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了不平等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教授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由于在“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近年来，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之一，斯蒂格利茨教授把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当下社会发展最为紧迫、复杂的问题，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等。斯蒂格利茨关注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是中国政府决策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的常客。

　　2014年春，在北京做学术交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独家专访，就中国及世界不平等现象、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作用以及当下较为流行的PPP模式等话题发表了他的最新见解。

　　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等？

　　中国经济报告：斯蒂格利茨教授，很荣幸采访您。关于经济不平等问题，您发表了诸多著述，如2013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在您看来，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加剧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

　　斯蒂格利茨：有些经济不平等源于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异增长。中国扶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是极为正确的，这是一种有助于减少差距的方法。有些不平等源于城乡差距。一些政策努力确保农村地区获得免费教育和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应认为这就解决了问题，巨大的差距仍然存在。即使目前的政策只是一个开端，医疗保险的金额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目前的水平很低。同时，可以将上述两个导致经济不平等的原因视为自然的发展或挑战。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不平等问题加剧。我认为，首先，非常清晰的是，很多不平等现象与“寻租行为”有关。我多次在讲话和书籍中对此进行过描述。“寻租行为”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些人会说腐败，有些人会说出卖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谈论的美国“寻租”的种种问题，也都以某种方式在中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是，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认真思考本国“寻租行为”的实际形式。有一个有助于思考这些问题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应该为零。人们的博弈只是为了达到均衡点，不应该有大的财富积累。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人想到聪明的点子，得到专利，并获取回报。但是，仔细观察当今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人，就会发现他们赚钱不是因为聪明，也不是因为创新，而是因为垄断或者滥用的公司治理。所以，想象一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再观察一下眼前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了解不平等的原因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出现信任缺失？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的中国改革有可能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较大影响。改革进程中应考量哪些关键因素？

　　斯蒂格利茨：我想先问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们产生的根源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可以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看到中国的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以及一些主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本身也将腐败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腐败只是我曾论述过的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信任缺失的来源之一。不只是对政府的信任缺失，也有对私营机构的信任缺失。信任缺失来源于这样一个看法，即存在社会不公，特别是存在着极端的不平等。人们可以接受程度较小的不公平，但是当极端情况出现的时候，在社会体系内就会出现信任缺失。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不公平都集中在公共部门。但是环顾周围，我发现很多人也在担心一些私营部门发生的问题，如食品安全。这的确是一个私人部门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公共部门问题，因为人们期待政府保护公众。所以，简单地说“让市场发挥作用”并不是全部答案。如果不约束私人部门，就相当于变相激励它们实施损害社会利益的不法行为。在美国，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推动了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进程。（这本书描写了二十世纪初芝加哥的肉食加工厂中的黑幕及其造成的严重健康问题。）法案的出台既是不再信任食品企业的公众的需求，也是不再被公众信任的食品企业的需求。这是一个思考市场的真正问题所在的案例。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环境问题。因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市场失灵，同时也是政府失灵，因为政府没能阻止市场行为——污染。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对中国地方政府政绩，不仅仅以GDP衡量，还会以其社会绩效衡量。您认为 “社会绩效”应该涵盖哪些内容？

　　斯蒂格利茨：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比如事实上还不是独立国家的苏格兰，他们想从首府爱丁堡向地方分权，并且也在思考如何衡量地方的表现。这就是当地政府最为重要的工作。除了衡量GDP，现在还要衡量不平等性、环境与污染，还可以衡量一个指标，或者使用我们称为仪表盘的指标组合。总体来说，现在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并不充分。一个必须记住的重要方面是，不能把所有权力都交给地方。以一个社区为例，如果这个社区能够从上游得到清洁的水，那么这个社区就把资源放在上游并污染下游，他们并不担心污染下游的邻居。这样，不当激励的问题在社区层面就会出现。这是一个负外部性的典型案例。所以，如果存在空气污染或水污染问题，那么必须交给更上一级权力部门处置。

　　从现在开始改变

　　中国经济报告：为了使中国经济更富活力、更可持续，需要加强国内消费。请问，这应是什么形式的消费？

　　斯蒂格利茨：其实，我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中国需要加强的是国内需求，而不是消费。因此，问题应该是国内需求应采用何种形式。我认为，国内需求主要是私人消费的观点是错误的。若工资增长，私人消费会随之增长。中国的工资水平在逐步提升，但是工资在GDP中的份额依然低于几乎大多数国家，所以这方面增长空间依然巨大。同时，我认为提升国内需求最重要的是增加由政府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以及增加城镇化、公共交通、公园、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所以，回到第一个问题，在观察社会问题时，譬如如何管理城镇化过程，我的观点是需要利用市场——竞争性招标——选择建筑公司，但是协调过程必须由政府完成。

　　城市里面充满了各种外部性。因此，问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如竞争性外包，而非造成不平等问题的非竞争性外包。所以，政府在判断哪里会出现外部性、规划城市时如何减少环境影响等方面大有可为。地方政府把更多的责任委托给市场方，可以释放其有限的资源，集中精力解决外部性、规划、组织等关键问题。虽然计划经济声名狼藉，但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需要城市规划。缺乏规划的城市如同灾难，例如休斯敦，中国肯定不想走这条路。

　　谈到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公共私营合作制），那必须经过非常认真的设计。在世界上很多PPP模式中，政府承担了风险、私营股东取走了利润。这对私人部门有利，但对政府来说很糟糕。而这样的情形不断重演。所以，我认为现在市场对PPP模式有点信心过度，因为失败的案例太多。可以把美国银行系统看成一种非常特殊的PPP模式，其中银行冒险、获利，但是每次出现问题时都由政府买单。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公私合作方式，但也是一种低效率、不公平、不利于平等的合作方式。

　　最后，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中国亟需通过增加服务而非物质产品消费来提高国内消费。拥有更好的健康服务不会造成污染。可以理解中国第一阶段的发展是高度资源密集型的，尤其是在需要发展建筑业的城镇化阶段。当然建筑业也可以做得更环保一些。但在下个发展阶段，享受健康、教育服务不是资源密集型的，所以对环境的影响有希望降低。人们必须远离物质主义。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不改变，地球可能负担不了。我们不能等到灾难酿成之后才改变行为，所以，还是现在就开始改变吧，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远离物质主义。

　　（本文由《中国经济报告》编辑王艺璇译，宋欣容（ Sonja Astfalck）为《中国经济报告》研究助理）

　　对话人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4岁，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所（BWPI）主席，国际经济协会主席。

　　主要著作有《经济学》第三版、《喧嚣的九十年代》、《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讲义》、《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扭转全球化危机：斯蒂格利茨报告》、《失控的未来：揭开全球中产阶级被掏空的真相》、《世界的另一种可能：破解全球化难题的经济预告》、《狂飙的十年：一个繁华盛世的兴衰启示录》等。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李巍 研究助理 宋欣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