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余斌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元春

　　美国进步中心研究员 亚当·赫什

　　东京大学教授 松田康博

　　经济学人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总监 Simon Baptis

　　抓改革 、稳投资、控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余斌

　　2014年年初以来，终端需求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短周期见底信号增多，增长“失速”的可能性不大。与房地产市场分化和产能过剩相关联的金融产品风险开始显露，但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制造业盈利水平趋稳，就业、CPI等指标尚属正常，经过努力，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处在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应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总基调，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 加快风险梳理处置，疏通金融体系功能，增强经济活力；尽快出台一批见效快、带动作用强的改革措施，稳定投资增速；积极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培育增长新动力，构筑经济运行新平台。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所显现。去年下半年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上升，已经对购房意愿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增长。年初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PMI指数，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指数都有所回落。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美国充当“全球最后消费者”的角色逐步弱化。

　　虽然面临通缩压力，但欧元区投资、消费、出口均出现积极变化，核心国家的经济增长企稳向好。今年前三个月，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在荣枯线上方，与去年下半年相比有明显回升，投资信心指数持续上升。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维持欧洲经济复苏，进而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克里米亚事件增加了欧洲经济的风险，但由于能源供应和双边贸易对俄欧两大经济体都关系重大，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受新经济政策影响，日本经济已连续五个季度实现正增长。但目前政策效应开始减弱，消费税率提高等也将影响其复苏进程。发达经济体的好转将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需求，进而拉动其经济增长，但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

　　总体而言，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略高于去年，中国外部需求有所改善。去年中国综合有效汇率升值7%，对出口形成较大压力。今年从单边升值转为双向浮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2%左右，再加上国内PPI持续下行，有利于出口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预计在基数效应消失以后出口增速将明显回升，全年增长与上年基本持平。

　　综合分析，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回落，“稳投资”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特别关注并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需求管理与推进改革之间的关系。就稳增长与控风险的关系而言，在潜在增速明显下降之后，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长，必然会推动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加大资产泡沫和财政金融风险；经济增速过低，尤其是短期增速过快下滑，将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银行的不良率明显上升，则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如何谨慎地将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并不宽裕的合理区间，对控风险至关重要。就需求管理与推进改革而言，针对经济的短期波动，特别是大幅波动，采取适宜的刺激措施是有必要的，需求管理不应被排除在政策储备之外。但若没有调结构、换机制的配合，这类刺激措施有可能延缓甚至强化原有的增长方式。改革措施有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分，有见效慢和见效快之别。在抓好相对慢变量的重大改革的同时，优先启动需求侧、见效快的改革措施，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扩需求、稳增长，对刺激政策发挥替代效应的作用，同时通过换机制、调结构，有助于培育中长期增长新动力。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抓改革、稳投资、控风险至关重要。应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高度关注美国QE退出后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密切监控局部金融风险暴露的影响，防止风险加快显露和增速下降相互叠加；理顺投融资渠道，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张需求、增强供给侧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在适度增加支出、扩大减税范围的同时，与改革措施密切结合，放大综合效应，积极推进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本刊记者 马玉荣 采访整理）

　　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 ”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祚

　　有人呼吁中央政府出手救市托市。怎么救？让央行发更多的货币吗？让银行再不计风险和成本地发放贷款吗？大搞财政赤字刺激吗？过去多年的经验证明这些刺激都不行了。货币信贷的效果早已下降，我们刺激的够多了。通常讲中国现在面临四大主要金融风险，绝对不能低估。

　　外汇储备不是负担，开放资本账户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主要抓手

　　对于当前热议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否成为中国的负担？我认为外汇储备不是一个负担，我不同意这是一种负担的说法。只要善于利用，外汇储备多多益善，怎么会是一种负担呢？就好比我们每个人的储蓄，谁会担心自己储蓄的钱多了呢？你只会担心储蓄的收益，希望多赚钱，希望分散储蓄的风险。如果中国开放资本账户，鼓励中国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到海外投资，到全球配置储蓄，配置资产，分散风险，如果中国简化手续，大家可以自由将人民币兑换为外币资产（主要又是美元和欧元），拿到海外去投资兴业，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巨额外汇储备不是负担，而是要如何善加利用。

　　当然有人担心资本账户开放会引发大规模资本外逃，担心中国外债问题。外债不是问题，中国的外债规模和外汇储备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小，我们现在总的外债大约为9000亿美元，短期外债占70%，与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不算什么。我相信不足以构成对我们重大的冲击。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面向未来，面向国家，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主要抓手，就是资本账户全面开放，通过开放让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投资者和中国的企业分享全球的资源，到全球范围配置资产，分散风险，这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世界第一大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应该享有的权利，应该争取的权利，应该具有的国家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的功夫在国内

　　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它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金融问题。汇率水平从来都不是完全由经济金融力量所决定的，它永远跟政治决策和政治博弈联系在一起，最近关于人民币低估或高估的问题又一次掀起了波澜，美国财长又宣称人民币汇率仍被低估。不用理会这种说法，不用在意这些无稽之谈。这些都是政客们自己的说法，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汇率低估高估从来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说中国干预人民币汇率，刻意让汇率低估就更是胡说，全世界最有能力干预汇率的就是美联储，因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汇率讨论来讨论去，永远是一个政治上的话题。但是，如果撇开政治因素，单纯从中国贸易形势和资本流动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肯定是一个走弱的态势。我们要根据自身的经济金融条件，看我们的汇率怎么安排比较合适。目前看中国采取有管理浮动汇率是合适的选择，我们还没有能力和条件采纳完全浮动汇率。只有当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成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之后，才可能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

　　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功夫在国内，国内要大力推进金融开放，市场化的竞争，把中国的金融市场做大，而且做成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市场。这样，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成功。人民币国际化不是单靠发展离岸市场就能成功的，离岸市场虽然非常重要，但永远只是个辅助手段，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能否成功还是要看本国市场是不是一个真正有序、开放、国际化和监管良好的金融市场。

　　国内四大金融风险

　　回到国内经济金融面临的主要风险。我认为通常讲中国现在面临四大主要金融风险，绝对不能低估。这些风险是一定要爆发，一定要有人承担代价和损失的。就看风险暴露是否那样急速，就看谁承担损失多一些。一是产能过剩行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或破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的风险；三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四是房地产价格调整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根据我过去一段时间的调查，许多风险比官方数据所表现的还要严重：第一是影子银行的实际规模，民间借贷、民间融资的规模比官方统计的数据都要大。第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能力，没有我们之前估计的那么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下滑，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在大幅度下降。第三是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程度和负债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第四是中国房地产整体供给过剩，超出了我们之前的估计。所以，这些新情况加起来，再加上四大风险可能同时发生，相互关联，就有可能导致中国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我以为目前这种可能性已经超过60%，甚至可能超过70%。需要高度警惕，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明年可能开始加息，也有可能加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或泡沫破灭。

　　政府无法大搞刺激来救市或托市

　　如何防范或化解？有人呼吁政府再搞大规模刺激来救市或托市。这是不行的，是妄想，是错误的政策。资产价格周期性的波动，特别是由于货币信贷疯狂扩张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周期性波动，政府如何救市或托市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再推迟一下，但泡沫终究必然破灭，去杠杆化、去库存化、去产能化、去负债化，最终必须进行。救市能够解决高杠杆高负债的问题吗？能够帮助企业增加利润补充资本金吗？显然不行。现在有地方政府似乎开始在想一些办法来救市、托市，我认为基本上没有效果。

　　有人呼吁中央政府出手救市托市。怎么救？ M2搞到120万亿，还不够吗？社会融资每年17-18万亿，还不够吗？地方政府债务从前几年的两三万亿搞到近20万亿，还不够吗？随着财政收入增幅放缓，我们也没有能力搞大规模赤字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任何宏观政策都不是万能的，都是有局限和负面效果的。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一员，它怎么可能是万能的。只要市场出现下滑和调整，我们不想让它调整，就让政府出手救市，其实政府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房地产依赖型经济模式不可持续

　　我们要反思，过去几年中国确实搞出了一个房地产依赖型的经济模式。几乎所有企业都是靠房地产来赚钱。不仅房地产企业，很多制造行业的企业，甚至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经受不住赚大钱赚快钱的诱惑，也都去搞房地产。第二就是地方政府靠疯狂卖地，来获取财政收入补贴它们的财政开支，第三是家庭个人都疯狂买房，指望靠买房赚钱，大量储蓄都买了房子。这样一个近乎全民疯狂的房地产依赖型经济模式是无法持续的。这都是历史上出现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这样的态势是不可能持续的。通常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部门如果增长得太快，出现泡沫，出现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协调的问题，那就一定要出大事。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这种状况，某一个部门，某一种资产价格出现膨胀以后，一定会出现回调。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土地资源实际上已经透支，房地产购买需求已经透支，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已经透支。很多人买房都是两家几代人的钱凑到一起，全部拿来去支付首付。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持续？这是一个基本道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基本道理，首先就要检讨。过去，从中央到地方的房地产政策是有失误的，这种失误，我们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当然，我们更要吸取深刻教训。

　　总结历史和各国的经验教训，一个国家房地产政策的核心目的应该是让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房，如果买不起房至少也要租得起房。“居者有其屋”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梦想，是一个普适的人类梦想。而我们这些年把房地产弄成一个疯狂炒作的对象。出现这么严重的资产泡沫，导致了所谓的三个60%：即中国的产业有60%是和房地产绑在一起的，或者与房地产有密切关联，中国的金融资产有60%是靠房地产直接或间接抵押的，中国老百姓的资产有60%都是房子。这就非常可怕。我非常担心中国房地产会出现剧烈长期的调整，那对中国经济就是灾难性的打击。现在救市也救不了，托市也托不了，如何让房地产不要出现那么剧烈的调整，这可能是我最好的希望。具体政策这里就不细说了。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面临三大根本难题

　　最后，我们现在应该从根本上系统检讨我们的经济增长基础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不要把分析和判断经济问题简单划成两派：所谓唱多或唱空（唱衰）派。现在有些不好的舆论情绪，如果有人坦率指出中国经济的问题，马上就说你是唱衰中国经济，甚至说是唱衰这个国家。似乎你只能说好话，不能说问题。不能正视问题，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吗？连问题都不敢全面正视和深入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吗？显然不是，而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情绪，我们需要客观严肃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

　　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进入大转折时代，进入“新的常态”。具体讲有三个方面的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放缓，这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中国劳动生产力增速已经出现持续放缓甚至是快速放缓势头。劳动生产力是一个净财富或经济增加值概念，不是一个物理学或机械学概念。劳动生产力增速放缓是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各个部门创造净财富或经济增加值的能力下降。它又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不能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财富，反而是巨额社会财富的毁灭（主要是产能过剩行业对良田美地、矿产资源、空气和水资源、人力资本等等的无效消耗）。二是中国整体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包括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成本均大幅度上升）。譬如中国劳动力平均小时工资与欧洲和美国的差距分别从20年前的86倍和77倍下降到目前的11倍；与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差距分别从20年前的21倍和17倍下降到目前的2.9倍和1.9倍。依靠低劳力成本、低环境成本、低能源成本实现高速增长的数量型扩张模式无法继续下去了。从出口增速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中国出口行业的整体比较优势有相当明显的下降。然而，从数量型扩张转型到质量型增长；从依靠低要素成本转型到依靠科技创新；从依靠传统比较优势转型到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却需要相当漫长艰辛的努力，所以，中国经济增速必然长期放缓，单纯依靠货币信贷和财政债务刺激根本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只会适得其反。

　　第二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就是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官方数据还是海外和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水平。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一次性”发布了10年基尼系数，十年均超0.47。其他机构估计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甚至0.6。贫富严重分化，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是事实。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会严重遏制低收入老百姓的消费，而且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观。富人们也不在国内消费，全都转移海外了。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如此严重是如何形成的？应该深刻反思。我认为，过去几年，中国搞出房地产的投机泡沫和房地产依赖型经济模式，就是导致贫富分化最核心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大问题也是大难题就是过去我们的高速增长已经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这个代价难以估量。我们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重金属污染、食品药品质量等等，都达到令人难以入眠的严峻程度，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已经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许多环境污染是不可逆的，需要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才能复原，有些甚至永远不可能恢复了。现在稍有办法的人都想移民，主要就是希望到环境空气好的地方去。我们治理污染、保护水资源、保护土地资源的措施仍然力度不够，惩罚措施仍然不够严厉。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放缓经济增速。

　　上述三大问题牵涉到国家长期发展方略，都必须上升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期战略高度来把握，来研究，来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规划，是一份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关键是怎么落实。最根本的还是思维方式、思想方式、政治体制和激励机制要转换和改革。

　　（本刊记者 马玉荣 王艺璇 采访整理）

　　是否出台刺激政策的判断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元春

　　刺激政策有时会产生负面效应，政府干预可能会对市场正常的自我修复带来障碍，但当前经济是否需要刺激，主要的判断标准，一是否触及或穿破底线，这是一个重要的政府调整的临界值；二是前瞻性地观察，未来经济下行趋势、风险是不是一定会出现，非预期因素的影响以及下行压力如何。

　　从目前判断，整体经济还没有触及底线。原因是虽然1-4月份中国经济相对表现低迷，但就业状况并未全面恶化，整个经济下行速度还在可控范围内。我们要把握经济运行的要点，虽然CPI有所回落，但核心CPI相对稳定。CPI回落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猪肉和蔬菜价格有偏高倾向但没失衡。这是不需要出台总体刺激政策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下一步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房地产和整个外部环境这两个因素。1-4月房地产收缩力度大，市场悲观情绪严重。例如万科唱空一方面是担忧城市房地产行业，一方面是寻找开拓大增长的市场。但从5月各省市状况看，出现快速下降的概率小。房地产处于刚开始调整分化阶段，短期并未出现快速变异，中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外贸状况，4、5月比一季度好些，2季度外贸出现反转概率大，加上欧美经济稳定。综合这两个方面来看，目前不应有过激刺激政策出台。

　　一季度担心经济过度下滑的顾虑被打消。但目前应是去杠杆、去产能过程，相应的下行压力有持续的趋势，体现在市场性投资、内生性投资下滑，持续下滑动力明显，主要来自民企融资问题等。投资这一块需要政策支持，例如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基建投入、棚户区改造等，缓解目前市场性、内生性投资下滑动力，对冲风险。

　　同时，货币政策要强化结构性投放，对民间企业资金的投放，不宜太紧。在货币政策的实施方面，需要关注消费，把网购等因素加进去看，消费比较正常。要注意的是，从去年到现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下滑，工资增长速度下滑，引起消费内生性变化。同时考虑反腐倡廉、压缩“三公经费”，不是短期政策措施，是中期的。这里对新兴消费要扶持，短期不要在消费上做过多文章，但中期布局、采取措施对冲收入下滑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以便于顺利推进下一步改革，给加大对居民支出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对新兴的网络消费、健康消费、中高端福利消费，应有中期策划可能更好。

　　一般讲，目前宏观政策不需要进行调整，但在短期节奏、速度上可采取一系列微调。对房地产主要是避免极端状态的出现，不宜在政策上摇摆，保持观望态度是好的。但各地方情况不一样，对其政策上的差异应采取宽容态度。重要的是货币政策上加强流动性管理，去泡沫。货币政策太紧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货币政策太松，去杠杆化达不到效果，货币政策短期“度”的把握很关键。5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闭门会议上表示，短期数据出来不一定说明问题，央行一直在流动性方面进行微调，目前国务院强调宏观调控要有定力，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去年短期利率偏高状况有所缓解，坚持稳健措施。从经济本身看，从偏紧向偏松微调，包括适时对关键行业流动性的松闸，让短期利率波动相对平稳。一年期贷款利率依然高，不利于企业融资，投资环境没有根本性变化。

　　有些人士希望央行降息，我认为这不可取。有些企业财务负担重，不能通过降息处理。要把对企业降低负担的措施，包括加大财务减税、结构性减税力度提上日程。今年重要工作是去杠杆、去泡沫、去产能。如果遇到经济不景气，用降息对冲达不到目的。财政上，结构性调整措施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今年是改革元年，但金融风险大，包括房地产，由于金融风险集聚，国家的债务上升太快，地方债务性风险加大；非金融性企业负债太高，在全世界是最为突出的；金融扭曲在不断加剧。微观机构缺钱，监管套利仍然厉害，影子银行规模大，房地产杠杆率过去几年上升快，市场扭转对金融宏观冲击大。现处于房地产调整的第一阶段，三、四线城市房价低迷，房地产投资呈放缓态势。5月5日，安徽省铜陵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同日，宁波也悄然调整楼市限购政策；今年以来出手救市政策落地的地方政府还有南宁、无锡、杭州萧山区。房地产领域可能出现掌控不好，拐点变化，恐慌带来市场秩序混乱。为防恐慌情绪蔓延，应适当引导。整体资金链条风险加大，而不仅是个别房地产企业。上市公司资金恶化状况也加剧。为避免局部地区形势恶化，全局震荡，对地方政府的救市措施，中央政府应采取相对默认的态度。

　　从房地产相关信托、贷款数据看，目前开发商资金链吃紧；但从整体看，居民抵押贷款稳定性强，杠杆率不是很高，与欧美高杠杆状态有本质差别。房地产泡沫增大，与流动性过剩、四万亿刺激、M2发行过多有关联。目前从一些参数看，房价、租金占中国居民收入比例太高，需做出调整。

　　目前，实质性改革没推出，仍是序幕阶段，存在一系列问题。利率政策，如果上调，短期对经济有压力。国有企业改革、产能过剩治理、地方政府投资改革，都有待推进。地方政府职能、利益结构与原来相比没有变化。保增长，卖土地，招商引资，反腐，这些依然如旧。地方政府对下一步发展处于观望状态。

　　至于宏观经济趋势，从先行指标看有进一步下行惯性。PMI指标小幅反弹，PPI依然为负，企业盈利绩效不可能大变。关键是房地产调整刚开始，实质阶段未到来，下行压力持续。一季度末，稳增长措施出台。3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国家发改委公布5条铁路线路建设项目的核准情况，总投资额约1424亿元。预计二季度外贸会反弹，贸易顺差收窄。三季度经济运行状态在于各种政策调整和微刺激情况，增速反弹问题不大，可能也需考虑房地产市场变化。

　　（本刊记者 马玉荣 王艺璇 采访整理）

　　增长波动越剧烈，整体增速越低

　　美国进步中心研究员 亚当·赫什

　　自大衰退之后，美国经济一直在努力挣扎，希望恢复元气，可是，伴随财政政策日益转向紧缩，增长的脚步始终是蹒跚的。GDP增速的波动可不是件好事，增长的波动越剧烈，长期而言，整体增长就越低。对于中国来说，从美国的经验中应该看到，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不是好东西。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很大，很不平等。中国经济模式过于依赖不稳定的美国市场，这样的增长模式很容易导致自身的不稳定；金融业管制对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中国可以从美国借鉴的经验。

　　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中国有着超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今天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有着显著不同。但是，尽管在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控制中国经济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包括几乎所有正规金融系统和大部分经济体的生产性资产的直接所有权，都为政府控制。而中国制度下的政治和法律机构与企业机构的经济关系是复杂且不透明的。

　　中国仍然不是纯粹意义上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可能渗透到国企之外的公司。国营和政府的控制范围远远超出了国资委指定的117个国有企业。很多资源配置权和对企业的优惠权都由地方政府来实施，地方官员则希望通过经济产出、技术积累和社会稳定等所谓的政绩来得到党内的提升。而对美国企业来说，与其担心中国企业不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还不如担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思想。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论愿意与否，它们都必须在全球性问题上相互支持，否则，这个世界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

　　（本刊记者 王艺璇 采访整理）

　　启动系列改革以改善社会福利

　　东京大学教授 松田康博

　　据我了解，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自己单纯放慢速度可能经济受损会比较多一点。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所采取的方式现在副作用很重。现在空城率很高，闲置率很高，大家都建设没有用的东西，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泡沫。所以，这些投资要适可而止。

　　要实现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一定要有完整的社会福利政策，所以，扶贫政策、房产税、遗产税等一定要到位。中国的消费略有不足，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完善，这样，大家就会为了自己的将来，把钱存起来而不进行消费。所以，要刺激内需，就需要很多配套措施，需要很多钱。为此，中国应该启动一系列改革措施，扩大和提升社会福利。

　　所谓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不滥发流动性，不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稳健调控。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财政预算。以前强调支出，支出四万亿，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从供给端影响企业，促使企业更好地生产，更有效率地生产。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进入长达20年的衰退，至今没走出经济停滞的状态。美国也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而引发金融危机。房价下跌，引起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崩溃。对中国经济来说，房地产是特别重要的板块，涉及钢铁、水泥、玻璃等上下游产品，占国民经济很大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十几。如果泡沫破灭，这个冲击还是较大的。日本当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70%，基本上已经完成城镇化。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官方数字为52%，但户籍人口只有30%，还是以农业社会为主。如果中国经济停滞，不能吸收劳动力，让他们再回到农村去工作，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对银行也会有很大影响。

　　（本刊记者 王艺璇 采访整理）

　　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

　　经济学人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总监 Simon Baptis

　　虽然中国最近15年来发展很快，但是未来还有很大空间。中国需要改进业务流程、改进资源使用效率、投资于合适和先进的设备、提升人才使用效率，这样，可以为中国经济带来很多增长机会。

　　中国经济确实在放缓，GDP增长率从2007年13%的高峰降到2013年的7%。今年预计增长率和去年差不多。经济学人智库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非常乐观，只要沿用原来的做法和流程，中国经济规模还可增加1倍到2倍。不需要额外的创新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增长。

　　城镇化在中国依然在进行中，第一阶段（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已经完成，现在已经到第二阶段，重在质量。现在不同城市在竞相获得转移劳动力，工资在上涨，劳动力在压缩，生产率要提升。企业越来越担心投资地基础设施的完善水平。要吸引劳动力，必须有很好的市政服务和基础设施。

　　投资、消费是中国两大增长引擎。中国模式以前是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在过去几年中，消费增速超过投资。这是非常积极的现象，意味着消费支出和消费者的信心都在增长，而不为全球经济衰退所动。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改变。

　　关于在中国资本账户不平等的问题，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也需要保证国内经济的稳定。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利率需要放开，这样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又提高了消费。同时，要提高利率，提高借贷成本。

　　中国正处在非常困难的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从投资为主转向以消费为主，今后还会有很多曲折和困难。虽然有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政府肯定能做到这点。这样，今后5到10年，中国将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刊记者 王艺璇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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