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的记忆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可是我，却在二十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的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读小学。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把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可是那一年春节，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只有几张了。头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毛钱一个。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

　　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又问我偷了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的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了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的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着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着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

　　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里委屈，晚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地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父亲就拿手在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装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那个刮脸刀，父亲就此长长久久地用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一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

　　算到现在，父亲离开我已经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的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阎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