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有赢家的游戏

　　民间借贷违约、坏账等问题持续高发，有可能危及区域金融生态，这对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各方来说都不是好事。

　　对于借贷方来说，高利贷虽然用起来方便快捷，但是成本极高；对于放贷方来说虽然收益丰厚，但是风险极大。

　　“当跑路、失联出现时，对于投资人来说，都犹如是‘五雷轰顶’，因为这意味着不仅投资人的收益泡了汤，而且本金也会血本无归。”投融界一位分析师说。

　　不难理解，当跑路、失联发生时，对于借贷方、担保方、放贷方来说，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而事实上，各方同输的事件正越来越多。

　　担保公司也跑路

　　当企业资金链断裂，大量企业主跑路的情况下，与之相关的担保公司也受牵连。

　　5月22日上午9时，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内，被告之一的亿江南融资担保公司无人现身庭审现场，由此牵出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军已“失联”的事实。杜军“失联”，背后涉及的资金或达6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常州市2012年共发生担保代偿169笔，代偿金额达5.7亿元，是历年累计代偿总额的3.8倍，涉偿担保机构共32家。2013年上半年发生代偿2.3亿元，涉偿担保机构22家。

　　“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亿江南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对象频繁出现问题，接二连三有企业还不上钱，因此亿江南方面也不得不为企业代偿银行欠款，最后资金跟不上了。”有知情人告诉记者。

　　6月4日，四川隆昌县鹏润融资担保公司法人代表夏小龙失踪，数千名债权人血本无归。

　　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隆昌县涉案群众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债权人李女士告诉记者，隆昌县一共就几十万人口，据目前维权人数统计，已经有2200户以上涉案，金额超过2.5亿元。

　　7月8日，作为四川民营融资担保龙头之一的汇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传除法定代表人孙康之外董事会成员集体失去联系。

　　据公司官网显示汇通担保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金历经几次增资扩大到9亿元，员工超过200人，2013年营业收入近3亿元，为企业提供的累计担保融资达到了320亿元。是目前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注册资本最大的股份合作制信用担保专业公司之一，亦是四川省中小企业信用与担保协会理事会员单位。

　　银行是必然的受害者

　　当企业主与担保公司出现资金断裂而跑路时，银行是必然的受害者，并且往往损失的不是小数目。

　　贵格纸业法人代表黄海鸣及其配偶于5月25日失联，涉贷3.8亿元。

　　永春宏泰实业法人代表林劫波及其妻子于5月25日失联。永春联盛系列涉及农行、建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海峡银行等5.94亿元贷款。

　　广州市金山联纸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郝艺远已于8月15日失联。据不完全估算，此次广州纸贸危机涉及银行贷款7.8亿元，多家银行牵涉其中。

　　在青岛君利豪集团老板王莉“跑路”事件中，有消息称王莉目前欠贷至少在12亿元以上，涉及三家以上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据了解，当诺奇老板跑路事件曝光后，福建银行业界已风声鹤唳。一大批当地银行中高层遭停职、免职，被银监部门约谈。而且，各银行都在排查存在风险的企业。有当地企业老板表示，部分银行已经明确下文，贷款额度要收紧。

　　有银行业人士分析认为，有些企业从银行贷款后，有可能还会再到民间借高利贷，当高利贷公司知道企业已经从银行贷到了款时，更原意借钱给企业，而等到企业资金链断裂时，往往是高利贷公司早已收回了成本，银行成为必然的受害者。

　　加剧银企信任危机

　　企业主失信、失联频现，这也加剧了银行与企业间的信任危机。

　　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浙江，在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得益于浙商群体自身的诚信传统和良好的银企关系。但记者近期在杭州、温州、绍兴等地调研发现，银行和民企之间关系已从“蜜月期”步入“紧张期”。

　　“信用，曾是我这代浙商最美好的回忆。”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忆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温州，企业家刚开始做生意，互相借钱几十万，就放在编织袋里拿走，连数都不数。“后来企业有了出纳、会计，相互资金往来就正规一点，但打一个电话，一天之内借个上千万也没问题，连借条也不用写。”

　　但在2011年9月，曾因资金链断裂，身背20亿巨债无力偿还的胡福林出走美国，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跑路潮”标志性事件，此外，各地也不时出现民营企业主出走事件。尽管胡福林经多方劝解后回国并致力于企业重组、慢慢还债，但他坦承，当年温州企业主的“跑路潮”，为当前银企关系陷入僵局开了恶例。

　　在温州，记者对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及浙江本省的台州银行、温州银行等多家驻温州机构的负责人采访了解到，各银行普遍对民营企业感到“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建设银行温州分行一名负责人说，“尤其是眼睁睁看到一些欠债不还的企业主，将资产转移到亲戚名下后，任由企业破产也不还债，个人照样潇洒生活，我们都快气死了，还拿他没办法。”

　　“2008年后一段时间，银行追着企业放贷款；2011年以后一段时间，企业求着银行放贷款；最近来看，银行对民企到了又怜又恨的地步。”农业银行温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银行前两年的利润就拿来填这几年的不良贷款了。”

　　银企之间破碎的信用关系直接影响到信贷质量的下降。统计显示，当前浙江不良贷款“双升”态势令人担忧：截至6月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1356亿元，比年初增加157亿元；不良贷款率1.96%，比年初上升0.13个百分点。

　　危及实体经济

　　对于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小企业叫苦，银行也在喊冤。一位银行负责人表示，银行贷款业务的核心是风险控制，由于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控成本高、利润低，企业“融资贵”的板子也不能全打在银行身上。“我们出于信用风险考虑，自然不愿放款给中小企业，即使放款，前置条件也会比较多。”

　　“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主要是融资渠道窄、信息不对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说，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尤为突出。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在经济回暖尚不明确，民间借贷利率上升，有可能危及区域金融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