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扶贫，走进“新”时代

　　当社会扶贫在我国扶贫开发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时，各界都在积极探讨如何在内涵和形式上对社会扶贫进行创新。20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扶贫是扶贫开发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扶贫作用可圈可点，从以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为示范引领，到企业、军队、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可以看到，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始终注重社会扶贫的创新。

　　机制突破，释放潜力与活力

　　上世纪80年代，社会扶贫提出了定点扶贫，90年代提出了东西扶贫协作，新世纪前十年注重动员企业扶贫。根据中央要求，新阶段在把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企业参与扶贫作为推进扶贫开发有效模式的同时，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采取行动，推动社会扶贫继续创新。

　　近年来，中央领导多次明确提出要加大社会扶贫力度，创新社会扶贫模式。党的十八大对扶贫开发提出了新的更高目标，进一步明确指出，到2020年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的目标，要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

　　为此，面对扶贫开发的新形式、新目标、新任务，迫切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继续关注和支持扶贫开发事业，需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和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工作格局。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做好社会扶贫工作，充分发挥其潜力和作用，更是一篇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文章。

　　众所周知，底子弱、条件差、资源少，是贫困地区共同的特征，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面前，要想推动这些区域脱离贫困，需要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在贫困地区，想仅仅依靠单个部门或组织的力量推动扶贫工作，往往会出现难以解决的悖论。采访中，多个贫困县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扶贫最需要的是财政资金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支撑，然而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又非常弱，用于扶贫的相关政策不甚明确，这就是一对矛盾。想要加速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要为扶贫打造一个专门的环境和机制，让贫困地区在特有的扶持环境下，赶上发展的步伐。

　　有人说，应对贫困问题，除继续着力于经济扶贫外，还需要强化扶贫对象的权利保障，注重改善社会扶贫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和社会环境，从而增强扶贫效果的长效性。

　　为此，今年5月，一份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残联、全国工商联联合研究制定的《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下发。

　　《方案》明确，在每五年开展一次社会扶贫表彰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荣誉表彰体系。对扶贫成效明显、贡献特别突出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可在尊重其意愿前提下给予项目冠名。

　　《方案》称，大力推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扶贫。建立定点扶贫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和通报制度。推动设立全国扶贫济困日，为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奉献爱心搭建组织动员平台。

　　同时，《方案》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设立扶贫基金，拓展社会扶贫筹资渠道，专项用于开展扶贫帮扶工作。加大财政对扶贫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制定政府购买扶贫领域服务的具体措施。简化扶贫社会组织登记程序，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给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不难看出，《方案》的出台与实施，进一步表明了国家对社会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这种制度和机制上的突破，可以更好地推动社会扶贫的创新，有效助力大扶贫格局。

　　科学发展，一切向“新”看

　　梳理社会扶贫20多年的发展史发现，有诸多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体现了社会扶贫的最新理念和创新性成果，有助于把握我国新时期社会扶贫工作的规律，进一步推动社会扶贫理论、政策和实践创新。

　　有专家指出，社会扶贫工作要科学开展，必须认识到新阶段扶贫开发形势的变化。就扶贫工作本身而言，随着农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扶贫开发工作的目标、任务、方针出现了新的变化，扶贫工作重点有了新的定位，扶贫格局有了新的拓展；就目前的工作形势而言，扶贫开发在发展区域经济、提高扶贫成效的同时，巧妙地将“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等新的扶贫思路贯彻其中。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均以项目扶贫为主要形式，以工程实施为重要载体。这些做法对我国取得的减贫成效功劳很大，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就是精准度不够导致减贫效率不高。虽然强调到村到户是一贯的，但由于扶贫工作对象大而化之，很多扶贫措施大水漫灌，不少资金都用到了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项目上，减贫效率打了不少的折扣。在此情况下，国家指明了方向，那就是精准扶贫。

　　当前，精准扶贫正全力推进，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扶贫开发任重道远。只有与时俱进，转型升级，减贫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在此背景下，社会扶贫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而精准扶贫必将是实现创新这一主线的基础和支点。同时，社会扶贫的多重创新，也必将打破原来比较单一的带有社会救济性质的社会扶贫而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以定点扶贫为例，目前，参与中央层面定点扶贫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共310个，帮扶全国592个重点县。有扶贫任务的2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在本辖区内开展了定点扶贫工作，并在市（州）、县（区）两级层层开展。2013年，地方层面组织的定点扶贫单位约13.5万个，帮扶13.6万多个贫困村。其中，仅省级层面组织的定点扶贫单位就达6300多个，帮扶1200多个贫困县、4800多个贫困乡、20000多个贫困村。军队和武警部队共与21个省（区、市）的63个贫困县、547个贫困乡、2856个贫困村建立了定点帮扶关系。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由市工委等部门牵头，也组织开展了市直机关与欠发达村“结对共建”等活动。可以说，目前定点扶贫工作已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良好局面。

　　例如，在国土资源部定点扶贫湖南新田县三井乡谈文溪村新农村建设中，扶贫工作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意识地通过资源整合，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要求，整合部、省以及县直30余个新农村建设相关单位和部门资金，各单位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发挥职能部门优势，通过以项目拼盘带动资金整合的方式，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从2010年开始，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定点帮扶天镇县卅里铺乡。在扶贫工作中，明确科学的脱贫思路是关键，山西省交通运输厅从一开始就注重问题的积累与归类，指出卅里铺乡贫穷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思路不清。为此，厅党组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和卅里铺乡政府一起为当地确定了“旱地变水地、漫灌变管灌、传统变大棚、种植加养殖、山坡变花果、五化变环境”的脱贫思路。经过3年多的帮扶，卅里铺乡10个村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村基础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1739元提高到现在的3855元，年均递增61%。

　　由此，我们总结出在精准扶贫为依托的前提下，找准症结搞攻坚是社会扶贫的“第一战役”，将这种方式用在精准帮扶和提高减贫成效上，绝对是智慧之举。

　　方式多样，“真金白银”的显性支持

　　眼下，虽然社会扶贫的形势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但是如果不注重扶贫效果的可持续问题，再多样的形式都将是徒劳无功。

　　如果说各类社会扶贫机制的搭建是看不见的隐形助推，那么多样的社会扶贫方式的灵活运用则是“真金白银”的显性创新和支持。以东西扶贫协作为例，它包括省际间和省内区域扶贫协作两个层面。省际间的扶贫协作始于1996年7月，目前东部共有18个发达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西藏、新疆作为一个贫困片区，整体享受重点扶持政策）建立了扶贫协作关系，基本形成了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和人才支持为主要内容的工作体系。在省内，目前已有15个省（区、市）开展了省内经济发达市县帮扶经济欠发达市县的扶贫协作工作。

　　数据显示，2013年，东部各省市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援助资金12亿元，引导企业协议合作投资4475亿元，实际投资2267亿元，领导互访4327人次，实现人才交流1366人次，其中党政干部交流297人次，专业技术人才交流1069人次；举办培训班488期，3个月以上36期，培训各类人员36000人次；帮助西部贫困地区输出劳务人员21.2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35.9亿元。各项综合指标已连续9年实现递增趋势。

　　这一串串数字，犹如简谱上流动的音符，跳动的音阶，组合成了东西扶贫协作的优美旋律。十多年间，东西扶贫协作从每一个扶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开始，通过东西部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方式，换来了一个又一个欣喜的硕果。并由最初主要是政府间的援助行为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再发展到包括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爱心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多形式、宽领域的广泛参与，从单纯的“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呈现出力度不断加大、领域不断拓宽、机制不断创新、体系不断健全的良好势头。

　　在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期间，北京方面不仅给予了专项资金支持，而且双方还互派干部挂职，以提高干部管理水平。双方在能源、交通、生态、金融、旅游、农牧业、科教文卫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针对帮扶地区社会事业滞后的现状，突出了社会事业领域的帮扶合作。这种全方位的社会扶贫工作，使被帮扶地区的脱贫效果更具长效性。据悉，按照京蒙对口帮扶8%的资金递增机制，2013年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的资金达到9331万元，其中用于支持重点地区帮扶项目资金达8331万元，而另外用于人才培训方面的资金达500万元。

　　探索和实践证明，东西扶贫协作之所以能深入和发展，人才资源的支持和交流是关键因素，是东西部实现“双赢”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东西扶贫协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的关键，更是东西扶贫协作机制的基本框架之一。

　　2010年，深圳市携创技工学校在贵州、甘肃招收了1180名贫困家庭子女，采取定向招生、免费培训、顶岗实习、定向就业的方式，实现了扶贫协作双方的互惠共赢，被称为是东西扶贫协作人力资源建设的创新。而辽宁省转移就业培训学校则专门承担该省东西扶贫协作及对口支援的青海、新疆等地的培训任务，招收受援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农村致富带头人、农业技术人员和基层扶贫干部，积极为贫困地区培养有效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促进脱贫。

　　总体来讲，东西扶贫协作，贵在持续，重在提升，巧在运作，乐在成效。在新的扶贫形势面前，东西扶贫协作潜力巨大，它将普惠与特惠、两厢情愿完美融合，把创新与传承进一步完善，促进了帮人帮己的全面协作，营造出传统文化的制高点，让东部用前瞻战略的眼光去谋划西部那块高地，为推动西部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做出了巨大贡献。

　　讲求实效，脱贫与发展的放大效应

　　应该说，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早已成为中央到地方的共识，而众多社会力量也尽可能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历史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寻求和探索着能发挥自身优势特点的社会扶贫之路。

　　但是，由于参与社会扶贫行动的机构工作性质不同、职能各异，所运用的扶贫方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总之，不管方式方法如何，有实效才是赢家。

　　以全国妇联定点帮扶甘肃漳县为例，自1998年11月被国务院确定漳县为全国妇联定点帮扶县以来，全国妇联一方面注重扶贫对象扶贫效果，采取产业扶贫方式，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可持续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注重贫困农民的智力扶贫，把帮助漳县干部群众转变观念、提高素质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兴建春雷学校、救助失辍学儿童、开展扫盲活动等计划列入帮扶日程，积极组织志愿者支教，认真开展扫盲活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努力增强干部群众的自我造血功能。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同样，民盟中央组织实施的“爱心温州·善行天下·明眸工程”，不仅直接通过手术帮助贵州、云南等省（区、市）的2000多名白内障、角膜盲等眼疾患者复明，而且在青海玉树州人民医院筹建眼科医院，12家医院与其建立合作关系，帮助建立防盲治盲模式，培养了100多名眼科医务人员和业务骨干，工程还特别重视眼保健知识的科普工作，试图从源头上降低各种眼疾的发生几率。这种重视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重视扶贫效果可持续性的社会扶贫行动，非常值得赞赏。

　　在山西省晋中市园林局社会扶贫创新工作中，该局发挥自身优势，确定了以种植短平快、耐旱的园林苗木为主，逐步实现园林苗木产业化的扶贫规划，无偿给贫困农户提供苗木，并多次邀请山西农大、省林科院相关专家和该局技术人员到帮扶村进行苗木技术培训，并通过结合其他综合性的扶贫措施，使帮扶村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2000年，位于云南丽江拉市海上游平均海拔3100米高寒山区的彝族村落波多罗，迎来了帮扶资助方乐施会。从此，这个村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祖祖辈辈靠山吃山、交通不便，几近与世隔绝的村落与乐施会结下了一段不浅的缘分。十几年来，乐施会与云南绿色流域的项目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波多罗，与村民同吃同住同生活，带领这个长期被边缘化的村庄展开了一场坚韧的反贫困实践与探索。如今，在乐施会与绿色流域的携手帮助下，波多罗村民通过扫盲夜校、技能培训班、开发生态旅游等项目重获新生，具备了自我发展能力，让一个社会理想图景变成了现实。

　　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扶贫者不满足于“送温暖”、“救济式”的扶贫行动，而是更加注重实效，在扶贫方案设计和实施中，更加立足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自立能力，更加关注社会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扶贫的成效大于一切，注重人力资本、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可持续性所达到的效果才是真正的脱贫。

　　迎难而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虽然，我国已经具备了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基本条件，但是社会扶贫工作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社会资源投入到扶贫事业中的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民众财富水平还不相匹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民储蓄率高达52%，是世界水平25%左右的两倍多，居民人均存款超过4万元。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总量看，2011年全社会慈善捐赠总额为817亿元，仅占GDP比重的0.17%左右。

　　二是捐赠来源结构凸显出社会参与的广泛度低。我国捐赠总额中80%以上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捐赠，个人捐赠不到20%，而美国捐赠总额中75%来自个人捐赠。

　　三是缺少具有公信力的服务机构和服务平台。存在想扶贫的扶不着，想捐赠的捐不上的现象。同时，各类非公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志愿者自主开展扶贫爱心帮扶的事实大量存在，政府却不能全面跟踪把握，难以监督指导。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扶贫开发工作上升到道路和方向的高度，社会扶贫进入更大的实施空间，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对于社会扶贫而言，必须一方面积极推动定点扶贫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强化、细化和具体化，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广泛深入动员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着力从业务指导、搭建平台、营造氛围、服务监管等方面有所推动和突破。

　　同时，在新战役面前，社会扶贫理当以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迎难而上，继续传承其改革创新精神，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做实这篇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文章。

　　□本刊记者 马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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