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周作民

　　在近代中国历史尤其金融史上，周作民是一位重要人物。一些文章称其为“金融奇才”、“诡才”，也有一些文章说他是“不倒翁”、“沉默的伪善者”。

　　在《创造财富的经济名家：中学生不可不知的历史人物》一书中，周作民名列其中，跟管仲、老子、孔子、韩非子等并列，且被称为“爱国金融专家”。

　　“人际关系最重要”

　　周作民是江苏淮安人，周恩来在这位老乡面前自称“小弟”。周的父亲是一个落魄的举人，在乡里开学馆为生。因为家教、幼学的幸运，周作民竟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即使后来工作忙得通宵达旦却不中断，偶遇重病，过后也要补写。他的日记，一气呵成，文不加点，极见其古文功夫之深厚。

　　用周作民自己的话，“我这点小本事四分之一得益于家父；五分之一得益于乡人王仲书；剩下的一多半儿得益于恩师罗振玉。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我长达八年之久，这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八年啊！他对我恩重如山，没齿不敢忘怀！我写日记，就是要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力。”

　　周作民本名维新，在光绪皇帝等人的“百日维新”遭到慈禧太后镇压后，他就改名为作民。由此可见，他们父子并不想触犯时忌。

　　27岁那年，辛亥革命成功，周作民做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他也没有成为革命者。

　　这一原因大概跟周作民的婚姻状态相关。周妻为同乡的何三小姐，何父赏识周作民的才华，但何三小姐脾气大，从不同意亲事，到新婚之夜不让周入洞房，一再不肯顺从周作民。周作民“惧内”后来为朋友周知。

　　这种婚姻状态使一个男人不会走得太远，尤其是在革命路上。借用胡适的话，怕老婆的人都是改良主义者。

　　民国政府迁到北京，周作民跟着到了北京。到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任免名单时，周作民只是被任命为“主事”的小吏，他以辞呈相威胁，才被重新任命为科长，后来成为库藏司司长。但周学熙就是不愿重用他，他后来再度辞职，离开财政部去交通银行工作。

　　在财政部的经历，让周作民意识到，千重要万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只有把处好人际关系当作第一关键，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才有可能有所作为。纵观周作民的一生，他真正的第一桶金就是他创造条件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游说安徽督军倪嗣冲。

　　当时，交通银行总理（1928年改为总经理）梁士诒想在安徽芜湖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受阻于倪嗣冲没能实现。周作民毛遂自荐。

　　周作民先从倪嗣冲周围的人入手。他设法见到了安福系骨干徐树铮，请徐函介倪嗣冲及其亲信王郅隆、女婿王普。在“二王”引介下，周作民在蚌埠见到了倪嗣冲。周作民陪倪搓麻将，当晚便“输”了5000多元。周作民的豪爽举止，以及对金融、财政和实业的见解，深得倪嗣冲之心。周作民在蚌埠活动了20多天，多次与倪交谈，始终没提设分行之事，直到离开时才提出。倪嗣冲当场答应：“请转告梁老总，我只欢迎你来此办行，别人不行。”

　　自此，周作民跻身上层，他身任四职：中国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国库课主任、芜湖分行经理、蚌埠分行经理。

　　拿钱磨刺刀

　　在倪嗣冲和王郅隆的资助下，周作民决定集资办银行，并且拉来了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经理司司长陈国栋、财政部次长吴鼎昌、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等人当股东。

　　1915年5月15 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正式成立。因为有股东们的政治势力可资运用，业务发展异常迅速。10年中两度增资达700万元，获利1409万元。

　　周作民实施手腕、苦心经营，将名不见经传的金城银行，办成了北方金融界著名的商业银行。金城银行一度被北洋军阀官僚们视为“自己的银行”。

　　支持和投资民族工商业是周作民的重要经营思想，在其指导下，金城银行投资了100多家企业，重点是扶植纺织业、化工、面粉、煤矿四大工业，被称为金城放贷的“三白一黑”工程。

　　1926年，周作民被奉军张学良部绑架，尽管有熊希龄、赵尔巽等大人物前往周旋，周作民还是付出40万现洋的代价才获得自由。周作民说：“我从刺刀上读到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

　　在北伐胜利前夕，周作民看好蒋介石，募集了40万元，派钱新之去劳军。蒋介石说：“周作民不错，我会记住他的。”

　　深谙“关系学”的周作民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有人说，金城银行周作民手下有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敷衍逢迎的人物的爱好，他就用擅长那一方面的人才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

　　在抗战期间，为了谋取金城业务上的便利，他在沦陷的北平、天津配备了留日学生出身的杨济成、王毅灵担任两个分行的经理。1943年3月，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约周作民出面担任在上海成立的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即商统会)主席，他拒绝出山，但却保持了与陈、周的私交，并频繁往来。金城银行因此被称为“灰色”银行。

　　但周作民的灰色仍有底线，在敌伪时期，“不论和汉奸来往也罢，和日本人士来往也罢，绝不是个人交际，主要是担负着蒋介石交付的使命。”

　　在国共内战后，他“深感共产党办事气魄之大”，毅然回到大陆，成为金融界第一个回归大陆的人。周恩来说，“新中国百废待兴，像周先生这样的理财专家是有用武之地的。”

　　1951年，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作民任董事长。1952年，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出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跟朋友卢作孚在“五反”运动高潮中自杀的结局不同，周作民平安度过了“五反”运动。1955年，周作民去世，享年72岁。

　　周作民做事用人是有些魄力的，对他所经营的银行，是起早睡晚全力以赴，使50万元资本的小银行，成为国内有数的商业银行。他绝不小家子气，不穷酸。有人说，“拿上海总行来说，私人汽车就有20多部，都是依靠银行出钱，换一个人做总经理，看到这许多坐汽车的开支，一天都受不了。他大体是有饭大家吃。几个最高管的吃用最好，其余职员吃用中等(只缺汽车洋房)，一般都能过得去，因此能号召2000多人糊里糊涂替他出尽气力。”

　　可见，周作民有其人格的魅力。只是他周旋于众多的关系中，不免有藏晦的一面，与少数亮色相比，他的人生更多灰色。

　　（作者系自由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文|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