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破译“天书”的女翻译家

　　我喜欢这种忙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这样忙碌下去。

　　萧乾在世时，文洁若总是被先生的光环“罩住”，其实她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翻译家，一生翻译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和100多篇短篇小说，她还编辑校订了15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2012年12月，文洁若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与丈夫合译“天书”成佳话

　　转眼间，萧乾逝世已经多年。说起《尤利西斯》这部译作，文洁若的话语中仍充满了对先生的深深怀念。在新版《尤利西斯》中，文洁若作了很大修改，力臻完美。在她看来，这或许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在世界文学界，《尤利西斯》被人称为“天书”，素以晦涩难懂闻名。“这本书之所以难懂，除了读者对西方社会不够了解外，也与作者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有关。”文洁若说，全书除了夹杂着德、法、意、西班牙语以及北欧的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语和梵文。

　　说起与《尤利西斯》的渊源，还得追溯到文洁若幼年时。那时她父亲正担任中国驻日本外交官，时常指导她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文洁若8岁时，一天，父亲忽然指着《尤利西斯》对她说：“要是以后你能翻译这本书，才算有出息。”

　　文洁若记住了父亲的话。成年后，她对这本书特别留心，却从没动过翻译它的念头。直到1990年8月的一天，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找到文洁若，想请她和丈夫萧乾将《尤利西斯》翻译出版。“当时萧乾不同意，说自己都80开外了，搬这座大山太不自量力，可我却擅自答应了下来。”文洁若深情地回忆说，因为我在清华念书时学的是英语专业，后来当了40年的文学编辑，也有一定的翻译基础。

　　为翻译这部著作，此前李景端几乎找遍国内英语界一流学者，均遭婉拒。在文洁若看来，答应翻译《尤利西斯》，也是对萧乾过去精神损失的一种补偿。解放后很长时间，萧乾写作的权利被剥夺，珍藏多年的书简、笔记、卡片和日记等也在“文革”中化为灰烬，以致于许多素材无法成文。文洁若想：“倘若能和萧乾完成这部‘天书’的翻译，或许可以减少那无可挽回的损失，弥补一些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

　　翻译时，文洁若首先动笔，经常工作到午夜。在她的带动下，起初答应只做“校者”的萧乾“越陷越深”，终于成了合译者。为了翻译这部著作，他们做了数万张卡片，向国内外发出大量的请教信。4年里，他们起早贪黑工作，偶尔还为一些细微处发生争执，以致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事情就在门缝里塞纸条。

　　翻译时，一般由文洁若先译初稿和作好注释，做到“信”，而萧乾则进行润色，做到“达”和“雅”。尽管原作艰涩难懂，但文洁若和丈夫则尽可能用最贴切的中文加以表达，使其更加流畅、口语化。那时萧乾身体不太好，文洁若便安慰他：“与其从早到晚为病情忧虑，不如做好这项有价值的工作，说不定对身心会有益处。”

　　对于文洁若所做的工作，萧乾十分叹服。1994年《尤利西斯》译作出版时，他在序言中风趣地写道：“（译《尤利西斯》）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妻老夫，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放弃了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无数个通宵。从1954年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爱管闲事”的校对员

　　文洁若祖籍贵阳，1927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文宗淑曾担任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6岁时，她和姐弟被父亲接到东京生活过两年，回到北平后就读于圣心学校英文班和辅仁女中，抗战胜利后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

　　早在日本时，文洁若便表现出良好的语言天赋，日文说得如同母语一般。父亲便有意培养她的翻译能力，给她买来一整套日文《世界小学读本》，鼓励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搞翻译，以后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

　　父亲的话，深深地影响了文洁若。回到北平后，当她还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时，便开始将《世界小学读本》译成中文，前后花了4年时间，译出近百万字的文字作品。也就在那时，文洁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长大后当一名翻译家。

　　在清华读书期间，文洁若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都埋在“书斋”里。据她的同学宗璞回忆，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文洁若几乎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好像那儿才是她的家。作为练笔，文洁若曾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

　　1950年大学毕业后，文洁若顺利地考入三联书店当校对，次年调入刚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她最初的工作是发现、改正排字工人的错字。可她自己总想一试身手，看到一些小说校样时，她便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一一指出其漏译、错译之处。

　　看到文洁若“管得太宽”，人民文学出版社便成立了一个“整理科”，职能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由文洁若等几个“好管闲事”的大学生组成。这样，文洁若虽无权在译稿上直接改动，却能在稿子周围贴上小条，提出修改意见，以致经过她手之后的译稿上面，总是像老头子一样“满脸”胡须。

　　那时，文洁若参与编辑的译稿为丰富当时的国内文坛、传播外国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整理译稿”，文洁若也亲自操刀翻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历任编辑、编审，后来还担任了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那段时间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产期，翻译的作品以准确、严谨而著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生只做三件事”

　　“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一生只做三件事。”这是文洁若对自己人生的高度概括。1999年萧乾去世后，她更是把心思全用在了翻译和写作上，深居简出，把日常生活维持在最简单的状态，对一切干扰工作和生活的邀约都敬谢不敏。

　　“很多人觉得翻译是件苦差事，可每当我坐在书桌旁拿起笔来翻译时，整个人就觉得舒服，自在。吃什么反倒无所谓，甚至把菜和米放进锅一起煮，我都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文洁若说，这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么？

　　年过八旬的文洁若，如今的确不像在“颐养天年”。正如她所说，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萧乾的许多文章需要整理出版，萧乾父子通信集需要编辑校对，一部部大部头等着翻译，还有那么多的约稿信。不过，文洁若说：“我喜欢这种忙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这样忙碌下去。”

　　2020年，是萧乾诞辰110周年，文洁若打算推出他的全集。“因此，我要活到100岁。”文洁若说。

　　文/吴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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