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父亲突然感冒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病情来得急，突然昏迷，不能开口说话。妈妈赶紧找来当乡村医生的亲戚给父亲挂水，而后又叫妹妹打电话给正在岳父母家的我。
父亲一天一夜都没有说话，心脏还在缓慢地跳动。有人建议送附近的镇医院去试试。妈妈坚决不同意，怕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死在路上，不吉利。我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怕钱花了，人还是没了。父亲的生命，第一次进入一个寂静无声的时段，我们都在等着，不是期待奇迹，只是想听到他最后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总不会……
妈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她和姐姐妹妹一直在翻箱倒柜，我问她们在找什么，妹妹说：“爸爸一直说存了几笔钱，数字上万呐，不知都放在了哪里？”妈妈、妹妹找遍了每个抽屉、每个罐子、每个角落，一边找一边抱怨。
直到初五晚上，父亲终于张口说话了，喉咙里明显堵着一块痰，后来知道那就是回光返照。妈妈急切地问：“那几张存单，放……放在哪儿？”
父亲微微睁开眼，说出了地方，妹妹很快在存放鸡蛋的陶罐底部的旧报纸下方，发现了一份我若干年前带回去的文件材料，那文件是摺页式的，十多张存单就隐身在那里，有的五百，有的八百。
大姐点了一下，她突然有些不合时宜的兴奋，脱口而出：“你存的是一万八千二百，意思是：要--发--儿，‘要发我儿’，是吧？”大姐最知道父亲的心思了，父亲艰难地点了点头，也笑了。我永远记得那个深夜父亲在临终时对我们的交代。父亲吃力地伸出那双枯萎的大手，慢慢抚摸着儿子的头、脸，从上到下，摩挲了一遍，仿佛是在跟另一个自己道别，这恐怕就是农村人理解的传宗接代的最有仪式感的一个场景了。父亲的那一万八千二百块钱，其实对我们并没有实际的作用，只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鼓励。
父辈是从物质稀缺的年代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最明白钱的来之不易。父亲走后，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每次回去都要给她个千儿八百的。她把我们带回去的大钱都封存在塑料袋里，然后在灶口挖个洞，将塑料袋藏到那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挖出来……
上次回去的时候，妈妈喜滋滋地告诉我，她已经存了八千块钱了。我责怪她：“给你钱就是让你花的，存起来有什么意思？要是存款，不如我自己存了！”妈妈说：“农村的规矩，人死了总要给儿孙留点钱，什么都不留下，不作兴啊。”
这是农村人最朴实的“钱意识”。其实，“农二代”的我们，和他们相比，又有多大不同？今天的我们东奔西走，积累人脉，集聚财富，购置房产，不也是为了将来给儿女留个殷实的家底吗？许多人工作或生活的动力不都是源于“票子、房子、孩子”吗？
也许，这一切是对社会保障缺乏安全感的一种反求诸己的自律。不过，儿子将来会在乎这些吗？当他在乎这些时，他又会有什么出息呢？想起父亲在世时，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儿孙胜于我，要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
可是，那个常常逼问我“要钱做什么”的亲人，却在最后留给我一大笔钱，他们一辈子花过多少那样数目的钱呢？而且，他留的是一万八千二百元，谐音：要--发--儿。人生注定是这样的悲壮吗？想到九泉之下的父亲，想到他已经无法分享儿孙幸福的今天，想到那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未来，心里有一种窒息感，说不出来。
【原载2014年11月3日《大家文摘报·阅读》】
周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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