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银基金成交行隐痛

　　曾经明星璀璨，如今物是人非。从2010年至2013年，交银施罗德所经历的一系列的震荡，已成为基金业沉痛教训，代价十分高昂

　　自李旭利、郑拓等前基金经理“老鼠仓”案发之后，交银施罗德基金即陷入一蹶难振的境地。

　　2014年3月31日，交行发布2013年报：2013年末，交银施罗德管理的资产规模为504.43亿元，与2012年末相比，下降近26%；2013全年实现净利润1.89亿元，与2012年的1.37亿元相比，增长近39%，但依然低于2011年的净利润数字1.97亿元。

　　作为交行控股65%的银行系基金，交银施罗德成立于2005年8月，注册资本2亿元。运作9年来，该公司曾凭借比较激进的操作，通过业绩驱动，刺激规模扩张，公司管理资产规模排名在2009年一度跻身前10大基金公司之列。

　　然而，公司前投资总监李旭利在转投重阳投资后，于2010年因“老鼠仓”被查，震动基金界。此后，前基金经理郑拓、前专户投资经理吴春永也相继因“老鼠仓”、内幕交易受到处理。接连不断的丑闻，不但引发投研人员纷纷出走，对基金业绩表现构成较大负面影响。

　　2013年以来，交银施罗德旗下不同基金间业绩差距悬殊，整体表现较差：交银主题优选混合、交银阿尔法、交银稳健配置等主动型偏股基金在2013年均出现亏损，其中，交银主题优选混合的收益率为-15.77%，跑输业绩比较基准12.31个百分点；交银成长虽然在2013年取得了23.32%的收益率，但2014年前3个月就已亏损9.27%。

　　频发的“老鼠仓”丑闻，以及糟糕的基金业绩表现，严重损害了交银施罗德及其大股东交行的品牌，留下了令人扼腕的缺憾：2010年之前，该公司十分重视资产规模扩张，但忽视了风险控制与系统建设，从而埋下了重大隐患；2010年之后，在风险接连暴露的背景下，该公司又急剧转向保守，片面强调短期利润增长，未能有效抓住近年来利率市场化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历史性机会，导致公司行业地位大幅下降。

　　业绩差距悬殊

　　2013年，交银先进制造、交银成长分别取得33.75%、23.32%的收益率，大幅跑赢各自的业绩基准；与此同时，交银主题优选、交银阿尔法的收益率分别为-15.77%、-6.45%，又明显跑输业绩基准。

　　作为依托同一个投研平台的4只偏股基金，它们之间的最大业绩差距高达40个百分点，这说明该公司旗下基金的业绩表现主要取决于基金经理个人的水平发挥。尽管交银施罗德的投研团队人数超过70人，但是，从实际效果看，未能有效体现对基金业绩的贡献。

　　交银先进制造成立于2011年6月22日。首任基金经理黄义志，于2008年加入公司，担任该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2011年6月22日至2012年8月10日；第二任基金经理张科兵，于2007年加入公司，担任该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2012年3月13日至2013年4月26日；现任基金经理王少成，来自于东吴基金，于2012年底加入公司，2013年3月21日起担任基金经理。

　　在不到3年时间里，交银先进制造已经历了3任基金经理。截至2014年3月31日，该基金成立以来的累计收益率为15.3%，在同期成立的基金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例如，鹏华新兴产业成立于2011年6月15日，成立以来的累计收益率为18.1%；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成立于2011年7月13日，成立以来的累计收益率高达42.9%。

　　相对而言，交银主题优选的业绩表现更加糟糕。

　　交银主题优选成立于2010年6月30日，首募规模32.35亿份，认购户数4.78万户。彼时，交行副行长兼上海分行行长钱文挥刚刚接任董事长职位，公司上下志得意满。在交银主题基金首次募集过程中，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于2010年6月8日和6月23日运用固有资金，两次分别认购该基金1亿元，合计2亿元，占基金总份额的6.18%；公司员工持有的基金份额合计48.5万份。

　　令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却是交银施罗德由盛转衰的开始。2010年9月29日，即国庆节前，交银施罗德前总经理莫泰山公告离职。当年国庆节后，市场很快传出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因涉嫌“老鼠仓”，从重阳投资离职的消息。

　　在动荡不安的气氛中，交银主题优选表现较差。2013年6月7日，该基金首任基金经理史伟离职。在他任职基金经理的近2年里，该基金的收益率为-13.1%。交银主题优选的现任基金经理李永兴于2006年加入公司，原为史伟的助理，自2012年3月20日起被提拔为基金经理。

　　交银主题优选的业绩比较基准为“6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40%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年报显示，从2010年6月30日成立至2013年12月31日，该基金的累计收益率为-20.91%，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09%，跑输业绩比较基准近20个百分点。在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该基金的业绩表现竟远不如被动式的指数投资。

　　受损失的不仅包括该基金的广大持有人，也包括基金公司自身。交银施罗德当初投资的2亿元，至今亦已亏损逾4600万元。

　　近两年半来，逃离交银优选主题，成为很多投资者的选择，包括当初认购该基金的交银施罗德公司员工亦纷纷选择割肉。截至2013年底，该基金的规模为7.56亿份，持有人户数为2.05万户，公司员工持有的基金份额为9.35万份，均远低于成立时的规模。

　　“老鼠仓”阴影巨大

　　曾经明星璀璨，如今物是人非。从2010年至2013年，交银施罗德所经历的一系列震荡，已成为基金业沉痛教训，代价十分高昂。

　　周炜炜、史伟、崔海峰、李立、赵枫、黄义志、屈乐伟……这些广为投资者熟悉的资深基金经理，纷纷出走，对公司整体投研实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从2010年至今，笼罩在“老鼠仓”的巨大阴影之下，交银施罗德成为国内基金经理变动最频繁的基金公司之一。

　　作为国内首批试点的三家银行系基金之一，交银施罗德何以竟沦为“老鼠仓”的温床？迄今为止，包括交银施罗德在内的相关基金公司，仅把责任归咎于基金经理个人，对于基金公司在日常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的责任，缺乏深刻的反思与应有的担当，更没有表示对持有人进行赔偿的意愿。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也是基金经理“老鼠仓”屡禁不绝的深层次原因。

　　2013年10月29日，备受关注的李旭利“老鼠仓案”在上海高院终审宣判，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旭利因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800万元，违法所得1071万余元予以追缴。此前的2012年11月，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认定李旭利在2009年2月28日到2009年5月20日的公募基金任职期间，先于该公司旗下基金买进或卖出工行、建行，获利总额约1071万元，其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名成立。

　　经审计鉴定，李旭利操作“老鼠仓”由来已久。2005年8月1日至2009年2月27日，李旭利控制的相关证券账户股票的交易记录中，符合先于或同期于交银施罗德公司旗下基金买入或卖出同一支股票特征的股票共49只，成交数量1746万余股，获利3549万余元。鉴于《刑法修正案（七）》从2009年2月28日开始实施，李旭利在此之前实施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行为，依法并没有作犯罪的认定。

　　李旭利于2010年8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11年7月被移交公安机关，8月在北京被刑拘并押回上海，至2013年10月高院二审终审判决，前后历时3年多，凸显司法部门查处“老鼠仓”的难度之大。

　　相对于李旭利案的曲折与漫长而言，前交银施罗德基金经理郑拓案的审判过程稍快一些。作为李旭利昔日的部下和同事，郑拓于2010年9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12年5月23日，证监会通报证实，他已被移交公安机关执行逮捕。2013年3月28日，上海一中院对他判刑3年，并处罚金600万元。法院认定，2009年3月至7月间，郑拓利用担任交银稳健基金经理的职务便利，进行“老鼠仓”操作，获利1242万余元。

　　除李旭利、郑拓“老鼠仓”案外，专户投资经理吴春永的内幕交易案亦在业内引起较大震动。2013年5月28日，证监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交银施罗德原专户投资部经理吴春永因内幕交易，被处以30万元罚款。

　　证监会文件认定，2010年5月，吴春永在获知宏达股份的内幕消息后，动用其管理的7个账户，于5月19日买入宏达股份，并于6月28日至30日卖出，合计亏损超过315万元。虽然因宏达股份重组失败，吴春永的内幕交易以亏损告终，但其违法事实已经形成。

　　沦为交行隐痛

　　2013年底，交银施罗德的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合计为467亿元，在国内全部基金公司中名列第20位。在银行系基金中，交银施罗德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居于中银、工银瑞信、建信、招商之后。

　　与其他银行相比，交行对旗下基金公司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这是交银施罗德规模出现下滑的重要原因。2013年，交行净利润为622.95亿元，增幅仅有6.73%，是各大银行中增速最低的银行。缘于自身的利润指标压力，交行更强调交银施罗德的短期利润贡献，对基金公司中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与规模扩张未能予以足够重视。

　　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发展现状，交行的高管们努力用巧妙的言辞来安慰投资者。“行稳方能致远。”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在年报中说：“银行持续稳健经营的关键，就是要在利润与风险之间进行平衡抉择，着力保持利润的可持续和风险的可控性。”

　　然而，利润增速的放缓，以及管理风险的暴露，却在加重市场的担忧。作为首批银行系基金试点单位，交银施罗德肩负着提高交行资产管理能力，促进其业务转型的重任。能否以持有人利益为重，强化风险控制，改善公司治理，这是检验银行系基金试点成败的关键。

　　诸多数据显示，交银施罗德的投资管理等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以基金换手率为例，2013年，交银行业、交银阿尔法、交银精选等多只基金的股票交易换手率都在2倍以上。同时，交银施罗德旗下基金支付给券商的佣金高达万分之九。频繁的股票交易与偏高的佣金率，产生大量佣金，增加了基民的负担。

　　在很多散户的佣金率都已降至万分之五的背景下，作为议价实力较强的机构，交银施罗德旗下基金依然向券商交纳万分之九的佣金，就有利益输送的嫌疑。业内人士指出，既然国金证券“佣金宝”的佣金率为万分之二，那么基金的佣金率应至少降至这样的水平。

　　有基金从业人员认为，基金向券商支付万分之八以上佣金，主要是因为相关券商免费向基金提供研究报告。但是，基民既然已按1.5%的费率向基金公司交纳了管理费，那么基金公司为什么不能用管理费购买券商研究报告？事实上，偏高的佣金率，是基金公司违反信托责任，变相增加基民负担的表现。

　　除券商佣金外，该公司从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同样偏高。例如，交银蓝筹、交银成长的审计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分别高达15万元、30万元，与业内费用控制较好的公司间存在明显差距。

　　交行行长彭纯在年报中表示，在中国银行业经营模式转轨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变革过程中，既有服务与渠道的迅速异化，更有金融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而我们始终相信，唯有客户才是主导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知易行难。面对利率市场化与互联网金融的挑战，能否积极适应客户需求，主动迎接市场变革，这将是交银施罗德未来能否迎来复兴的关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祁和忠 |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