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农民工之痛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中国式 农民工 痛
  • 发布时间:2010-05-13 16:45
  2010年4月6日,北京红十字宾馆里,31岁的农民工周述恒隔几分钟就能接到手机来电,全是媒体采访要求。这让他很为难。“手机马上就没钱了,我让老婆给我充钱,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先打宾馆的电话?”

  这样的情形让他受宠若惊。13年来,从未有哪怕一家媒体关注过他,尽管他评价自己这13年来的生活“震撼、恐怖,可当惊悚小说来读”。

  现在,他,一个老家在四川达州、工作地及居住地都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农民工,因为出版了一本46 万字的小说《中国式民工》突然受到关注。

  小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首印三万册,一周后又加印了一万本。图书编辑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副部长“点名要看这本书”。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他给自己取名周小凡,他还有不少“亲朋好友”,像堂兄周小林、同乡张志伟、女友英子、工友刘全海…… “都是真实故事,只不过名字改了。”

  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好面对本刊记者,周述恒应付自如。他似乎早就在等这一天,“只有媒体多多报道,国家领导人才可能知道有这么本反映农民工群体的书。”

  他戴着500度的金框近视眼镜,小心翼翼地坐在你面前,像个书生。不过,他一再强调,文质彬彬是假象,严肃起来时,他的眼神里会透出一股杀气:在他当农民工13年的日子里,不少即将要火拼起来的场合,这股杀气屡屡将对手吓走。他说,这得益于练过两年武。

  周述恒对农民工有自己的理解,“没有固定工作就是农民工。” 在他的打工生涯里,多数工作都是如此,接个散工干几天,立马又得另换一家。

  这种日子很难捱。有段时间,散工也不好找,他只好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满福州乱转,寻找招工信息。

  最惨的一次,周述恒持续失业半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实在没饭吃只能找同乡借钱,再通过关系央求一家工厂收下他,“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好。”和他年纪相仿的农民工,大部分都饿过肚子,“一个月生活费80元还要活下来”的日子,也经历过。

  尽管早已成熟练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周述恒又一次失业。他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

  只是,这一次,多年的情感积累,让他有把话说出来的冲动。他把一成不变地生活下去看成是“逆来顺受”,把这次写作视为“反抗”。一个农民工写什么书这几乎是一个“愚蠢至极” 的决定。

  他的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床、一桌和一个简易衣橱,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因为女儿刚出生不久,这么间小屋子,现在又挤进了张婴儿床。

  写作期间,朋友来串门只能坐床上了。听说周述恒居然在写小说,朋友都觉不可思议。“一个农民工写什么书!”“异想天开!简直是神经病!”

  周述恒有些苦恼:真的要写下去吗?写完了又给谁看?

  他那台二手电脑也不听使唤,常常莫名其妙地坏掉。有一次好不容易写了一万多字,还没存档电脑就坏了,只得从头写起。

  好在妻子对此并不太反对。于是,17个月来,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周述恒白天出去跑跑活,晚上趴在电脑前写作。有时会一直写到次日凌晨。

  虽然很激动,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并不卖座。他将部分小说放在起点中文网首发,却很快被淹没。

  在这个“85后” 网络文学阵地里,他写的这种反映现实疾苦的小说根本无人问津。穿越、重生、YY(网络用语,指“意淫”),主角快速成功,继而怀抱美女而归的情节,在这儿才是成功之道。

  这给周述恒带来无情打击:农民工文学,究竟写给谁看?在经历无数次泥牛入海后,他改将小说发布在读者群体更为小众的网络文学网站“红袖添香网”,居然当天引来一万人“围观”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烟雨红尘网”,“围观” 人数迅速蹿至2万人。

  转机来了。不少网友开始联系他,支持他。更多的网友希望这本小说可别写着写着就“太监” 了(网络用语,指“放弃”)。他坚持了下来,并因为网上的火爆而受到出版社垂青。

  去去去,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如今,小说出版了,记者纷纷邀约采访,对周述恒来说,眼前的一切似乎是场“白日梦”。这个梦,他在多年前曾做过。

  他生活的地方绝对是穷乡僻壤:房子用木块和土砌成;冬天睡觉时用稻草取暖;做饭是用罐子从房顶吊下来,下面点柴火,整个房间熏得漆黑;厕所就在猪圈里……

  这是1996年四川省不少农村的真实景况。当时的四川,正开始以密集的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温州、广州、厦门、福州等东南沿海城市。

  周述恒就是在这一年坐上火车来到福州。他原本可以考大学,但在15岁那年,一场意外夺去了母亲的生命。他只能辍学。爱好武侠小说的他当时还天真地做着梦:自己会不会是一位“大侠”。或者,至少能妙笔生花,绘出许多侠客形象。

  但梦想很快破灭。他发现他练的那些所谓武术,对于谋生毫无用处;他写的一本30万字的武侠小说,七次拿到出版社咨询均遭拒:你有钱吗?你有名吗?没钱、没名,出什么书?

  他只好做了与同龄人一样的选择–––– 当一个农民工。此时,他仍然做着梦–––– 有一天“荣归故里”。他误以为,火车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迎面而来的会是一件又一件浪漫的事。

  只是这种浪漫一转身就变成了严酷。在福州,他挨家问招不招工,每一家都回答不要。通常的情形下,他连工厂门都进不了,“去去去,我们这儿不是慈善机构。”

  周述恒无数次和守门的保安说,自己什么苦都能吃。得来的却是一瓢冷水:回去吧,中国能吃苦的人太多了。

  打工噩梦

  若干年过去,周述恒不得不感慨,自己当初把打工想象得太美好了。

  他至今仍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记忆犹新:用香蕉水抹去塑料桶上的字。这份工作需要每天工作12 小时,月工资仅120元。他每日闻着刺鼻的香蕉水味,拼死拼活干了一整月,月终时不仅没拿到工资,还因为没有擦干净等原因被工厂扣钱,最后反而欠了工厂80元。

  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得了急性哮喘。因为这个病,周述恒得以从工厂出来,但是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工厂说他是被“劝退” 的。

  他身边的朋友们也并不比他好多少。周述恒不少从事装修业务的朋友,需要每日用电锯切割建材,却没有口罩可戴。有人为了省钱,甚至干脆住在装修屋里。

  积年累月的工作给这些农民工的身体种下恶果。周述恒亲眼见到一些农民工得了职业病,回乡后就死去了。还有些农民工,因为长期接触化学材料,生下智障的孩子。

  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工伤之痛。有一个叫秋娥的工友,在一次开工时,因为成品模具螺丝没固定好,一整块掉了下来,整只右手被齐齐砸断。工厂除了支付医药费外,另外给了一万五千元补偿金。

  秋娥伤愈后回了老家,没法再找工作。同样是这家工厂,另一位工友被喷出来的足有1000多摄氏度的塑料熔浆打在脸上,当即毁容。可事故后,她竟然没有去找老板赔偿,原因是这个职位能拿到1400 多元工资,如果她去讨要赔偿,赔偿金能拿到多少不说,这份工作是肯定保不住了。

  第一份工作之后,周述恒跟着堂兄一起进了一家镗钢厂搬运钢材。对他那时的年龄来说,这算不得好差事,但总算能养活自己了。

  不久后,经堂姐的一位朋友帮忙,周述恒又跳槽去了福州市一家钟表厂。在福州,类似的电子工厂很多,已成熟练工的周述恒在不同的钟表厂之间跳来跳去,试图找到一家工资最高的,但结果却大同小异:交完房租、准备好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能余下百来块钱。

  城管对三轮车“捉了放,放了捉”堂姐的这位朋友叫英子,说起英子,周述恒的脸上流露出光彩,因为他一度与英子成为恋人。

  英子的原型是福州市城里人。与英子相恋那段时间,周述恒拼命工作,他去了电子城,那里可以只上白天的班,到晚上时,他还可以自己去摆地摊、骑三轮。

  之所以去摆地摊、骑三轮,是因为微95%以上的农民工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后回到家乡,有的甚至带回一身的伤残病痛,终老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的薄地里。

  薄的工资无法满足挣钱愿望。周述恒说他堂姐在福州干了八年,薪水总共涨了500多块,涨速基本上没跑过通货膨胀速度。

  然而干私活也有风险。城管很快盯上了周述恒。稍有不慎,他的地摊货物就会被抄走。最多的一次,当场损失了600多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薪水。这样的结局,让周述恒直想哭。

  三轮车更是城管“关照” 的对象:抄走一辆三轮车,再让农民工赎回,就能收罚款250 元。周述恒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福州城管对三轮车可谓“捉了放,放了捉”。

  1999年时,因为三轮车师傅对城管执法意见太大,甚至发生了集群殴打城管事件,这件事,周述恒也写进了小说。小说里,同乡张志伟为了挣更多的钱而去做了更为辛苦的建筑工,由于太累,在推水泥车的时候从四楼摔了下去,幸好因电线杆拦住,得以保命,但肋骨摔断了四根。

  同一时间,工友刘全海为前一份工作没有拿到工钱的事而奔波,他最终同意了劳动局的调解:对于拖欠的工资只要一半,不再闹事。刘全海对劳动局办公人员千恩万谢,但就在他拿着盖有劳动局公章的调解书去找老板要钱时,遭到工厂保安一顿毒打。

  95%以上的农民工归宿相同让周述恒痛苦的除了这些打工过程中的挫折,还有城市里那一道有形无形的“墙” :“融入不了城市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周述恒开始变得很敏感。有一次他去买菜,一个本地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买十斤莴笋,找钱时漫不经心地说:“两毛钱就不用找了,我不是那些农民工。” 当场被激怒的周述恒立刻也拿出钱给老板:“老板,五毛钱就不用找了,我就是农民工。”另一次,他去药店买药,服务员看他的农民工装扮,白了一眼说,这个药很贵,你买不起的。周述恒当时就掏出所有的钱摆在柜台上,“这些钱买得起吗?”说完,他又把钱全部收起来,“我今天就是有钱,但我不买了。”

  这份敏感也让他选择了与英子分手,“门不当户不对,没有安全感。” 他最终选择了与同样来自农村的方敏在一起。

  如今,小说的出版并没有减轻周述恒的焦虑。他说从出版方拿到了一两万版税,“以后根据销量可能还会有一点”。但是,回到福州去当农民工仍然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他也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千百种人就有千百种命,但95%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或是心血后回到家乡,有的甚至带着一身的伤残病痛,终老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薄地里。

  “国家虽然提供了一个打工的场所,却没有很规范地制定出保护打工者的法律制度。” 周述恒说。

  他现在的希望是女儿的命运能与自己不同,“我希望她将来能做律师,不用害怕遭人欺负,还能帮人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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