，经济失衡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又表明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极端的现象，我认为是因为中国过去采取的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

　　《英才》：怎么理解不对称的市场策略？它造成了哪些扭曲？

　　黄益平：一方面产品市场全部都放开了，像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而另外一方面要素市场并未市场化，劳动力、能源、土地、资源，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扭曲，价格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价格被压低。

　　我把它理解为政府通过不对称的市场化，通过压低投入品的价格，变相补贴企业，同时向居民征税。30年的市场化过程，也是不断从居民向企业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过程，所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

　　消费为什么疲软？就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经济活动很活跃，因为投资者、出口商和生产者其实是受到了变相的补贴。这是我理解过去增长模式的一个核心框架。

　　而现在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工资大幅度上升。但劳动工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政策扭曲，因为过去是二元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一直压得很低，所以企业利润率很高。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每年上升15%-20%已经持续了七八年。这对再平衡起到巨大影响，结果就是企业的利润区间遭到压缩，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投资回报减少，所以经济活动放慢了，同时经常项目的顺差开始受到挤压。

　　但上述再平衡迹象仅是经济模式转型中很小一部分，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消费结构，还是其他结构来看，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取决于要素市场改革，最核心的因素是金融市场，所有扭曲中金融市场的扭曲最为严重。

　　不对称市场化的后果，不光是财富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再分配，而且还由小企业向大企业收入再分配，因为大企业得到了廉价的资源，使得中小企业得到的资源成本进一步提高。

　　改革的逻辑

　　《英才》：现阶段，你认为这个方面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益平：目前来看，利率市场化是最核心的。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价格，而利率管制导致民间借贷风险、影子银行。这两年影子银行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市场不能再接受管制的利率，老百姓不愿意再把钱放在银行里。可以说，影子银行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其实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只不过在交易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风险，如果没有监管，很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英才》：应该让这些影子银行，高利贷的方式更加阳光化，合法化。

　　黄益平：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或者改革不是说要消灭它们，说它们是洪水猛兽，而是怎样把它们变得透明的过程。现在大家去买理财产品这种新的金融产品，但往往不知道投什么东西，买的人也不知道，卖的人也不告诉你，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有风险的。

　　《英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超过你预期的是什么？

　　黄益平：最重要有两条。第一，高层推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很多改革按照过去自下而上的方式很难实施，比如资本项目开放，自下而上是很难，必须要有相应的顶层设计。

　　现在的改革和35年前的改革有很大区别，35年前的改革对象是老体制的东西，但现在要改革的东西不单纯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东西，有很多是在这35年期间积累起来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发展如此强大，形成垄断，怎么打也打不破。其实30多前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改革的对象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恰恰这些改革的对象，过去是改革的力量。这导致改革变得更加艰难，我希望顶层推动，可以增加权威性，克服利益集团的阻挡。

　　第二，这一次改革中，突出的是完全市场化的概念，今后7年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的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最终一脚。最重要的就是凡是市场能决定的政府就不要干预，这是非常明确的表述。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