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贪官不高调

　　近读史书，读到了关于唐朝宰相李义琰的资料，发现李义琰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官员。他升任宰相后，他的弟弟给他买了一些木材，让他重新修建一所大房子，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盖大房子，而是仍旧住在原来的小房子里，他弟弟给的那些木材，因为长时间派不上用场，后来都烂了。他对弟弟说：“我的官已经做得很大了，位置很高了，现在又建个大房子住，难免会有灾殃的！”无独有偶，清代重臣曾国藩也是一个特别低调的官员，有一回，他的家人准备在老家重新修建一所房子，他的弟弟请人设计好了图纸后，派人将图纸送到曾国藩手中，曾国藩看过以后，感觉房子盖得有些大了，便将图纸进行了修改，将原设计中的“大房子”改成了“小房子”，要弟弟照此图纸建房，并在信中解释道：“弟领悟盈虚消长的道理一直很有心得，这件事也应该三思而后行，这是极重要的嘱咐。”正因为行事低调，所以李义琰和曾国藩都得以善终。可悲的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像李义琰和曾国藩这样懂得“低调”，很多人在得势之后，往往忘乎所以，得志便猖狂，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清代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就因为过于高调而遭到查处，最后被处以绞刑。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乾隆，以甘肃“地瘠民贫”为由，奏请皇上允许甘肃重开“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允许富家大户子弟通过向政府捐献粮食来换取监生资格，政府所收的捐粮，可在灾荒年月用来救济灾民。乾隆批准了这一奏折，甘肃得以重开捐监。但在“捐监”过程中，陕甘总督勒尔谨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亶望通过巧妙运作，将“捐粮”改成了“捐银”，而所捐的这些银两，大部分进了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个人腰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由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一职。王廷赞到任后，“前腐后继”，通过同样的手段，很快捞了个盆满钵溢。这一集体贪赃枉法行为，朝廷并没有察觉，但王廷赞的一个举动却引起了乾隆的怀疑，最终导致这一惊天大案浮出水面。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河州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朝廷派大部队进剿，军费开销耗资巨大。这时，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上奏乾隆，说鉴于朝廷军费紧张，自己愿意献出四万两银子，“以资兵饷”。按理说，在朝廷危难之际，主动献出自己的银子来作军费，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但问题是，你一个布政使，哪来的这么多钱？一出手就四万两，你自己到底有多少钱？正是王廷赞这一慷慨举动，引起了乾隆的高度警觉，乾隆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便责成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勒尔谨当时已因军务不力被免职）暗中查办。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人的集体贪赃行为得以真相大白。最终，勒尔谨被赐死，王亶望被处斩，王廷赞被处以绞刑，余者涉案官员，或斩首，或流放，皆受到严惩。

　　试想一下，如果王廷赞不高调，而是像李义琰那样为人低调，他的贪腐行为还能够败露吗？而这种因贪官本身高调而受到查处的事件，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把反腐行动都寄托在这种小概率事件上，则贪官受查处就只能归结于偶然因素，受查处的几率就要小得多，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反腐机关建立长效反腐机制，从多个角度对官员进行监督，才是反腐行动的正确出路。

　　【原载2014年9月24日《通辽日报·传奇故事》】

　　唐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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