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外的“女超人”

　　她的朋友中国社科院教授朱恒鹏对她说“于莺，你一定要成功，要不然中国医改就没有希望了。”她觉得好玩；办诊所转了一圈发现诸多潜规则时，她也觉得好玩

　　在接到《瞭望东方周刊》的约访之后，于莺最先在微信上用语音和本刊记者说：“我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好说的。”

　　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前后，在微博上有着二百多万粉丝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接受了数不清的采访，最多的时候一天甚至有5个，以至于都忘记了很多关于她的专访。当本刊记者提起某档访谈节目时，于莺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从2013年10月份到台湾培训学习开始，于莺就很少抛头露面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得做事了。”

　　辞职近一年，这位可能是中国网络上最有名气的医生做了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规划吗

　　于莺最开始做的事，就是开诊所。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有记者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关于个人开办诊所的事情，方来英表示：北京对社会办医是开放的，并且是有成果的。

　　于莺告诉本刊记者：“是啊，方来英说得很对啊，是开放啊，但是走一圈下来，你就不这么看了。”这“一圈”，于莺按照要求，选址，审批。选址有几个要点，居民楼不行，紧邻幼儿园学校不行，违章建筑不行，与其他医院诊所挨着不行，相关利害关系人反对不行

　　在“不行”之后，终于找到了行的。拿到卫生局审批，得到的回复是：“东北三环的诊所密度已经够了，没有规划。”

　　“所谓规划，是缺少科学依据的。”于莺说，在卫生局审批的过程中，于莺既没法通过网络来查询其他诊所的区域位置，也没法具体了解“规划”的模样，只能选好地点去试。

　　规定上写着“同类别的诊所不能重复”，但像于莺要开的个人诊所和“和睦家”这种私营医院到底是不是同一类别，没有答案。

　　通州的一位卫生局长曾经给于莺寻摸到一个地方，但局长自己也承认，小区内入住率不高，盈利很难。可四处碰壁的于莺已经很感谢有这样的局长了，“政府服务做到这一地步也行啊。”于莺有些无奈。

　　在一家广播电台做节目，于莺问一位卫计委的司长在北京开个诊所为什么这么难 ，司长的答复是：“按照规划来说，不会卡你的。”于莺表示只能自己努力。但转头会想，你知道什么是规划吗？

　　“有些人就跟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于莺对本刊记者说，听这话的时候，好气又好笑。

　　当华夏医界网发出方来英表态的微博时，于莺看到之后很快转发，并送出一个“挖鼻孔”的表情。

　　现在，于莺只能把开诊所的事情缓一缓，曲线救国，找一家私营医院合作，先把临床做起来，她觉得离开一线太久了。

　　医生的动力在哪里

　　在台湾期间，于莺了解到一个普通的诊所医生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可以达到13万元。他们的诊所大多开在一个小区里，楼上是住房，下面是门诊。

　　这样一个诊所里的医生完全可以处理简单疾病、突发急症、健康预防、hpv疫苗、儿童保健甚至是戒烟，如果有严重疾病可以转到大型医院治疗。于莺觉得这种信任的建立是持久的，“这个医生可能会看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在这样的关系里，医患矛盾是不多的。

　　同样在美国，更多人选择离家近的诊所治疗，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保险，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医生的业务水平是经过标准化打磨，医生水平相差不多，接受的培训与要求相似，医疗水平相差不太多。

　　在国内，事情不一样了。

　　于莺举了个现实例子：她的女儿看牙，矫形器费用是6000元，挂号费3元。医生明面上能拿到的只有3元，包括矫形器制模、一份详细的使用与保健说明，这些手艺与知识的价值是3元人民币。剩下的则是矫形器的器械收入。医生的投入与产出比完全不对等，劳动力低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动力在哪里？

　　“中国医疗费用并不贵，但是里面的构成比很惊人，为什么不能把那些回扣摆明，合理增加医生的收入呢？”于莺反问。

　　虽然不拿回扣的医生不少，但在现有体制下他们处在明显的弱势。时间长了遭受排挤不说，更重要的是生活确实不如别人好。这就导致没拿的医生委屈，拿了的也委屈，因为医生的诊疗价值本该值那么多钱。

　　单举一个挂号费的例子，中国的三甲医院不到10元，香港需要10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则需要120美元左右。

　　“沟通只是手段不是方案”

　　在全国两会结束之后，于莺陪着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参加一个协和医生的饭局。饭局中间，她以一个体制外的人看她的前同事，感觉“很可怕”。

　　谈起当前的医患关系，于莺的前同事们都很激动，他们遇到患者吵闹的情况，做法是“不和他吵架，出门告诉其他患者，这个病人耽误你们问诊了”。同事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于莺不这么看，“沟通是很好的手段，能够缓和矛盾。”

　　但沟通也不是方案，方案的规划与制定来自上层。

　　“医院管理者是为上面负责，没大必要为患者的感受服务。”于莺对医院管理诟病已久，医院没有对医护人员提供更多更好的保护，也没有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整个医院没有什么大动力。于莺在协和医院的时候经常会领患者到某个诊室，因为医院的标识不太清楚。她曾经在半夜两点和刺头家属聊天，让家属心理战线崩溃，听从医生安排。但是不能保证，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耐心与沟通能力。

　　美国梅奥诊所所有医护人员看到通道里的病人都会主动提供帮助，原因不过是经济刺激下的服务意识。

　　而中国的医生不会因为多看病人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同样经历过初期高强度的临床实践之后，美国医生可以得到一份很好的收入，而中国医生则需要成为一个科主任才会得到根本利益，一个好医生与一个科主任的不同路径，也造成了这种差异的出现。

　　“晴雯出去了，不伺候你们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于莺承认，会有些“协和气质”在里面。于莺高考那一年协和只招30人，分数线远远超过北大清华，她也会感慨，“现在毕业生一届不如一届”。除了那份热爱之外，还缺乏对于业务的高要求。

　　于莺那一届，仍在协和医院的只有两个女生，她辞职之后只剩一个。她的那位同学现在还没有结婚，于莺在32岁才生孩子。

　　医生需要不断的积累，对于常见病种的见识在最开始的几年会不断接触，通过连续的关注与投入才能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诊疗经验。但是于莺发现，二十多岁的年轻医生就着急要孩子，这样业务上肯定会受影响。

　　“皇帝如果通告大观园可以自由通婚，最不愿意的是贾母们，失去了联姻的政治地位。然后就是那些王子小姐们，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但是像晴雯肯定就出去了，不伺候你们了。”于莺用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来表达医生自由执业的问题。

　　于莺把自己比作晴雯，特立独行，追求自由。一部分医生可能已经习惯了制度惰性。在三甲医院扩张的同时，基层医院的一些医生被制度“包养”了，他们乐得旱涝保收，不再钻研业务精进技术，病人越少越高兴。

　　在公立医疗体制下，不少人到了教授级别之后，不愿再申请课题，也不愿再写业务文章，不愿多出门诊，不愿多上手术。甚至学生也不带，埋头于出去院外会诊、开飞刀，以此获取更大收入。

　　可一旦把这些人的事业编制去掉，其中的很多人就会重新掂量掂量了。事业编制就像是《无极》里刘烨的黑袍，是约束又有好处，让人欲罢不能。由于国有事业身份比企业身份要高，公立医院医生的退休金远超民营医院医生。

　　当本刊记者向于莺转述钟南山院士在两会上提到的医护淘汰制时，于莺的回应相当直接：事业编制的情况下，谁有随便开除员工的权力？她对钟南山在两会上关于医改的言论多有批评，“大多是空话，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建设。”

　　“有钱也可以美好啊”

　　1993年，于莺觉得母亲让她报考上海财经大学“铜臭味”太重；2013年，于莺打算开一家商业性质的个人诊所。

　　二十年时间足可以改变一个人。

　　在台湾3个月学费花了十几万，于莺在协和十年的积蓄眼看就快没了，于是决定试水淘宝店，有收入养活女儿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商业上的探索实践。

　　商业测算、流量转化、岗位职责、雇员管理，谈起淘宝店，从于莺口中说出的都是这样的词汇，一个常年在临床打拼的医生不得不事无巨细。

　　于莺的淘宝店完全是一个小型公司，所有的管理、财务、物流经验都可以移植到她打算开的诊所上。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她在微博贴自己的淘宝广告时，评论里总有人骂，“钱”在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

　　于莺试着脱敏，但是在和私立医院谈合作分成的时候还是会说“你们定，你们定，反正我有淘宝店。”

　　窗户纸虽还没有捅掉，但是于莺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没钱可以美好，有钱也可以美好啊。”

　　“现在骂的人少了，可能都被我拉黑了吧。”于莺笑着说。

　　于莺不喜欢神圣化医生，那样做会让医生处于不义，身处道德囹圄，“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都有不同侧面。”这也是她不太喜欢国产医疗剧的原因，“《心术》那个比较假，不真实”。在医院呆久了，会觉得没那么完美。

　　于莺在一段正经回答之后，立刻打趣道，“六六可千万别知道，她的粉丝群惹不起。”

　　淘宝店的生意维持得很好，于莺一周只需要一天时间来对账，其他时间她要联系医院，参与公益活动，跟互联网公司讨论医疗app的开发，这些在协和是没法实现的。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于莺多次说到“好玩”这两个字。

　　她的朋友、中国社科院教授朱恒鹏对她说：“于莺，你一定要成功，要不然中国医改就没有希望了。”她觉得好玩；办诊所转了一圈发现诸多潜规则时，她也觉得好玩。

　　“好玩”成了于莺与体制摩擦之间的润滑剂，采访最后，“女超人”于莺说，“道路漫长，要有信心。”说的是她的诊所，也是中国的医改。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 高海博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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